部長被擋、「Taiwan 毛巾」被禁──誰在名古屋亞運畫出那道「不存在的紅線」？

一週前，一條寫著 Taiwan 的毛巾，牽出一連串事件：一張列出兩面旗幟、又在銅牌戰前悄悄撤下的球場告示，以及主辦方兩次公開致歉。旭日旗得到了道歉，毛巾也得到了道歉；然而同一張告示上的另一面旗──中華民國國旗──從頭到尾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說明裡。

國際體育組織常把「政治中立」掛在嘴邊，作為維持賽場秩序的根本原則。名古屋這一週提供了一個少見的機會，讓我們看見這條原則在看台上如何被執行：由誰判斷、依據什麼、出錯之後又向誰解釋。

爭議事件留下的三個核心問題

第一，中華民國國旗算不算「參賽國的國旗」？

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賽，使用的是奧會會旗。依組委會重申的規定，主辦方可以主張中華民國國旗本就不在允許範圍內。這個立場並非不能說明，但組委會選擇不說。

第二，「Taiwan」是不是政治訊息？

現場人員認為是，組委會事後認為不是。同一個詞，在 9 月 25 日的看台上和 9 月 29 日的記者會上，得到相反的定性。問題不只在於誰判斷錯誤，更在於觀眾進場前無從得知標準在哪裡。

第三，為什麼有的說明了，有的沒有？

旭日旗和毛巾都獲得公開更正，國旗則被留在沉默裡。要不要說明、向誰說明，本身也是一種選擇。

在名古屋，回到「名古屋決議」：對台灣參賽權有何影響？

這不是台灣第一次在名古屋碰上名稱與旗幟的問題。

更早之前，台灣已經付出過代價。1976 年蒙特婁奧運，地主加拿大不允許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賽，代表團最終退出。1979 年 10 月 25 日，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在名古屋開會，作成後來被稱為「名古屋決議」的文件，重新界定兩岸在奧林匹克體系中的身分，同年 11 月獲國際奧會全體委員通過。台灣方面不服，一度訴諸法律途徑，直到 1981 年初雙方才達成共識。

1981 年 3 月 23 日，中華奧會與國際奧會簽訂《洛桑協議》，台灣自此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名義參與奧林匹克運動，使用會旗與會歌，而不是國旗與國歌。這套安排後來被稱為「奧會模式」，也成為台灣參與幾乎所有國際賽事的基本框架。1984 年 2 月的塞拉耶佛冬奧，台灣首度以「中華台北」之名出賽；同年洛杉磯奧運，則是首次以此名參加夏季奧運。

亞運方面，亞運總會在 1973 年 11 月決定由北京代表中國，台灣自 1974 年德黑蘭亞運起被排除在外，連續缺席四屆。直到 1989 年 4 月 6 日，兩岸奧會在香港簽署協議，約定台灣團隊赴中參賽時，主辦單位一律以中文「中華台北」稱呼，台灣才在隔年的北京亞運重返賽場。

40 多年來，這套框架有其現實意義：它讓台灣選手得以留在國際賽場上。但它也留下一個始終沒有被正面處理的空白：

「中華台北」以外的台灣符號，究竟該如何定位？國旗不是參賽旗幟，那「Taiwan」這個字呢？它是地名、是政治主張，還是什麼都不是？

2018 年 11 月 24 日，台灣舉行第 13 案公投，詢問是否以「台灣」為全名申請參加所有國際賽事及 2020 東京奧運，結果同意約 476 萬票、不同意約 577 萬票，未獲通過。

公投前，國際奧會三度致函中華奧會：5 月表明「中華台北」依 1981 年協議不得更改，10 月要求說明公投程序，11 月 16 日更同時發函政府，援引《奧林匹克憲章》，警告若政府作為妨礙國家奧會運作，可能中止或撤銷對中華奧會的承認。中華奧會主席林鴻道與多位國手，都以保障參賽權為由公開反對改名。

奧會模式不只是外部加諸的限制，也牽動著台灣內部對參賽權與名稱之間的取捨。名古屋的這張告示，正是在這個空白上被貼出來的。

不只是台灣：國際賽事如何處理各國旗幟限制？

名古屋這張告示上，原本就不只有一面旗。

「旭日旗」在日本國內並非違禁物。日本政府與 2020 東京奧運組委會都主張，它在日本廣泛使用，本身不構成政治宣傳，因此不列為禁止攜入物品。但在韓國、中國等地，它被視為日本軍國主義與侵略的象徵，國際賽事中屢有爭議。

2017 年亞冠聯賽「水原三星」對「川崎前鋒」，川崎球迷在客場展示旭日旗，亞足聯對川崎開罰。東京奧運前，韓國要求禁止旭日旗進場，東京組委會拒絕，國際奧會只表示將個案判斷。2022 年卡達世界盃，則有保全攔下想帶旗入場的日本球迷。

同一張告示、兩面旗、兩種結論。組委會的說法是規則一致：禁止的是「參賽國以外的國旗」。但結果正是由這條規則的分類方式決定的：誰算參賽國、哪一面算國旗。中華民國國旗被歸為「非參賽國」的旗，旭日旗則因為「不是國旗」而不受限制。差別看似出在規則，實際上出在規則替誰的旗子劃線、在誰的主場執行。

把視野拉遠，類似的「規則承受者」並不少見。

• 俄羅斯：

國際奧會執委會於 2023 年 12 月 8 日決議，持俄羅斯或白俄羅斯護照的選手須以「個人中立運動員」（AIN）身分參加巴黎奧運，兩國的國旗、國歌、代表色等識別一律不得出現在官方場館與活動。

參賽條件包括：須透過國際單項總會的資格賽取得資格，積極支持戰爭者不得參賽，不得與俄、白兩國軍方或國安機構有合約，兩國政府官員也不受邀請。2026 年 7 月，國際奧會暫時解除俄羅斯奧會的停權，但俄國選手能否使用國旗與國歌仍未決定。

台灣參賽同樣有書面依據，但《洛桑協議》是政治妥協的產物；俄羅斯的限制則是國際組織針對入侵行為的制裁，有決議文件與資格審查機制，也經過公開的辯論。

• 科索沃：

西班牙不承認科索沃。2018 年 11 月的馬德里世界空手道錦標賽上，科索沃選手不得使用國旗與國歌，記分板以「WKF」代替國名。國際奧會隨即要求各單項總會暫不將大型賽事交給西班牙，西班牙政府才與西班牙奧會、國際奧會發表聯合聲明，承諾依奧林匹克禮儀允許科索沃使用國家象徵。

然而 2019 年 2 月，西班牙仍拒絕為科索沃升旗奏歌，歐足聯只得將一組 U17 歐國盃資格賽移出西班牙；同年在瓜達拉哈拉舉行的歐洲空手道錦標賽，科索沃也因無法展示國旗、國名與國歌而退賽。

這幾個案例的共同點，不在誰比較委屈，而在同一組問題：限制的依據是什麼？由誰決定？是否事前公開？事後是否說明？用這組問題回頭看名古屋，最突出的不是限制本身，而是說明的缺席。

名古屋的告示提供了一個近距離觀察的機會：規則沒有改變，改變的是誰在現場解讀它，以及事後誰得到解釋。

台灣代表團與觀眾，如何「承受」規範與限制？

討論國際體育的政治時，焦點通常落在國際組織的會議室，或主辦國的外交部。

但名古屋這一週顯示，規則真正被執行的時刻，往往落在場內工作人員身上，而且必須在幾秒鐘內做出判斷。在這次事件中，台灣至少在三個層面上站在「承受」的一端：

類似情況並非首見。2024 年巴黎奧運羽球男雙四強賽，台灣觀眾寫有 Taiwan 的應援毛巾也被工作人員搶走，中華奧會榮譽副主席陳士魁當時表示，每屆奧運都是如此，並非針對誰。如果這次的處理確實由對手抗議觸發，問題就不只是規則是否明確，而是規則的執行是否隨著對手而改變。

9 月 29 日組委會的說明，至少證實了一件事：寫有「Taiwan」的毛巾本來就不在禁止之列，制止是現場人員的錯誤認知。

換句話說，看台上的觀眾承受了一條不存在的規則。

觀眾的回應也值得記錄。毛巾被要求收起時，看台上響起的是「Team Taiwan」。當物件被限制，聲音成了替代品。這種從物件轉向口號、從實體轉向社群媒體的移動，也讓「政治中立」越來越難管理：一面旗可以在入口攔下，一陣呼喊或一段在網路上流傳的影片，卻沒有告示可以禁止。

究竟，觀眾在進場前，能否清楚知道哪些物品、哪些文字是被允許的？現場人員依據什麼標準判斷？被制止時，觀眾有沒有提出異議的管道？背後答案，在名古屋都不清楚。

這些問題也不會隨著亞運閉幕而消失。下一場國際賽、下一個主辦國、下一位必須當場判斷的工作人員，都會再次面對同一個「空白」。2027 年 11 月，台北大巨蛋將主辦世界 12 強賽的預賽與複賽──到時候，台灣是主場。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孫雅為

編按：主圖截自 運動部競技運動司 官方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