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0 月 4 日，名古屋亞運正式閉幕。本屆台灣代表團共派出 482 名選手、參加了 34 種項目，最終拿下 5 金、17 銀、33 銅，共 55 面獎牌，在獎牌榜上排名第 15。
對比上屆杭州亞運的 19 金、20 銀、28 銅，本次除了金牌總數大幅減少外，也中斷了連續兩屆金牌破雙位數的紀錄。對於台灣代表團名次下滑，各界多認為是因為台灣熱門奪牌項目（如滑輪溜冰、橋藝、圍棋等），未列入本屆亞運。
總領隊廖裕輝在亞運閉幕當天坦言：「所有資源到位，大家盡力了，只是成績差強人意。」更早在 7 月公布參賽名單時，運動部長李洋則已承諾：「成績好壞由運動部承擔。」
獎牌數量固然是檢驗主管機關施政的重要指標，但更重要的是，當選手走下賽場、回歸日常後，還有多少人願意花時間關注他們？又有多少人知道，他們接下來要如何延續選手生涯、靠著什麼撐下去，直到下一次站上舞台？
誠如 2025 年 2 月，中華職棒會長蔡其昌在臉書寫道：「你不能只有在贏的時候才愛他們。」本文將帶讀者看看，各國的粉絲、機構與制度，如何把對選手的愛與關懷，轉化為實際的支持行動。
粉絲如何支持運動員？從到場應援到募款與資源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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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板球：球迷如何用到場與募款支持國家隊？
尼泊爾板球隊於名古屋亞運對戰阿富汗。圖／截自 Cricket Association of Nepal-CAN@臉書專頁
9 月 26日，尼泊爾在日進市的板球場出戰日本，看台上坐滿了從東京、大阪自費趕來的尼泊爾球迷。對旅外的尼泊爾人來說，到場看球是他們與家鄉重新連結的寶貴機會。
自 2016 年，尼泊爾板球協會因政府干預協會運作遭國際板球總會停權後，民間在支持選手上便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停權之前，尼泊爾政府推動和平進程受阻、制憲工作陷入僵局，加上人口大量外移與族群衝突加劇下，板球就已成為尼泊爾人在世界舞台上為國家加油的方式。
2018 年 1 月，尼泊爾盲人板球隊因協會經費不足往返巴基斯坦參加世界盃。於是，尼泊爾板球支持者協會發起募款，共計募得 63.2 萬盧比（約新台幣 13 萬元），好讓球員能搭機返國。協會主席席格德（Bhanu Sigdel）表示，替國家出賽的運動選手，應該被好好對待。尼泊爾盲人板球隊隊長杜瓦爾（Kirtan Shrestha Duwal）更說：「支持者協會替政府做了它本該為國家選手做的事。」
2025 年，尼泊爾在蘇格蘭丹地比賽時，這場僅有約 1,000 張門票的賽事，同樣吸引旅居英國各地的尼泊爾人到場支持。從倫敦來的辛卡達（Binod Bikas Simkhada）說，有人連夜開車，只為趕上早場賽事；國家隊難得在附近比賽，正好讓他們可以再維繫與「家鄉」的羈絆。
同樣旅居蘇格蘭的亞伯丁大學研究員崔帕蒂（Sheela Tripathee）指出，人在異鄉，總想找個理由離家近一點。過去靠的是節慶、電影，或熟悉的家鄉藝人來訪，如今板球也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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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舉重：選手如何靠社群求助獲得支持？
菲律賓舉重選手迪亞茲。圖／截自 Hidilyn Diaz@臉書專頁
擔任本屆亞運火炬手的菲律賓舉重選手迪亞茲（Hidilyn Diaz），曾在 2020 年東京奧運賽場上，為菲律賓拿下史上第一面奧運金牌。然而，這面金牌背後，也有著不為人知的唏噓與溫暖。
2019 年 6 月 3 日，已是里約奧運銀牌得主的她，在 Instagram 限時動態公開尋求私人企業贊助，許多支持者留言聲援。迪亞茲在動態中表示，自己其實很不好意思，「但為了我一直以來的夢想，替我們國家把奧運金牌帶回家，我會試著厚著臉皮開口試試。」
翌日，菲律賓體育委員會強硬回應，政府並未虧待她。不過，直到兩個月後，才由參議員吳鵬（Bong Go）出面牽線，促成菲尼克斯石油提供迪亞茲 200 萬披索（約新台幣 102 萬元）的贊助。
2020 年初，迪亞茲到馬來西亞進行移地訓練，原訂 55 天的行程卻因新冠肺炎疫情封城，意外滯留超過一年。起初，訓練團隊被困在吉隆坡的公寓，只能拿水瓶和竹竿代替槓鈴練習。所幸後來，馬來西亞舉重協會副主席阿末．賈紐斯（Ahmad Janius Abdullah）慷慨出借槓鈴，還把位於馬六甲鄉間的家族住宅借給她訓練，MVP 運動基金會也提供 150 萬披索（約新台幣 76 萬元）支付團隊的食宿，才一步步助她脫離困境。
奪金後，她在記者會上說，上帝派了很多人來幫她，包括馬來西亞的舉重社群與當地的菲律賓社群。
我雖然不在自己的家鄉，但在馬來西亞，我有家的感覺。
──迪亞茲
當運動成為希望：離散球員與難民選手如何追逐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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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棒球：離散球員如何為家鄉而戰？
9 月 21 日，巴勒斯坦棒球隊首度站上亞運舞台。三戰全敗之後，23 歲的沙辛（Luke Shahin）說，穿上這件球衣的感覺和他打過的任何比賽都不一樣，「我們是為了家鄉那些替我們鋪路、讓我們有機會站在這裡的人而戰，這遠遠不只是一場球賽。」19 歲的拉楊（Yacoub Rayan）則說，這項賽事讓更多人看見，巴勒斯坦人每天需要面對的處境。
巴勒斯坦棒球隊萌芽於 2017 年的加薩，當時前足球員塔費什（Mahmoud Tafesh）花了一個月時間，靠 YouTube 影片自學棒球，並自掏腰包湊出球棒、將網球當訓練用球，招募了約 50 名青年開始練習。同年，他協助成立巴勒斯坦棒壘球協會，並在 2019 年 11 月加入世界棒壘球總會。2021 年，該協會正式被巴勒斯坦國家奧會認可為單項協會，並由哥哥艾哈邁德（Ahmed Tafesh）出任首任主席。
巴勒斯坦棒球隊在社群上募資前往名古屋亞運的經費。圖／取自 zeffy 官方網站
為了找到棒球隊成員，巴勒斯坦棒壘球協會更與芝加哥的巴勒斯坦裔美國人運動協會合作，逐一翻查美國大學與獨立聯盟的球員名冊，凡是姓氏看起來像巴勒斯坦裔的球員，他們一個都不會放過。
三壘手阿瑪德（Dylan Ahmad）回憶，2023 年他還在西雅圖讀大四時，現在的隊友哈林（Yunis Halim）透過 Instagram 找上他，邀他加入巴勒斯坦隊。當時，他的第一反應是：「拜託，巴勒斯坦怎麼可能有棒球？這八成是詐騙吧。」直到兩人在芝加哥當面碰頭，對方又承諾給他 2023 年亞錦賽的參賽資格，他才終於相信。
隊上的多功能球員伊穆德（Nader Ihmoud）回憶，2023 年球隊首次出國比賽並直播後，他們陸續收到從加薩、約旦河西岸傳來的照片和影片，裡面都是人們圍著螢幕看他們打球的畫面。他分享，「直到那一刻，大家才真的意識到這件事的份量。誰上場都無所謂，我們就是得贏，而且是為他們而贏。」
三壘手阿瑪德坦言，球隊見過太多經歷戰爭的孩子，親眼看過戰爭對一個人的影響，所以他總覺得欠家鄉的人一些什麼。他認為，獎牌固然重要，但他們在場上最想做到的，是讓巴勒斯坦那些守在直播前的人露出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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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難民隊跆拳道：運動如何改變選手人生？
本屆亞運，也首度設立難民隊。10 月 2 日，來自約旦阿茲拉克難民營、18 歲的敘利亞選手胡奈迪（Tala Hasan Hunaidi），在女子 49 公斤級 16 強比賽中，以 0 比 2 輸給最後奪金的中國選手馬靜月。
自 2016 年起，這座難民營接受世界跆拳道總會新成立的跆拳道人道基金會協助，先是聘用營區附近村落的薩巴赫（Asif Sabah）為難民營的跆拳道教練在營區開班授課，後於 2018 年蓋起專屬的人道跆拳道中心。
薩巴赫回憶，2016 年他用卡車把道墊運進營區，少年法拉吉（Wael Al-Farraj）自願幫忙卸貨，後來他成為了營區第一位取得黑帶的孩子。截至2024年，營區已有約 80 人取得黑帶。
我最大的動力很單純，就是想給這些孩子一個機會，讓他們能用更正向的眼界看待人生，也找回一些失去的希望。
──薩巴赫
總會主席趙正源（Choue Chung-won）在成立基金會時指出，全球難民有一半是兒童，而跆拳道是一種負擔得起、容易推廣的工具。他對聯合國難民署表示，跆拳道能帶來希望，也能給這些年輕難民最為缺乏的規律，以及對安穩生活的盼望。
畫面回到亞運賽場，胡奈迪在賽前受訪時說道，運動讓她變得更好，也有了希望，感謝國際奧會、亞奧理事會與世界跆拳道總會幫她圓夢。
總會主席趙正源。圖／截自 World Taekwondo@YouTube
運動員為何陷入困境？從協會治理到補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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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排球：協會遭停權後，國家隊為何陷入經費困境？
9 月 27 日，菲律賓男排首戰輸給南韓。賽後，隊長巴古納斯（Bryan Bagunas）公開表示，排協的例行津貼從 7 月起就沒發，亞運期間有時連午餐都得自掏腰包，隊上甚至有人得向隊友借錢，才能去練球再回家。
回到今年 5 月底，菲律賓體育委員會以「嚴重治理疑慮」為由凍結排協所有經費，並列出排球協會在國家隊參賽承諾、品牌贊助露出與營運協調上的誠信問題。同一天，國際排總以嚴重的治理疑慮與多項涉嫌違反倫理規範為由，將菲律賓的排協停權，並交由獨立的倫理小組調查。
之後，菲律賓排協幹部在 7 月全體請辭，並於 8 月10日完成改選，由勞法蘭克（Frank Lao）當選新任主席。排協在巴古納斯發言後發表聲明致歉，表示 8 月接手時，協會已背負龐大債務，勞法蘭克甚至得自掏腰包，發給每位球員 2 萬披索（約新台幣 1 萬元）的津貼。
9 月 29 日，菲律賓男排又敗給台灣隊，分組三戰全敗。前一天輸給中國隊後，巴古納斯就說，他們不會把財務困難當作輸球的藉口。對此，參議員維拉努埃瓦（Joel Villanueva）要求在預算審查時，嚴格檢視體育委員會 1.1 億披索（約新台幣 5,620 萬元）的國際賽備戰經費，究竟有沒有用到選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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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輕艇激流：黃金計畫如何影響選手的訓練與生涯？
台灣隊激流選手張筑涵。圖／截自 張筑涵｜Chang Chu-Han@臉書專頁
台灣隊激流選手張筑涵，10 月 1 日在女子 K1 決賽最終以第 4 名作收，她賽後落淚表示，去年因亞錦賽未達考核標準，失去「備戰奧林匹克運動會黃金計畫」的資源支持，這一年幾乎靠自己掏錢聘教練、出國移訓與參賽，總花費可能已達百萬元。
綽號「百八」的台灣隊教練陳瑋涵指出，張筑涵從巴黎奧運後才開始獲得黃金計畫的資源，真正有完整資源的時間只有一年多，並表示若以奧運四年週期來看，只用第一年的單一賽事成績，決定接下來幾年的資源去留，「好像有點過度嚴苛」。換言之，陳瑋涵認為若能改採多場賽事的平均成績、世界排名進步幅度等指標綜合評估，甚至設置緩衝期，對選手會更合理。
香港體育學院的精英訓練補助，就採取了不同於台灣的評估方式。其以選手前兩個年度的成績作為評定標準，未達標的選手只要符合這些條件分別包括有文件證明的傷病或懷孕；當年因奧運、亞運、世錦賽等大型賽事週期，沒有同級賽事，且選手至少參加一場其他比賽；經單項總會與總教練推薦的全職選手；以及前一年曾在亞錦賽取得前八名，或亞洲排名前十、世界排名前三十。，也可再延長最多 12 個月的補助期間。
10 月 2 日，張筑涵收起落寞的心情，在女子越野激流決賽頂住兩名中國選手的夾擊，奪下銀牌。賽後她表示，前一晚覺得衛冕失敗辜負了許多人的期待，如今終於可以釋懷，並說道：「這一次，不用急著謝謝別人，我想謝謝我自己，一路堅持走到今天。」
如何把對選手的愛與關懷，變成真正的支持？
組委會會長、愛知縣知事大村秀章。圖／截自 大村秀章@X
10 月 4 日閉幕式前的記者會上，組委會會長、愛知縣知事大村秀章，對因混亂與層出不窮的失誤而受到困擾的運動選手致歉。
環太平洋大學副校長、運動人類學教授真田久批評，本屆賽會的交通與住宿是最大的問題，尤其部分選手因接駁而損失練習時間，恐怕無法發揮實力。他認為不蓋選手村、改採分散式居住是主因，更呼籲賽後應成立第三方機構，客觀檢證這些問題。
然而，筆者在意的不是主辦方的道歉，抑或賽後的檢討，而是從本文提及的案例中，我們究竟如何看見社會對運動與選手的愛與關懷。誠如日內瓦的運動與人權中心提醒，運動本是一套圍繞選手建立的生態網絡，其中，運動組織、政府、主辦城市、贊助商、轉播商、球迷與選手各司其職。
至於，究竟該由誰、透過什麼樣的機構與制度，才能讓選手在面對失敗與挫折時，仍有繼續走下去的勇氣？又要怎麼做，才能讓社會大眾願意在他們低潮時，繼續陪伴？筆者認為，真正的支持，或許不只是選手站上頒獎台時的掌聲，而是如蔡其昌所說的，當他們落敗、受傷、迷惘，甚至暫時離開聚光燈時，「沒有離開過」的陪伴。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編按：主圖截自 運動部競技運動司 官方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