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光輝下的主權焦慮:政黨輪替後的布達佩斯之旅,匈牙利的「務實外交課」

今年 4 月匈牙利迎來歷史性政黨輪替!本文從一趟深度旅行出發,深入解析新政府修補親歐關係的背後考量,並從歷史傷痕與現實利益,探討中小型國家如何在強權夾縫中找到平衡。
璀璨光輝下的主權焦慮:政黨輪替後的布達佩斯之旅,匈牙利的「務實外交課」

本文分享在布達佩斯的現場見聞。

Photo Credit:李易庭 提供

今(2026)年 4 月,匈牙利國會大選落幕,由馬札爾(Péter Magyar)領導的「蒂薩黨(TISZA)」勝出,終結了前總理奧班(Viktor Orban)長達 16 年的執政。

這場選舉之所以備受矚目,是因為奧班政府一直是歐盟決策上的主要阻力,在制裁俄羅斯能源、移民配額、民主規範、支持烏克蘭等議題上,屢屢與歐盟立場相左;同時又與俄羅斯、中國和美國維持密切關係。所以馬札爾的勝選,不只是匈牙利換了一個政府,也可能進一步牽動全球的地緣政治。

5 月時,我造訪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在與當地人互動、漫步城市的過程中,不僅更了解該國現況,也反思歷史的延續與轉折。

在這篇《換日線》文章中,我將分享這趟布達佩斯之行的實地觀察,並進一步探討:匈牙利在政黨輪替後,真的會更靠近歐盟嗎?還是會在大國競爭的夾縫中,持續調整自身位置?當世界再次走向權力重組,中小型國家該如何在價值與利益之間找到平衡?透過理解匈牙利的選擇與處境,我們或許也能重新思考台灣與世界的未來。

夜晚的匈牙利國會大廈(Hungarian Parliament Building),在日落後會點亮璀璨的金黃色燈光。圖/李易庭 提供

新政府為何急著「修補」與歐盟的關係?

目前,蒂薩黨的政治立場大致親歐,而這一條路線背後,其實是很現實的經濟考量。

由於法治與貪腐問題,匈牙利過去被歐盟凍結了 160 多億歐元資金(相當於匈牙利年度預算的 13%)。若新政府能推動改革、修復與歐盟的關係,就有機會讓資金回流,紓解長期停滯的經濟狀況。

近 3 年來,高通膨的壓力讓匈牙利民眾的生活成本不斷升高,但匈牙利 2024 年平均年薪只有 18,500 歐元(約新台幣 67 萬元),不到歐盟平均的一半。

此外,匈牙利目前使用的貨幣是福林。相較歐元,福林的匯率波動較大,導致物價也容易跟著起伏。如同歐盟執委會 2025 年的一項民調指出,75% 的匈牙利民眾支持採用歐元;新政府也希望在 2030 年以前做好加入歐元區的準備。

隨著匈牙利快速推動法治改革,歐盟近期已同意解凍 164 億歐元資金。不過,其中的振興基金必須在 8 月底前滿足審核條件,資金也要在 12 月底前花完。所以新政府的挑戰不只是緩解原有的財政壓力,還要確保支出符合歐盟規則,並盡快把預算使用在真正可執行的項目上。

相較於歐元(左),福林(右)的匯率波動明顯較大。圖/Mehes Daniel@Shutterstock

匈牙利仍對歐盟保持距離?從主權焦慮與國家記憶說起

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在許多政治議題上,匈牙利仍不願完全跟隨歐盟?尤其是在移民政策方面,馬札爾表示匈牙利會嚴格管控非法移民、反對分配機制,也將保留南部的邊境圍欄。

這樣一貫強硬的立場,與匈牙利的歷史經驗,以及其國家認同如何被形塑有關。

一方面,匈牙利在中世紀後長期無法維持完全獨立。從 13 世紀蒙古入侵,到 16、17 世紀被奧斯曼帝國、哈布斯堡王朝與特蘭西瓦尼亞分割,再到 18、19 世紀處於哈布斯堡統治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失去大量領土與人口,還有二戰後進入蘇聯勢力範圍,都能發現匈牙利一直以來在各國力量之間周旋的掙扎。

另一方面,「德國佔領之受害者紀念碑」則體現匈牙利的歷史,是如何被政治力量重新詮釋的。2014 年,奧班政府在布達佩斯自由廣場設立這座紀念碑,試圖傳達「匈牙利是德國侵略的受害者」、反對外部干預的訊息。紀念碑中,天使加百列象徵無辜的匈牙利,而攻擊天使的老鷹則象徵納粹德國。

此舉引發強烈抗議,認為它過度將匈牙利塑造成單純的受害者,卻淡化了匈牙利政府與社會當時在大屠殺中的合作責任。為了讓真相不被扭曲,民間團體在雕像前設立了「活的記憶」(Living Memorial)。那裡放置著許多受害者的照片、鞋子、信件與其他個人物品,希望透過這些生命故事,來保留更完整的歷史記憶。

「德國佔領受害者紀念碑」與民間「活的記憶」並置,形成官方敘事與公民記憶的對照。圖/李易庭 提供

事實上,在這座城市的許多角落,都能找到與這段歷史相關的記憶。當地人告訴我,許多建築前方的地面上,會有小小的黃銅牌(Stolpersteine),寫著受害者的名字、職業、被驅逐的地點。

在猶太傳統中,記住一個人、讓記憶延續下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透過低頭讀見這些名字也是在向那些曾經被帶走的人致意。

Stolpersteine 是嵌在路面上的紀念牌(又稱「絆腳石」),通常設於受害者生前住所前。圖/李易庭 提供

在官方立場與城市記憶的交錯中,我感受到匈牙利社會對於「重新靠近歐盟」這件事,可能存在著複雜且矛盾的情緒。

長期處於帝國割據與強權環伺之中,確實形塑了匈牙利對主權的敏感;但這份歷史創傷,也可能被轉化為政治動員的工具。

與此同時,散落在城市中的遺跡、民間自發的反思行動,也在不斷重塑既有的敘事。即使政黨輪替,這些被歷史與政治共同形塑出的觀點也不會消失,而會進一步影響匈牙利如何在未來的國際局勢中找到新平衡。

國會大廈附近的〈多瑙河岸的鞋子〉,紀念二戰末期被殺害的猶太人與政治受害者,他們被迫在脫下鞋子後遭到槍殺,隨後在河裡溺斃。圖/李易庭 提供

這與現在的世界局勢有什麼關係?

我想起今年 2 月,匈牙利駐英國大使來到我的學校演說時提到,匈牙利作為一個被 7 個國家環繞的內陸國,如何處理與鄰居的關係,一直是外交上的核心課題。他也強調,貿易是匈牙利外交的最前線,身為高度出口導向的國家,匈牙利的汽車產業是經濟主心骨,除了與歐盟市場往來密切,也需要來自亞洲的投資與供應鏈連結。

因此,我認為 2026 大選後的匈牙利,即使正修補與歐盟的關係,也未必完全倒向歐盟,更像是轉向一種更務實的平衡:在法治改革、反貪腐、歐盟資金與部分經濟政策上加強與歐盟合作,但在移民、能源安全、對俄制裁等議題上,仍可能保留不同立場,也會持續在各國之間調整自身的位置。

從更大的全球脈絡來看,匈牙利也並非特例,而是反映了許多中小型國家的共同處境。有一部分學者將當前的中美競爭稱為「第二次冷戰」,它不同於第一次冷戰時期以領土與意識形態為主,而是從基礎建設、數位技術、生產製造與金融體系展開的全球競賽。這促使許多國家開始採取「不要選邊站」的策略,而是利用自身的資源、市場或地理上的關鍵地位,向大國換取更多發展空間。

面對日益失衡的國際秩序,芬蘭總統 Alexander Stubb 則認為,西方一方面應守護人權、自由、法治、少數族群保護與國際制度等原則;另一方面,也需要正視國際政治中的權力現實,以及各國不同的歷史經驗與文化背景。

Stubb 將這種思路稱為「價值導向的現實主義」(values-based realism):價值很重要,但要用更貼近現實的方法來推動。這也體現歐洲在自由國際秩序受到挑戰後,正重新審視過去的外交語言和行動。

結語:理解匈牙利,也重新理解這個世界

思緒飄回布達佩斯的自由廣場。

導遊說,這座廣場本身就像冷戰歷史的縮影:一端矗立著「蘇聯紅軍紀念碑」,它原本紀念蘇軍將匈牙利從納粹德國手中「解放」,但對許多匈牙利人而言,它象徵的卻是戰後蘇聯長達數十年的控制。另一端則是美國大使館,而雷根作為冷戰後自由民主陣營勝利的象徵,正好站在兩者之間,讓整座廣場就像 20 世紀的政治劇場。

恍惚之間,眼前的歷史既像是在反覆重演,又始終以不同形式變化著。

當世界再度進入權力重組的時刻,我想,這場布達佩斯之旅帶領我思考的,並不只是匈牙利與歐盟的國際關係。也許,在這個價值與利益不斷碰撞的年代,真正的考驗,在於我們是否依然願意用心去認識事物的複雜性、看見人們真實的生活樣貌與歷史傷痕──以及,如何在差異之中,依然不放棄尋求對話與相互理解的可能。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孫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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