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月中，《換日線》和《天下雜誌》推出「台灣青年現狀白皮書」，專題的名字叫「最好的時代，最大的差距」。我想起自己兩個月前在專欄文章中寫下的一句話：「台灣人民如今大多已不缺吃穿，缺的也不是資源。」
7 月那篇談《孫運璿傳》的文章，我寫的是「國強民富」──孫院長那一代人，由上而下把國家撐起來，人民才有了富足的機會。文章最後，我問了一個自己也還沒想清楚的問題：活在「民富」時代的我們，下一步是什麼？
這份白皮書給了我一個很不舒服、卻很真實的答案：我們以為的「民富」，並不是平均地落在每個人身上。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
白皮書的開篇有一段文字，大意如下：
這兩年，台灣因為 AI 算力爭霸戰與半導體供應鏈的蓬勃發展，經濟成長與股市頻創新高，被譽為新一輪的造富傳奇，甚至有人稱之為「第二次經濟奇蹟」。然而，對 580 多萬台灣青年而言，這個時代呈現的卻是嚴重的 K 型分化。
頂端，是家庭資源豐厚、所學科系精準對接當紅科技業的年輕人，年紀很輕便有資本布局股市、房市，在極短時間內累積財富；底端，卻有更多成長資源匱乏、從事高替代性基層工作的年輕人，薪資追不上通膨，在缺乏風險承擔能力時，也很容易誤入債務、甚至犯罪的循環。
夾在中間的人，則常有一種說不出口的無力感。過去長輩口中「努力必有所成」、「三十而立」等信念，在他們身上一一破滅。社群演算法則不斷放大別人的奢華生活，AI 又讓人擔心自己隨時會被取代，於是成就焦慮變成普遍的日常，最後演變成「躺平主義」、「安靜離職」、「精緻窮」，以及歷史新低的婚育率。
數字更直接。白皮書引用《天下》857 期封面報導〈K 型世代，青年突圍〉指出：台灣前 20% 與末 20% 家戶的財富差距，30 年前大約是 16 倍，如今已拉大到 66 倍以上；30 歲以下的受僱青年，前 10% 和末 10% 的年收入差距，也已經超過新台幣一百萬元。
專題中並側寫了一位 26 歲的年輕人：他靠學貸和打工撐完大學，畢業 3 年薪水幾乎沒動，房租卻漲了；他每個月強迫自己定期定額買 ETF，下班後去上 AI 課程，卻還是覺得自己「輸在起跑點」。他的月薪，其實已經略高於 30 歲以下經常性薪資的中位數。他不是最辛苦的那一群，卻感到如此無力——而這種無力不僅發生在台灣、也發生在很多經濟進步但分配不均的國家和城市裡。
「英雄不怕出身低」，曾經是真的
讀到這裡，我忍不住想起自己 20 歲時的樣子。
我在 90 年代末期投入職場。那時的台灣，正迎向第一波私有化與國際化的浪潮，高科技產業也帶來一波又一波的機會。20 歲的我，最深刻的感受是「希望」。
我剛從私立大學文組畢業，尚未出國，念了 10 幾年的書，出國跟直升碩士沒有很吸引我，倒是想趕快實證自己能工作。在 1990 年代，「英雄不怕出身低」不只是一句口號。我盡可能爭取時間，在市場上拿經驗、學習、接受挑戰，就這樣走進了一份必須跟國際接軌的工作。
年輕時總以為，是我自己找到一道縫隙鑽了進去；後來讀孫院長的傳記，才明白那道縫隙，是上一代人用產業政策、用一整個時代的投入，開出來的。我的努力之所以有用，有一部分，也是因為那個時代讓努力有用。
而今天呢？白皮書裡，104 人力銀行職涯永續長王榮春提到，如今投入半導體供應鏈相關科系的畢業生，起薪可能是文組學生的 4、5 倍。另一份 1111 人力銀行的調查則顯示，有超過七成五的上班族覺得學校所學不足以應付職場，其中將近三成的人認為必須「一切重新學起」。
我常想：如果今天的我，同樣是一個私校畢業、沒出過國的文組生，那份 20 歲的希望感，還會在嗎？
我不確定。更誠實說，是否定。但有沒有可能，把年輕世代的希望感找回來？
朱敬一教授十年前的提醒
讀白皮書時，我一直想起朱敬一教授十年前在「獨立評論＠天下」寫的系列文章〈改善台灣世代不公平五論〉。其中一篇，他介紹了法哲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動態公平觀」，我至今非常贊同。
德沃金認為，一個公平的社會，應該讓「出身」（endowment）的影響越小越好，讓「志氣與努力」（ambition）的影響越大越好。用朱教授的話來說，出身就是那些和個人努力無關、一生下來就拿到的東西，例如一支金湯匙；而志氣，則是一個人奮發向上的那股拼勁。
回頭看，我很幸運：20 歲的我，活在一個相對「看志氣」的年代。而拿這把尺來看今天的 K 型分化，或許就能理解，為什麼那麼多年輕人會半自嘲地說「選擇比努力重要，投胎比選擇重要」。這句話與其說是抱怨，不如說是一個提醒：當人們開始懷疑努力還算不算數，就是社會該停下來看一看的時候。
朱教授當年談的是遺產贈與稅、產金分離這些制度層面的解方。十年過去，16 倍變成 66 倍，證明他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
從「國強民富」到「國富民強」
如果孫院長的年代是「國強民富」，那麼我們今天面對的，或許是一個順序倒過來的題目：國，已經富了；民，要怎麼更強？
這裡說的「強」，不是每個人都要分到股票、都要年薪百萬。我心裡的「民強」，正是德沃金說的那種社會：一個人的出身不再決定他的終點，他的努力看得見回報。
年輕人要的，從來不是一夜致富。他們需要的，是一個穩定而明確的未來。
白皮書引述國際人力資源機構任仕達的調查，Z 世代在職場前 5 年的平均任期只有約 1.1 年，很多年輕人也不想和公司深度綁定。我理解這背後的不安，也同意職涯不該只有一條階梯。
但如果能分享一點自己走過的體會，我會說：第一份工作的穩定，對建立職涯其實很有幫助。社會化的學習需要時間沉澱，好好走過一個春夏秋冬，經歷對自己的反省、學習、再實驗，往往才是養出未來「不被綁住」的那份自由的開始。
紀律和自由，從來不是二選一，比較像是先後順序。先在一個地方把根扎穩，之後想飛的時候，才飛得更遠。
所以我說的「穩定而明確」，是雙向的：年輕人願意給自己一段扎根的時間；而像我們這樣已經在職場走了一段路的人，則可以讓這段扎根更值得──規則看得見，努力被看見。
這一題，我們這一代可以多做一點
身為 X 世代，我們夾在上一代「愛拼才會贏」的信念，和下一代「我想要自己的生活」之間，其實也常常兩頭為難。但我也知道，我們曾經被一個時代接住過。現在，或許輪到我們，試著接住下一代。
在我評論《孫運璿傳》的文章中，我把孫院長那句：「不要栽籬笆，這樣可以用更多的人」，翻譯成：每個人在自己那道籬笆之內，先把自己活成一個值得被信任的專業。這句話我仍然相信。這一次，我也想把它說給自己聽：孫院長那個年代的「籬笆」，是省籍、派系與立場；今天的籬笆，則可能是科系、學歷、年資，甚至是一句我們不經意脫口而出的「我們以前也是這樣過來的」。
能做的事，其實很具體：比如薪水結構。我還記得金融海嘯時最為人詬病的「肥貓」──高層領高薪，代價卻由組織與基層承擔。同時，我也看到不少創業者願意重新看待自己身為創辦人應該回饋組織運作的付出，在創業初期，給自己的薪水甚至比中層主管還少。薪水結構，對標在關鍵以及年輕有潛力的人才上，是我願意分享的資源。
更根本的是，我們可以多想一想自己在社會與組織中扮演的價值：如何和年輕一輩達成合作的共識，讓彼此在各自的生活上，都能保有責任感與成就感。
再比如學歷。朱教授談的是國家稅制；但在每一間公司裡，我們其實也能少看一點出身、多看一點志氣。在公關這一行，學歷從來不是我對標的那把尺──我更看重的是學習能力、整體的社會經驗，以及處理人際關係的細膩。這也正是王榮春給企業決策者的建議：用技能而不是科系去定義人才。學歷是一個起點，但不該替一個人定價，就像出身不該決定一個人的終點。
國強，可以靠一個人的高度自律；民強，則需要我們每個人都願意把門再打開一點。
一起行動：不急著有答案，也能往前走
這篇文章寫完初稿，我先給辦公室裡一位年輕同事看。回給我的讀後感裡，有一句話我讀了好幾遍：「有時候，原本覺得自己已經很富足了，但看見別人巨大的成功後，手上原有的資源又突然顯得微不足道。」
這位同事說，認同這篇文章的觀點，但很多問題，自己也還沒有答案。
老實說，我也沒有。
回到開頭那句《論語》：「不患貧而患不安。」我越來越覺得，今天許多年輕人的迷惘，不全然是因為「貧」，更多是因為「不安」。各種聲音推著你比較，一把只用數字丈量的尺評斷著你。但那把尺量不到的東西太多了：一個人是否柔軟、有彈性，有沒有多元的視角，能不能溫柔地對待別人。這些不會寫在年薪上，卻是一個社會能不能真正「民強」的底氣。
所以，有段話想送給年輕的你：先不必急著有答案。帶著疑惑繼續往前走，本身就是一種勇氣。相信自己的價值，持續努力、自律，也記得知足。這不是認命，而是不讓別人的尺決定你的分量。如果走累了、卡住了，記得開口。台灣職場人的心，還是暖的，不要讓自己困在沉默螺旋裡。開口求助（call for help），是每個世代都在學的能力。
還有段話，則想送給和我同一代的朋友，也給我自己：年輕人需要的「安」，一半要靠他們自己慢慢長出來，另一半，要靠我們給出看得見的規則、說得清的舞台。當他們開口時，我們願不願意多聽一點、多接住一點？
孫院長那一代人，讓台灣「國強」；我們這一代，有幸走進了「國富」。至於「民強」，也許沒有人能一次給出完整的答案。但只要每個世代都願意再打開一點縫隙，我們就能一起，往前走走看。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