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史丹佛大學的羅伯特．霍爾（Robert E. Hall）與哥倫比亞大學的麥可．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兩位經濟學家共同獲得，表彰他們對「建立總體經濟穩定政策的個體經濟基礎」的貢獻──這個名稱聽起來拗口，問題卻很現實。
政府減稅、發放補助，央行升息或降息之後，家庭會怎麼花錢、企業會怎麼訂價？這些個體的決策加總，才是政策真正對景氣、物價與就業的影響。霍爾與伍德福德兩人的研究，讓政策分析能從這些選擇出發。而從實驗經濟學的角度，還有一個值得追問的問題：經濟模型裡的人這樣選，真實的人也會如此嗎？
普發消息公布了，為什麼有人仍不花錢？
我們拿最近網路熱議的政策為例：政府已宣布明年普發一萬元的規劃。此時你可能還沒等到錢入帳，就先買了原本就想換掉的家電，等收到錢再補回存款；也有人聽到同一個消息，支出卻完全沒改變，因為可能現在的存款不夠、又借不到錢，只能等錢真的入帳。還有人會覺得這只是一次性收入，因此打算先存起來。
換言之，同樣是普發一萬元，有人提前花、有人等入帳，也有人決定完全不花。因此若要預估（普發）政策能帶動多少消費，就得知道家庭如何看待這筆收入，以及現在有沒有能力調整支出。
為了進一步理解人們如何進行支出決策，更早期的經濟學者們提出了兩大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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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理論」看的是人們一生中不同階段的收支安排：例如在職時收入較高、退休後收入減少，因此人們大多會在工作時存下一部分收入，留到退休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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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所得理論」則區分持續性與一次性的收入：例如每月固定發的薪水，和偶然領到一次的獎金，對長期生活預算的影響截然不同。而人們在決定平常花多少錢時，會看「未來能持續賺多少」，而不只看這個月拿到多少。
霍爾在 1978 年的消費研究中，則把這些想法推成了可以檢驗的預測：在他的基準假設下，既有消息應該會提前反映在消費安排裡，接下來的變化則主要來自原本沒料到的新消息。研究者因此可以檢查，在上述基準假設下，既有資訊是否仍能預測後續消費的變化。如果居然仍能預測，就表示上述基準假設可能需要修正。（註一）霍爾與同事接著在 1982 年的家庭追蹤資料研究，也發現消費對暫時性收入的反應，需要修正最單純的生命週期／恆常所得模型。（註二）
這些發現讓經濟學家能用資料檢查人如何安排支出，而不只是說「預期很重要」。
羅伯特．霍爾。圖／取自 Stanford University 官方網站
央行的「前瞻指引」，如何影響實體經濟？
而另一方面，家庭會看未來，企業當然也會。例如當店家制定一批商品的價格時，通常都會考慮之後的進貨成本和同業價格；但價格訂好後，卻未必每天重算──等到客人變少、價格仍維持原樣時，老闆則通常會先少進貨、少排班（或少請員工），而非調整產品價格。當許多企業一起這麼做時，需求變化就會直接反映在產量與就業上。
伍德福德提出一套總體框架，將家庭的支出、企業的定價與央行利率政策連接起來，讓研究者能分析這些決定如何互相影響。（註三）
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是「利率」會改變借錢的成本、存錢的報酬，因此大家對未來利率的判斷，很容易影響到今天的安排。
而主管利率決策的央行，在說明接下來可能怎麼做、也就是所謂的「前瞻指引」時，因此也有了影響經濟與景氣的空間。但其效果仍取決於「大家是否相信」，以及之後的經濟情勢如何變化；若承諾得太死，央行也可能難以因應新的變化。
綜合上述，兩位諾獎得主的核心貢獻用最簡單的話來解釋，就是：要把「政策效果」建立在家庭與企業的「實際決策」上。
這些研究都涉及人們如何做選擇。那麼，我們能不能直接觀察，人在不同條件下會怎麼做？實驗經濟學正是其中一種研究方法，在總體經濟學也適用。
發放補助，會不會讓人不想工作？
「有了補助，人們就會不想工作」，是經濟學家討論政策時常見的推論。
以美國的「負所得稅」（Negative Income Tax）實驗為例：它是給低收入家庭的所得保障。簡單來說，政府先訂一個保障金額，家庭沒有收入時可以領到這筆補助；隨著賺得的收入增加，補助會按一定比例減少，直到降為零。換言之，多工作賺來的錢，有一部分會被減少的補助抵掉，因此可能降低工作的誘因。
為了知道家庭實際上會不會減少工作、幅度又有多大，有一組研究團隊曾在紐澤西把參與家庭隨機分派到補助方案與對照組，再長期追蹤、比較兩組的工作時數。
霍爾在 1975 年重新分析這場現場實驗（Field Experiment）的資料後發現，在白人家庭樣本中，負所得稅方案使丈夫與妻子的平均每週工作時數分別減少約 2.4 與 1.5 小時，兩者在絕對數字上雖然看起來不大，但統計上都是顯著地減少。這說明補助確實會改變工作選擇，而實驗能幫助我們衡量影響有多大。（註四）
因此，問題不只是補助會不會讓人少工作，更在於影響有多大。政策制定者需要衡量的，是保障基本生活與維持工作誘因之間的取捨。補助給多少、賺得更多時補助減得多快，都可能影響家庭的決定。
補助改變了人們面對的誘因，上述實驗數據則讓我們看見工作選擇如何隨之改變。但政策要發揮作用，也涉及另一個問題：人們收到新消息後，會立刻調整自己的判斷嗎？
麥可．伍德福德。圖／取自 COLUMBIA UNIVERSITY 官方網站
為什麼環境變了，市場卻未必即時反映？
伍德福德與合作者在 2017 年發表了一個實驗室研究（註五），讓受試者從電腦螢幕上的虛擬箱子中，觀察每次抽出的紅環或綠環，並推斷抽到綠環的機率。
箱內紅綠環的比例會隨時間改變，且受試者事先知道比例會變、卻不知道何時會調整，每次電腦抽出一枚新圓環後，受試者就被要求更新，並指出他們認為「目前箱子裡抽到綠色圓環的真實機率是多少（0% 到 100%）」。
受試者可以用滑鼠調整滑桿，回報自己的預測，也可以維持上一輪的答案。每次都可以改答案，沒有外加的金錢調整費；預測越準確，預期報酬越高。
結果，絕大多數受試者儘管知道機率會產生變化，仍傾向選擇同一個（機率）數字，直到看過許多次新結果後才改動，並且偏好較整齊的數字（如 45%，50% 等）。研究者比較不同模型後，發現把注意力限制納入後，更能解釋這種反應──人們收到新消息，並不會立刻把原來的判斷重新算一遍。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實驗在調整答案時並沒有任何直接的成本，人們卻仍不會每次收到新消息就立即更新判斷。這為理解企業為何不常調價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即使沒有更換標籤、重印價目表等直接費用，處理資訊與重新做決定所需的心力，也可能使調整延後。這也為思考貨幣政策的傳遞提供啟示：利率消息公布後，家庭與企業可能不會立即改變原有計畫。
普發現金，消費會怎麼變？
回到文章開頭，「普發現金」的例子──綜合兩位諾獎得主的不同研究，我們可以得到以下推論：
例如，能夠動用存款或借款的家庭，可能在消息確定時就調整支出、把增加的收入分散到較長的時間使用；對手頭吃緊、借不到錢的家庭來說，消費增加則較可能集中在實際入帳後。若再考慮伍德福德與同事研究中的注意力限制，還有另一種可能：即使收入消息已確定，人們也未必立即更新原來的消費計畫，消費增加可能延後、分批出現。
總的來說，任何經濟模型裡描述的「一個家庭、一家企業或一個消費者」，最後都要回到真實的人來作決定。政策說明得再完整，也還要看人怎麼理解、怎麼回應。若把這一步想錯了，經濟或財稅政策就可能用錯力氣。
我們也因此可以說，這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最大貢獻，正是「讓總體經濟與政策分析，必須更認真地正視人們的真實選擇」。
註一：Hall, R. E. (1978).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6), 971–987. https://doi.org/10.1086/260724
註二：Hall, R. E., & Mishkin, F. S. (1982). The Sensitivity of Consumption to Transitory Income: Estimates from Panel Data on Households. Econometrica, 50(2), 461–481. https://doi.org/10.2307/1912638
註三：Woodford, M. (2003). 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註四：Hall, R. E. (1975). Effects of the Experimental Negative Income Tax on Labor Supply. In J. A. Pechman & P. M. Timpane (Eds.), Work Incentives and Income Guarantees: The New Jersey Negative Income Tax Experiment (pp. 115–147). Brookings Institution.
註五：Khaw, M. W., Stevens, L., & Woodford, M. (2017). Discrete adjustment to a changing environment: Experimental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91, 88–103. https://doi.org/10.1016/j.jmoneco.2017.09.001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編按：主圖取自 THE NOBEL PRIZE 官方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