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 2026 年台北市長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候選人也針對市政提出不同規劃與願景，並引起選民們的廣泛討論。在上篇文章〈松山機場若真「退場」，台北會得到什麼？借鏡德國兩大經典案例〉中，筆者討論了現任市長蔣萬安拋出的「松機遷移／退場」政策。而在以下這篇文章中，亦將同樣以借鏡國際經驗的角度，檢視參選人沈伯洋近期所提出的「台北研究院」城市智庫構想：
根據沈伯洋接受媒體專訪時陳述的政見，成立「台北研究院」的目的，是希望引進高階研究人才與人工智慧技術，強化城市政策規劃能力，並減輕現行公務員需身兼政策規劃與執行者角色的負擔。專訪中並言明，此一制度主要是參考韓國的「首爾研究院」（The Seoul Institute），一個具 30 多年歷史、專門支援地方政府決策的都市型智庫。
然依筆者本人多年服務於智庫的經驗，也須誠摯提醒：此類研究機構若要產生效益，不僅需要穩定財源、專業且具公信力的人才及行政制度配合，研究成果能否進入政策過程，更受到政治環境與官僚體系所影響。
而韓國的發展經驗亦顯示，即使是如「首爾研究院」這般成立多年的知名公共智庫，也可能面臨研究品質、行政績效及組織管理等爭議。因此對廣大市民與納稅人而言，是否需要成立新的研究院，必須先釐清現有市政體系缺乏哪些能力，以及新機構能否回應台北、甚至北台灣日益複雜的區域治理需求。
以下，我們就先從「首爾經驗」的具體情況說起：
首爾研究院的光環與爭議：公共智庫的品質危機
1992 年成立的「首爾市政開發研究院」，原先以都市建設與發展政策為主要研究領域。隨著韓國首都逐漸進入高度開發的成熟期，於 2012 年更名首爾研究院，研究內容也延伸至人口結構、公共服務、環境治理及城市經濟等更多領域。
首爾市政府「外包大腦」的初衷，是希望透過常設研究團隊，累積市政資料與政策分析能力，降低行政機關對零散委託研究的依賴。而從市政創新層面來說，它也確實成為韓國地方政府設置「政策智庫」的重要案例。
然而，隨著首爾研究院的規模不斷擴大、人員與所需預算日漸增加，其學術品質或政策價值，在韓國社會也開始引發爭議。
例如，2024 年 11 月首爾市議會議員具美京（구미경）在行政事務監查中，就舉實例公開質疑首爾研究院的研究品質：由該院出版的《首爾都市研究》本自 2010 年起已成功登錄為「KCI 等載期刊」（相當於台灣的 TSSCI，具高度學術參考價值），卻因部分刊載論文有研究倫理等問題，於 2022 年遭國家研究基金會（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Korea, NRF，又譯韓國研究財團）降評，不僅失去正式登錄期刊的地位，甚至連「等載候補期刊」（등재후보학술지）的資格也一併遭到沒收。
用白話文來說就是：由首爾研究院所出版的「研究期刊」，卻因其研究品質參差不齊與學術倫理問題，失去了原有國家體系認證的學術價值。
另一類批評，則主要涉及其研究成果的實際用途：如部分（首爾研究院）報告僅表示「可供政策制定參考」，卻未具體交代研究建議由哪個部門採納、如何轉化為行政措施。甚至有部分研究院「報告」，事實上僅是既有市政的條列式整理而已。
當然，這些質疑主要都來自議會監督和學術機構評級，不能直接論斷為首爾研究院整體研究能力不足；但它也確實反映了「公共智庫」在研究品質與政策應用之間，仍需建立更清楚的評估標準。
此外，首爾研究院也曾面臨組織整併後的管理問題：2023 年 11 月，首爾市將原本負責科學技術研究的「首爾技術研究院」併入「首爾研究院」，希望整合政策與技術專業。然而，由於整併過程涉及聘僱條件、薪資制度及勞動權益等爭議，後續也衍生出工會抗爭與法律訴訟等問題。
綜上所述，台北若要以「首爾經驗」作為城市智庫的制度參考，不能只講其潛在正面效益，也應納入韓國社會對研究院的監督與批評，並理解常設智庫可能面臨的運作限制。
盤點台北已有研究資源：研究院會「疊床架屋」嗎？
回到台北，我們是否需要另一個「市政研究機構」？這也涉及公共資源配置的效益問題。
事實上，在研究資源得天獨厚的台北，市內已有相當密集的學術與政策研究體系，包括但不限於：各知名大學與其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財團法人智庫、民間政策倡議組織等等。且台北市政府本就設有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負責市政研究，各局處亦長期辦理委外研究、專家諮詢與施政評估等。
簡言之：上述這些機構的研究職能各有差異，未必能夠完全取代都市型智庫，但新設研究院可能與哪些既有組織重疊，仍需要事前盤點。
另外，其實早在 2016 年，台北市政府研考會就曾委託外部團隊，完成一項名為「臺北市政府建置政策智庫之營運策略與可行性規劃」的研究案。該案經過現有資源調查及專家座談，提出：改善市政顧問制度、成立市政研究辦公室、委託台北市立大學設置研究中心，以及中長期籌設法人研究院等不同方案。
換言之，既然十年前已有相關政策研究，如今若重新提出「台北研究院」構想，或許應先檢視過去研究建議的後續發展，了解當時未成立專責機構的原因，並評估目前是否出現足以支持新設組織的政策需求。
帳要怎麼算？「台北研究院」的社會成本
接著再從公共管理角度分析，筆者認為新研究機構將至少有著以下三大方面的「社會成本」需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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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固定營運支出：研究院需要研究人員、行政支援、資訊設備及持續性的研究預算。倘若業務內容與既有委託研究高度重複，市政府可能會平添經常性支出，卻未能同步提升研究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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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社會信用成本：當研究院高度依賴市府經費，研究議程必將受到年度預算與行政優先事項影響。對於都市開發、交通建設或重大招商計畫等重要且敏感議題，研究結果是否不受外力影響？研究團隊能否公開提出不同意見？都將影響其社會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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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則是單位成本效益：學術研究重視方法嚴謹與知識累積，行政機關則必須考量預算、法令與執行期限。研究人員提出的政策建議，即使具有充分證據，也可能因為政治協商或部門權責問題而難以落實。
因此，筆者認為另一項可行方向，是先以跨大學、跨智庫的合作方式推動特定研究，累積共同資料庫與研究成果，再評估是否需要設置獨立法人。如此既可以觀察新機制的實際效益，又能避免組織先成立、研究任務卻仍在摸索的窘境。
首都圈「黃金廊帶」，能否成為研究院的政策基礎？
台北研究院的制度設計，還涉及研究範圍是否應該超越台北市行政邊界。
以行政院於 2024 年提出的六大區域產業及生活圈發展為例，其中就將北北基宜定位為「首都圈黃金廊帶」，2025 年國發會審議通過相關推動方案後，則規劃以科技創新、海洋創新與觀光，以及綠色智慧走廊等三條「廊帶」，串聯雙北、基隆與宜蘭的產業發展和公共建設。
簡言之，「首都圈黃金廊帶」讓台北研究院的定位有著更廣泛的討論空間。例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的產業發展，可能與新北市的企業聚落、住宅供給及交通需求相互影響；基隆港灣開發與海洋產業轉型，亦需要考量大台北都會區的物流、觀光及就業市場；宜蘭的綠色產業與休閒觀光發展，也受到北宜交通、環境承載及土地使用制度影響。
然而同時間，台灣目前已有「北台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涵蓋了台北、新北、基隆、桃園、宜蘭、新竹縣市及苗栗等 8 個縣市，且 2026 年 10 月依然有召開首長會議，持續討論交通、防災、社會福利及數位治理等跨域合作議題。換言之，若要另行成立「台北研究院」並擴大其影響範圍，也需釐清與既有平台之間的分工，避免產生新的協調層級。
最後，筆者認為，無論哪個政黨的候選人，在選舉中拋出嶄新的政策構想都是天經地義，用理性的公共討論與政策論辯取代彼此謾罵抹黑，更能展現民主社會的正面價值。但在提出政策願景的同時，也期許各候選人均能就其目的、預算規模與定位，有著更具體的規劃與論述。
以「首爾經驗」為例，它提供了一個城市級智庫可以如何發展的參考，也留下值得檢視的制度問題。至於台北是否真的需要一所新的研究院？就留給螢幕前的選民來思考與決定吧！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編按：主圖取自 中央研究院 官方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