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習慣在重大新聞發生後，先觀察幾天，再形成自己的判斷。多年參與國際事務與多邊政策研究的經驗讓我發現，事件剛發生時，最先出現的解釋往往不是最完整的，反而容易受到詮釋者的既有政治立場影響。
最近法國的「校園抗爭」演變為「街頭動亂」，便是一個例子：當巴黎和利摩日市政廳等地的衝突、縱火畫面在台灣社群媒體上流傳，有人很快將事件歸咎於法國的「移民政策」，甚至視為台灣引進外籍移工的「警訊」。
然而，仔細檢視抗爭的起因、法國的社會結構，以及兩國截然不同的移民制度，就會發現這個類比有相當大的問題；更值得關注的，其實是法國長期累積的教育資源失衡、郊區治理困境，以及國家財政與社會期待之間日益擴大的落差。
起點單純的學生抗議為何變調？
9 月底，巴黎拉馬丁中學外，約 80 名學生舉著手寫標語，質問校方：「我們每天（在惡劣環境中）從早上 8 點待到傍晚 6 點，究竟是在上學、還是在服刑？」（顯然他們不曾體驗過「東亞式」的教育環境⋯⋯）。
這樣的抱怨，遠遠不如後來街頭上燃燒的垃圾桶、市政廳穹頂引人注目，卻更能說明一開始的問題根源：
這波學生抗爭的起點，其實來自 9 月 21 日巴黎東南郊克雷泰伊一所高中的師資短缺爭議。學生們自主表達對班級人數過多、教師不足、設備老舊及課表安排的長期不滿。但因消息透過網路傳播後，獲得大量學生族群的共鳴，遂逐漸擴大為全國性抗議。
到了 9 月底，已有數百所學校受到影響；10 月初，受波及的學校更一度超過千所，同時間也有越來越多長期不滿勞動環境的教師們，加入或聲援這場學生運動。
面對原本相對單純的「校園抗爭」，法國政府卻決定採取強硬執法措施，學生與警方的衝突也因此愈演愈烈，成為事件擴大失控的第一個導火線：根據《世界報》報導，9 月 28 日至 10 月 5 日，警方累計現場逮捕超過 6 千人，其中進入警察拘留程序者更以未成年人居多。
到了 10 月中旬，原本以校園師生為主的抗議群眾，又與工會組織成員、抗議生活成本過高者及反對財政緊縮的示威者匯流，在組成份子日趨複雜的狀況下，場面也因此越來越難控制，部分城市因此開始出現更嚴重的暴力與破壞事件。
法國政壇目前的亂局，更為已經開始惡化的情勢「火上添油」：在即將於明（2027）年迎來總統大選、目前朝野對立嚴重的法國政壇，總理勒科爾尼（Sébastien Lecornu）及政府官員厲聲指責「激進左翼勢力」介入；反對派則批評馬克宏政府「完全無視學生訴求」，並質疑警方的執法方式。雙方政客的作為不僅沒能緩和情勢，反而讓爭議與衝突持續擴大。
綜合以上事件升級過程，我們可以初步得知：法國這場風波所反映的，除了一開始的教育現場問題，如今已擴大為民眾對公共服務品質與政府回應能力的不信任。學生不滿學校，勞工擔心薪資與福利縮水，一般家庭則承受物價上漲的壓力⋯⋯。這些問題各有不同的成因，卻在同一個時期集中爆發。
而接下來政府和國會的回應，則成了事件的助燃劑：作為執政者，當然有責任維持公共秩序，縱火、攻擊他人與破壞公共財產也不應因為參與者年輕，就被合理化。但同樣重要的是，不能因為抗議後來發生暴力（特別是被有心的極端人士借機發難），便忽略最初促使學生走出教室的原因。
郊區破敗、族群歧視、財政惡化的「三重危機」
要進一步理解這場抗爭背後的三大社會矛盾，我們必須先回到巴黎周邊郊區的發展歷史，尤其是塞納－聖但尼省（Seine-Saint-Denis）。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進入工業擴張與都市化時期，政府為解決住宅短缺，大量興建集合式住宅社區（grands ensembles）。這些社區後來也成為許多移民勞工及其家庭的居住地。
然而，自 1970 年代起，去工業化、製造業外移與失業問題逐漸衝擊這些地區。部分社區更長期面臨公共設施不足、教育資源落差、住房品質不佳，以及居民向上流動機會極為有限等困境。
這段歷史與法國的殖民背景密切相關，但不宜簡化為「移民造成郊區衰退」：人口集中、勞動市場變遷、住宅政策與公共服務分配，都是影響今日法國郊區命運的重要因素。
2005 年，兩名少年在克利希蘇布瓦躲避警方盤查時觸電身亡，隨後引發持續數週的全國性騷亂。2023 年，十七歲少年納赫勒（Nahel Merzouk）遭警方射殺，再度引爆全國抗議。兩次事件雖然起因不同，卻都讓外界重新關注郊區居民與警察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年輕世代對制度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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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共和傳統強調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對官方依族裔分類人民也相對謹慎。然而，法律上的平等並不代表社會待遇沒有差異：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持續研究移民及其後裔的處境，其調查結果顯示，2019 至 2020 年間，高達四分之一的移民後裔表示曾在過去 5 年遭遇差別待遇或歧視，遠多於整體人口的平均比例。
這背後存在一個值得注意的矛盾：許多移民後裔在法國出生、接受法國教育，甚至已經是第二、第三代公民，卻仍可能因為姓名、居住地、家庭背景或外貌，在就業與社會生活中面臨不同待遇。
對這些年輕人而言，問題往往不是能否在法律上成為法國人，而是社會是否真正把他們當成平等的公民。
政治經濟學家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提出的「退出、發聲與忠誠」（Exit, Voice and Loyalty）理論，在此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觀察角度。當個人不滿制度時，可以選擇離開、提出改革訴求，或繼續支持現有安排。但對經濟條件有限、缺乏政治影響力的年輕人而言，離開並不容易；當正常表達意見的管道又無法有效回應，抗議便可能成為他們試圖讓社會聽見訴求的方式。
當然，這絕不代表群眾暴力因此具有正當性，而是提醒我們，政府除了處理街頭衝突，也須了解哪些問題讓民眾逐漸失去對制度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目前並沒有充分的系統性資料，足以認定這波學生抗爭與其後的升級，是由特定移民族群所發動──若將郊區貧困、青年抗議與移民身分直接畫上等號，既忽略了參與者的多樣性，也無助於理解真正的政策問題。
法國今日的困境，還有另一個經常被忽略的面向：國家財政。
根據 INSEE 公布的最新數據，2026 年第二季末，法國公共債務已達 GDP 的 119%以上，且法國正長期面臨財政赤字與債務壓力。在歐盟財政規範、市場融資成本及國內政治分歧之間，政府可運用的政策空間已愈來愈有限。
馬克宏政府在 2023 年推動退休制度改革時，曾因動用憲法特定程序，在未經國民議會正式表決的情況下通過改革，引發大規模抗議。儘管相關程序具有法律依據，卻也反映政府推動重大改革時，已很難取得足夠的社會共識。
如今，法國政府一方面必須控制財政支出，另一方面又要回應教育、住房、醫療、薪資與社會福利等需求。加上隨著歐洲安全局勢大幅變化，國防支出也成為新的預算壓力來源。換言之，即便這些需求都具有政治與政策上的正當性，但財政資源有限，任何政府都很難在短期內滿足所有期待。
從多邊治理的角度來看，這也是歐洲／歐盟近年愈來愈明顯的結構性問題：歐盟可以透過共同財政規則，要求會員國改善預算紀律；然而，教育品質、住房供給與地方公共服務，最終仍需要各國政府自行解決。
法國近年不斷出現的示威與政治僵局，反映的正是政府改革能力與社會承受程度之間的落差。這也是為何一場原本以學校設備、教師人力為訴求的抗議，最終會與其他社會不滿產生共鳴、進而匯流為難以控管的怒火。
台灣不應把法國的問題，誤解成移工政策的必然結果
回到台灣，近期筆者看到網路上有一種說法，竟引起不少附和：該論點將法國街頭騷亂視為「大量引進外籍移工」的後果，並以此反對台灣進一步開放外籍移工。這種比較看似直觀，實際上卻忽略了兩國在人口結構、移民歷史與制度設計上的重大差異。
首先，法國長期面對的是移民與其後裔的社會整合問題。根據專業機構的初步統計，移民約占法國總人口的 11.6%，光是在法國出生的移民後裔就有數百萬人。這些人具有不同的國籍與社會背景，其中許多也早已成為法國公民。
反觀台灣的外籍移工制度則主要建立在聘僱許可與工作居留上，根據勞動部統計，2026 年 8 月底，在台移工總數約 91 萬人（其中有效聘僱許可者約 81 萬人）僅佔台灣總人口的不到 4%。
換言之，兩國不僅所謂「外來人口」規模大不同，勞動移動、長期居留與取得國籍的制度也有明顯差異。
更重要的是，法國與北非及其他前殖民地之間存在長期的人口流動與殖民歷史。台灣與目前主要移工來源國的關係，則有不同的歷史與經濟背景。因此，不能直接拿法國歷經數十年的移民整合問題，來推論台灣引進移工必然會造成相同的社會後果。
反過來說，台灣也不能因為兩國制度不同，就認為自己完全不需要面對移工整合問題。相較於法國，我認為德國過去的客工制度（Gastarbeiter）反而更值得台灣研究。
該制度指的是，西德在戰後經濟快速成長時期，大量引進土耳其、義大利等國勞工，最初同樣將他們視為暫時補充勞動力的人口。然而，隨著工作、家庭與社會關係逐漸建立，部分勞工最終長期定居，原先以短期聘僱為基礎的制度，也開始面臨教育、社會保障與移民整合等問題。
瑞士作家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曾留下廣為引用的一句話：「我們需要的是勞動力，來的卻是人。」這句話的價值，在於提醒政策制定者，勞動市場需要的人力，並不是可以與社會生活完全分開的經濟資源。
台灣正面臨高齡化、少子化與長期缺工。從製造業、營造業到家庭照護，外籍移工早已成為經濟與社會運作的重要一環。政府近年也逐步透過中階技術人力等制度，提供部分外籍勞工較長期的留台工作途徑。
這些調整反映出台灣的人力政策正在改變，但現有制度仍有許多值得檢討之處，包括仲介費負擔、轉換雇主限制、勞動條件、居住環境，以及語言與申訴服務的可近性。如果社會對外籍移工的需求持續增加，相關制度卻沒有同步改善，問題自然可能在未來逐漸累積，這才是德國與法國經驗真正值得台灣警惕的地方。
比起限制移工，更重要的是改善治理
筆者並不認為台灣應該在缺乏充分評估的情況下，毫無限制地擴大外籍勞動力引進。任何人口與勞動政策，都必須考慮產業需求、住宅供給、公共服務、勞動權益及地方社會的承受能力。但政策討論必須建立在可以檢驗的證據上，而非直接借用他國的衝突畫面，作為反對特定人口群體的理由。
移工政策需要處理的，除了引進人數，還有如何降低剝削風險、確保合理待遇、建立有效的申訴管道，以及協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適應工作與生活環境。對於可能長期留台的技術人力，也應逐步建立更清楚的居留、職涯發展與社會參與制度。
這些政策不僅保障移工，也保障本地勞工與雇主。缺乏透明規範的勞動市場，容易產生不公平競爭；缺乏申訴與溝通機制的工作環境，則更可能讓原本可以處理的問題演變成勞資或社會衝突。
與其將移工視為潛在的社會風險，不如把政策重點放在風險究竟如何形成，以及政府有哪些工具可以及早預防。此外，台灣還有一項相對有利的條件：目前仍有機會在大規模人口與勞動結構變化進一步發生之前，提前調整制度。
法國所面臨的許多問題，是在郊區發展、移民家庭定居與公共資源分配經過數十年累積後，才逐漸顯現。台灣可以從這段歷史學習，但不必沿用法國的政策框架，更沒有理由直接複製其政治爭論。
正確理解並借鑑「法國經驗」
隨著 2027 年總統大選接近，法國將面臨下一場考驗，這場社會動盪也勢必成為各政治勢力爭取支持的重要議題。
例如：極右派非常可能進一步強調移民管制、治安與國家權威；左翼陣營則會持續聚焦財富分配、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而對長期執政的馬克宏陣營而言，最大的難題，則是如何在財政壓力、社會期待與政治分裂之間，重新建立政府搖搖欲墜的「施政可信度」。
然而，無論誰在下一次大選中取得優勢，法國都不可能僅靠更嚴厲的治安措施，或單純擴大社會福利支出，解決長期累積的問題。教育資源分配、青年就業、郊區住宅與交通、地方治理及警民關係，都需要持續而具體的改革。這些改革往往耗時、成本高昂，也很難在短期內轉化為政治成果，卻是法國必須正視的根本問題。
對台灣而言，法國的經驗值得引以為鑒，但真正的教訓並不是「移民太多必會導致社會動亂」，而是當人口結構、經濟需求與社會環境持續改變，政府若未能及時調整公共政策，既有的不平等與不滿就可能逐漸加深。
法國這場抗爭最初提出的要求，其實非常單純：足夠的老師、合理的上課時間，以及能夠安心學習的環境。這些訴求提醒我們，一個國家的治理能力，除了體現在經濟成長、財政紀律與公共安全，也應體現在人民是否能從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制度的公平與效率。
而台灣真正應該從本次法國動亂中自我警惕的，是如何「在問題尚未惡化之前，就建立有效的教育、勞動與社會支持機制」。這比拿著法國的街頭畫面爭論該不該引進移工，更有政策上的意義。
一個社會能否維持穩定，關鍵不在於人口來源是否相同，而在於制度能否讓不同背景的人，都有合理生活與改善處境的機會。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