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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對北京產生嚮往，是因為一個名叫小潔的女生。
小潔是我好友小寧的朋友，一個姿色很好、很懂得打扮的女生。那時候我常聽小寧提起她，說她在北京的一家美商醫療公司任職，工作很輕鬆，一個月卻可以賺 3、4 萬人民幣，生活過得很好，名牌包一個接一個地買。
對當時的我而言，3、4 萬人民幣（約當時的新台幣 14-19 萬元）是一個很漂亮的數字，北京也因此在我腦海中成為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
彼時我和男友小羅剛結束在印尼的生活，正準備尋找下一個落腳處。小羅國中畢業後就一直待在工廠，做了十幾年，在印尼已經做到製造部門主管；我則有碩士學歷，也曾經在銀行企金部門工作。我們都覺得自己還年輕，手上也不是完全沒有經驗，去北京闖蕩應該不至於活不下去。何況小潔告訴我，如果美商有機會，她可以直接幫我介紹。
於是，我們決定到北京追一個「中國夢」。現在想起來，那個夢其實很模糊，無非就是換一個地方、重新開始、賺更多的錢，看看人生是不是還有另一種可能。「北漂」這兩個字，那時候聽起來甚至有一點浪漫。
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累計薪水為零
偏偏我們遇上了疫情。美商沒有新的職缺，我原本以為已經鋪好的路，還沒開始走就斷了。
很巧的是，後來小潔搬進了我們租住的大樓──不只同一層，甚至就在我們隔壁。我們住的是一間大概 15 坪的 loft，一個月房租 4 千 5 百人民幣，加上水電和基本生活開銷，一個月至少要 6 千（約新台幣 2.7 萬元）。
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後來我對北京最深刻的印象，會恰好濃縮在這一層樓裡：牆的另一邊，是月入 4 萬人民幣、買 Chanel、跟醫生喝酒聚會的小潔；牆的這一邊，則是慢慢把存款花光的我和小羅。
沒有人介紹工作，我只好自己摸索。我開始用「Boss 直聘」找工作──其實還在台灣的時候，我就注意到這裡的求職網站上有一種職缺不斷重複出現，叫做「企業貸款專員」。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銀行做 ARM，屬於企業金融部門，平常替企業處理貸款、協助對保、維護客戶關係，所以看到這個職稱時，我直覺認為應該和以前的工作差不多；唯一讓我疑惑的是，刊登這些職缺的怎麼都不是銀行？但那時的我想得很簡單，如果真的找不到其他工作，至少這個職缺我熟悉，總算是一條退路。
只是我最先找到的工作不是企業貸款，而是某家中資保險公司。以前在台灣，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去做保險業務，但那份職缺寫得實在太吸引人。公司說會提供「優質老客戶名單」，還特別強調這些都是有消費能力的客戶。我相信了，也就進去了。
也是在那裡，我認識了牛紅、娜娜、龍龍。他們是我在中國認識的第一群同事，也是第一群朋友。我們一起培訓、一起 call 客、一起學習中國的保險制度，也第一次知道原來很多保險公司都在推「養老社區」：只要客戶的保費累積到一定金額，退休以後就有資格入住。公司甚至帶我們實際去參觀，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老去」這件事，有錢人也有完全不同的版本。
那段日子其實很快樂。我們每天一起笑、一起抱怨工作、一起分享自己的事情。他們對我是台灣人這件事格外好奇，也格外照顧我。只是快樂歸快樂，我們卻完全沒有賺到錢。一組人大概撐了半年，幾乎所有人都沒有什麼業績，而我這半年實際領到的薪水是零。
也是在那裡，我人生第一次聽到「有責底薪」這四個字：業績達標，才有底薪；沒有做到公司規定的業績，底薪就是零。那時我第一次對「公司」這個概念產生疑問，我以前一直以為，既然一家公司決定僱用一個人，公司和員工就應該共同承擔一些風險。反觀如果我有做到業績，你才願意給我底薪；我沒做到，你連一毛錢都不用付，那不就只是等價交換嗎？公司到底承擔了什麼？
意料之外的「另一個北京」
做保險的那半年，我遇過一個直到現在都還記得的客戶。那是一個 50 幾歲的男人。
當時北京還處於嚴格的疫情管理期間，大概每 3 天就要做一次核酸，小區附近的篩檢站總是排著長長的人龍。手機裡的健康碼幾乎等同於另一張身分證，進餐廳、商場、公共場所，到處都要掃碼，證明自己的核酸還在有效期限內。
我打市內電話約那位客戶見面，他在電話裡告訴我：「我身體比較不方便，就不要約了。」
但那時的我還充滿業務熱忱，很自然地回答：「沒關係啊，我可以去找你。」
於是我搭了地鐵，到某一站下車，再租了一輛共享單車騎十幾分鐘。最後抵達的地方，跟我平常看到的北京完全不同──沒有漂亮的小區中庭，也沒有管理員，入口只是一扇很單薄的門。推門進去以後，裡面是一間又一間昏暗的小屋，有些像鐵皮搭建的、有些甚至讓我想到茅草屋。住在裡面的，幾乎都是老年人。
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北京原來還有這樣的地方。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用「貧民窟」來形容它。
那個男人出來接我的時候，我才明白他在電話裡說的「身體不方便」是什麼意思。他的身體駝到像是幾乎折成一半，走路時頭低得快要碰到膝蓋。他帶我走進自己的小屋，裡面很暗，他 70 多歲的媽媽坐在旁邊，滿臉愁苦地看著兒子。
聊天的時候，他告訴我，自己已經不繳網路費，也不用手機了。我很驚訝，問他：「那你怎麼做核酸？你去哪裡不是都要掃碼嗎？」他說自己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做了。如果要出去吃飯，就去熟悉的店，那些人認識他。
我環顧那間屋子，發現裡面甚至沒有一張可以好好坐下來吃飯的桌子。那一刻，我突然不知道自己來這裡做什麼。我是來推銷保險的，可是眼前這一家人連最基本的生活都有問題，我要怎麼跟他們談退休規劃、資產配置、儲蓄？
最後我還是坐在那位媽媽旁邊，硬著頭皮問她，要不要考慮一份儲蓄型保險，以後至少可以留一些錢給兒子。她只是疲憊地跟我說：「再看看吧。」
我離開那裡，重新騎著共享單車回地鐵站，一路上我想了很多。那是我第一次如此具體地感覺到，原來北京可以非常有錢，也可以非常窮，而且這兩種北京離得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遠。
進入「民間金融」的世界
小羅的情況也不好。他來北京之後一直找不到真正穩定的工作，這也是我當時最不能理解的事情之一：他從國中畢業就在工廠工作，累積了十幾年的製造業經驗，甚至已經在印尼做到主管；可是到了北京，工廠卻不想要他。
原來，當地很多工廠用的都是臨時工，每天一群人站在門口等著被叫號，今天需要多少人就挑多少人，而且大家都偏好年輕的。
那時候小羅 32 歲。原來 32 歲已經不能算是年輕人了嗎？
他失業，我也沒有收入，最後變成我一個人靠存款負擔兩個人的生活。我第一次真正體會到被財務壓得喘不過氣是什麼感覺：房租不會因為你失業就少收一點，水電不會因為你今天心情不好就暫停，吃飯也不可能取消。我的存款就在這些最普通的日常裡，一點一點消失。
保險做不下去以後，我終於去了之前在 Boss 直聘上看到的那間企業貸款公司。一個名叫小孟的人，在我還沒有抵達北京前就一直跟我保持聯繫。他告訴我，他們這一行做得好的人，一個月至少可以賺 2 萬人民幣──又是一個很漂亮的數字。
進公司之後，老闆確實很看重我。公司 5、60 個員工裡，我的學歷大概是最高的。我有碩士學歷、有銀行經驗，外型和待人處事也還算得宜。那時候真的以為，這一次終於選對了。
直到小孟第一次帶我出去找客戶──他帶我去的地方，是聯徵中心。
在台灣，辦貸款通常會直接聯絡銀行，銀行再取得客戶授權調閱聯徵資料。但當時我接觸到的中國貸款流程裡，不少借款人會自己去查詢、列印信用資料，再拿去銀行申辦。於是這些「民間貸款仲介業者」找到了一個最直接的獲客方式：站在聯徵中心門口，等那些剛拿完資料的人走出來。
每天早上，我們 6 個人去那裡蹲點，下午 4 點再回公司開會，報告今天上午找到了幾個客戶。
第一次抵達聯徵中心門口時，我整個人愣住了。我們原來不是最早到的，外面早已站了 20 幾個「同行」──他們抽著菸，穿得很隨便，有些人甚至就是吊嘎、拖鞋。我後來跟他們聊天才知道，很多人只有國小學歷，學歷比較高的頂多讀到高中；而我以前待的銀行部門，最低學歷要求是碩士。
每天，只要聯徵中心裡有人拿著資料走出來，門外所有人的眼睛立刻盯上去，像看見獵物一樣，接著蜂擁圍上前問：「哥，要貸款嗎？」「姐，要不要幫妳看額度？」
那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文化衝擊。我原本以為自己要回到熟悉的金融產業，結果實際的工作卻是每天一早站在門口、追著剛查完信用資料的陌生人，問他是不是缺錢。
我努力試了一兩個月，最後還是做不到。我實在沒有辦法拉下臉，硬著頭皮逼問別人要不要借錢，所以還是離開了。
存款即將耗盡，兩人生活也開始變樣
這段時間，小羅陸續換過一、兩份工作，他做過一樣採取「有責底薪」的房屋仲介，也去過外賣平台當騎手。我們兩個都過得很痛苦，可是那時候的我始終相信，這只是暫時的。
當時我一直覺得，只要撐過去就好了。就算存款快花光了，只要再多撐一下，也許下一個月事情就會開始變好。
但小羅慢慢變得不一樣了。他越來越敏感，很多以前可以開的玩笑突然不能開了，也越來越容易不耐煩。我在跟他說話以前，甚至會先在腦子裡過濾：這句話他聽了會不會生氣？會不會覺得我看不起他？
我不是沒有想過離開。可是每當我真的下定決心，他又會告訴我以前那些很可憐的故事，跟我說現在只剩下我陪他。我又會不忍心。於是想走、心軟、留下、再吵架、再想走，一直循環。
也是在這個時候，我意外接觸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產業──家教。只是他們不太叫「家教」，而是叫「高端教育兒童陪伴師」，專門服務中國有錢家庭。
我第一個接到的家庭住在順義的別墅區。那家人非常有水準，待人也很親切。我後來因為好奇查了一下房價，那棟房子當時的價值換算成新台幣大約 4 億元左右。他們的家庭事業涉及採礦、法律，也經營美容相關生意。
我的工作其實很單純，就是陪孩子讀中文、英文、數學，一個小時 4 百多人民幣，一次 3 個小時。也就是說，每個星期日去一趟，我一個月大概就能賺 4 千 8 百元人民幣。
每月大約 5 千人民幣，對他們而言也許只是很普通的一筆教育支出，但對當時的我而言，卻是可以補上生活費的救命錢。
我也慢慢認識到這個行業的特殊性：通過仲介面試以後，他們會把老師加入「服務群組」，只要有新的家庭需求就會丟進群裡供老師們競爭。我曾經看過「住家老師，週休一日，月薪兩萬起」，也看過工作內容只要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 3 個小時，月薪卻有 3 萬人民幣的單子。問久了才知道，有些家庭是官二代，有些是藝人，有些則是富裕到超出我認知概念的有錢人。
我後來又接了第二個家庭，經濟狀況終於稍微改善了一些，卻也因此更清楚地看見了中國的貧富差距。
以前做保險的那群同事依然跟我保持聯繫。有人換了公司，有人繼續做業務，可是很多人還是在「有責底薪」的世界裡打轉，有一餐沒一餐。同一時間，住在我隔壁的小潔仍然買著不同的名牌包，晚上跟不同的醫生去酒吧、夜店聚會。
其實小潔對我一直很慷慨。她從來沒有因為自己過得比較好就看不起我。曖昧對象或醫生送她水果，她吃不完就會拿來給我。有次是一大箱櫻桃，那是當時的我根本捨不得花錢買的東西。
她也常常問我：「要不要一起去環球影城？」
如果是剛畢業、還在台灣工作的我，大概會覺得一張環球影城門票算什麼，小 case。但 26 歲那年的我只能笑笑跟她說：「沒關係，妳去吧。」真正的原因是，我的存款已經少到連那張門票都捨不得付。
我們明明住在同一棟大樓、同一層，甚至就在隔壁。後來我常常想，北京的貧富差距到底有多遠？對當時的我來說，那不就只是一堵牆的距離嗎？
與男友分手前後的那些事
小羅後來又換了工作，開始跑網約車。可是他常常需要跟我借油錢和汽車租金。我有一次忍不住問他：「你真的要算清楚，你每天這樣跑，到底是有賺錢還是沒有賺錢？」
但他聽了會生氣，覺得我不相信他。所以後來我也不太敢問了。他這個月向我借，我就借；下個月又需要，我再想辦法。儘管我心裡一直覺得哪裡不對，當時的我們卻好像沒有其他選擇。
有一天，他跟我分享了一件事：很多網約車司機會去大興機場等單，因為機場人多，大家都希望搶到長途客。其實不只是網約車，外賣也是一樣。商場、機場、車站，只要是人多的地方，就會聚集一群等著接單的人。單子一出現，大家就搶，看誰的手比較快。
那天小羅告訴我，他們在大興機場一起等單的一個大哥自殺了。我聽完覺得很難過，但也沒有想得太深。那時候，那不過是另一個陌生人的故事。
再後來，因為我們的感情問題一直無法解決，加上爸爸生病，我決定先回台灣，也和小羅也正式分手了。但回台灣之後，他還是不斷聯絡我、打電話給我。有一次，他求我再借他最後一筆錢。他說，真的最後一次，不然他已經走投無路了。
可是我也真的沒有錢了──那些年我自己的存款已經在北京一點一點花掉，我沒有能力再繼續支撐他的生活。所以那一次，我拒絕了。
幾個星期後，小潔打電話給我。
就是那個故事最開始的小潔。那個在北京美商工作、月入 4 萬人民幣，住在我隔壁卻動不動買 Chanel，曾經讓我第一次對北京產生想像的女生。
她告訴我，小羅去敲了她的房門求救。等她打開門的時候，他已經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他喝了農藥，最後沒有救回來。
那通電話之後，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應該怎麼理解自己在北京經歷的那些事情。我想起那個住在昏暗小屋裡、身體折成一半的阿伯，想起他 70 多歲的媽媽；想起聯徵中心外 20 幾個穿著吊嘎、拖鞋，等待下一個缺錢的人走出來的貸款仲介；想起順義那棟價值 4 億台幣的別墅，和那些月入 3 萬人民幣、每天只需要陪孩子幾個小時的家教工作；也想起牛紅、娜娜、龍龍，想起我們一起笑著培訓、call 客，最後卻半年沒有領到一塊錢。
我也想起那一大箱櫻桃。想起小潔問我：「要不要一起去環球影城？」更想起小羅曾經很平常地告訴我：「我們在大興機場一起等單的一個大哥自殺了。」
那時候，我們都以為那是別人的故事。
一樣的北京，被牆隔開的兩個世界
後來我才慢慢明白，人們在北京看到的從來不是同一種樣子。
有人住著幾億元的房子、花十幾萬替孩子找陪伴老師，有人月入數十萬，晚上和醫生喝酒，家裡堆著吃不完的水果；有人則是工作半年，最後連一塊錢薪水都沒有，有人 50 多歲仍跟 70 多歲的媽媽住在一間連餐桌都沒有的屋子理。有人每天守在聯徵中心門口，等待下一個需要借錢的人；也有人為了幾百塊油錢和汽車租金，一次又一次向身邊的人開口⋯⋯。
他們都住在同一座城市，走過同樣的街道、搭著同樣的地鐵。在疫情最嚴重的那些日子裡，他們甚至排著同樣的隊做核酸，拿出同樣的手機掃著同樣的健康碼。
只是有些人的北京，是一座充滿機會的城市；有些人的北京，是咬著牙再撐一個月，也許下個月就會好起來。而有些人撐著撐著，最後卻發現自己已經沒有下一條路可以走了。
我在 26 歲那年來到北京，以為自己是來北漂築夢的。我以為這只是一段年輕時吃苦、以後可以拿來笑著說嘴的故事。我甚至一直相信，只要我們再努力一點、再忍耐一點，一切終究會變好。
直到很多年後再回頭看，我才發現，我真正記住的北京，不是故宮，不是三里屯，也不是那些燈火通明的高樓。
而是一堵牆。
牆的另一邊，有人買著 Chanel，問我要不要一起去環球影城；牆的這一邊，我算著下一個月的房租，想著還剩多少錢可以生活。
最後，也是住在那堵牆另一邊的人，打電話告訴我：小羅死了。
這大概就是我所親眼看見、也真實經歷過的──
「中國的悲歌」。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