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緊握著手，冷汗直流，這是最後一球⋯⋯飛出去的時候，不要回頭，帶著我們的夢一起走。」
2026 年世界棒球經典賽（WBC）正開打，耳機裡播放著滅火器的〈夏天結束以前〉。那是燃燒生命，即便在九局下半也要奮力奔跑的熱血。
此時的我不在東京巨蛋，而是在倫敦冬日的辦公桌前，一邊處理著異國的工作，一邊緊盯螢幕上那場決定台灣命運的韓澳大戰。
賽事規則冷冰冰地算計著：若韓國以 8:3 擊敗澳洲，台灣便能挺進下一輪。因我們先前輸給了日本與澳洲，如今得在複雜的失分率中，尋求那一絲渺茫的生機。我看著那些跳動的數字，一球球的投擲彷彿能跨越時差，填補我與家鄉的距離。然而，現實終究不像熱血漫畫，最終韓國以 7:2 贏得勝利──數字很明顯，本屆賽會台灣無緣晉級。
「名份、失落，與隱形的座標」
比賽結束，螢幕裡的韓國選手們在球場高聲歌唱著勝利；緯來電視台的主播輕輕說了一句：「謝謝你（指中華隊成員），讓我們有做夢的機會。」
聽到的瞬間，我微熱的淚水奪眶而出。這句話好溫柔，像故鄉的媽媽在耳邊叮嚀；這句話也好沉重，像歷史在我們背上刻下的隱形座標。
我認為這句話雖然簡單，卻意外道盡了台灣退出聯合國後，長期累積的集體意識：那種習慣被國際舞台忽略、習慣「志在參加，不在得名」的自嘲，以及那種──習慣了拼盡全力也未必能換來名份的失落。
從那年開始，「被迫習慣的（沒有）旗幟」
其實，我們更習慣了「不見自己的旗幟」。這份集體失憶與壓抑，最早可溯及 1971 年，那是台灣命運最關鍵的一年：我們在種種壓力下、正式退出了聯合國。從那之後，台灣／中華民國，就像是在國際社會上開始了一場看不到終點的流浪。
隨後而來的，是更具體的割裂：1976 年的蒙特婁奧運，體育遇上了政治現實，當時的加拿大政府因為外交考量，堅持不讓「中華民國」用原本的名字和國旗參賽。
那時國際奧委會其實有個提議，問我們要不要改用「台灣」這個名字進場？但在那個面子比什麼都重要的年代，當時的政府硬是不肯妥協，最後我們選擇了直接退賽。
而那次退賽，就像就此轉身離開了世界舞台，讓我們在往後數十年裡，必須在看台上、在頒獎台前，習慣那面並不真正代表家鄉、卻是唯一生存空間的旗幟。
我們也逐漸學會了在無聲中尋找自己的座標，在沒有國歌的旋律裡、沒有國旗的環境下，在心裡低頭哼唱屬於自己的鄉愁。
我所深愛的這份不完美
後來看著台灣的新聞裡，廣大球迷溫柔地說著「沒關係」、「中華隊很棒」，我才發現，這份對國族的情感投射，其實也是對我自己的投射。
在成長過程中，我也曾像這塊土地一樣，是不被期待、不被看好的。但我現在過得很好，雖然進步得慢，但我確實一步步地達到了目標。
而這一切都是過程。我們會逐漸茁壯起來的，台灣如此，我亦如此。
我想這份溫柔在台灣社會是極其可貴的，那是一種心心相惜的體諒。在那幾天，我們彷彿忘記了政治立場，忘記了島內長久以來的紛紛擾擾；我們團結一心，單純地相信英雄們下次會表現得更好，相信每一場汗水都是寶貴的經驗。甚至在對上韓國之前，大家還開玩笑地說：「沒晉級也沒關係，只要贏了韓國就好。」
那種「只要贏了就好」的純粹，其實也是對這份韌性的最高肯定。我們不求一步登天，我們只求在每一次的對抗中，證明自己正在變強。
我真是太愛台灣了，小小的，但堅韌不拔；不完美，但溫暖可愛。
後記：關於「那種不被理解的委屈」
我曾試著與英國室友 Matt，分享上週日台灣擊敗韓國隊的喜悅，他卻一臉不解地反問：「那有什麼用？晉級機率還是很低，怎麼可能剛好等到 8:3 這種比數？」
我一度想向他解釋那場勝利對我們的意義，但看著他那張理所當然的臉，最後我只是笑了笑，對他說：「算了，你不會懂的。」
他確實不會懂。作為一個英國人，他出生成長在一個即便衰退、卻依然能是「大國」的土地上。他無法理解，為什麼一個球隊連自己的國名都不能用、連國旗都不能懸掛；他無法理解，那種長久以來被國際社會忽略、習慣了「志在參加」的集體委屈。
那是我身為小國子民，才懂的溫柔。
（PS: 文中的 Matt 是我在倫敦最好的朋友之一，他是個溫暖且優秀的英國紳士。這段對話的紀錄並非針對他個人，而是想呈現出大國國民與小國子民之間，那種即便再親近也難以跨越的文化認知與情感共鳴點。這也是異鄉生活最迷人也最無奈的真實。）
主圖來源：取自 CPBL 中華職棒 臉書專頁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