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眼來紐約已經超過 4 年，在疫情時面臨有史以來百老匯大規模關閉的低潮期，也歷經了現在後疫情時代的復甦，在 2023 年「報復性」搬演的熱潮下，表演藝術（尤其外百老匯的自由工作者）領域要怎麼保有喘息的空間呢？
百老匯與「外百老匯」
2021 年，外百老匯開始逐漸復甦，劇團一邊遵守 COVID Guidelines（一週要快篩三次，在室內還是要戴口罩等規範），一邊提心弔膽隨時會有表演者確診而要暫停演出，因此越來越多外百老匯的演出開始有所謂 Swing／Understudy 的「候補演員」。在疫情之前，過去都是百老匯規模的表演有候補演員的配置，才比較常見。
百老匯（Broadway）與外百老匯（Off-Broadway）最明確的分界，除了預算跟製作規模因各個劇團有差異外，以觀眾人數來說，外百老匯的座位數是 99 人以上到 499 人以下，超過 500 人以上的大劇場就會被稱為百老匯；其他 99 人以下的小劇場就會被歸類為外外百老匯，通常那樣的藝文空間會作為讀劇、工作坊、開放申請補助與扶植新星創作者的場域。
後疫情時期到現在，我有幸參與了不少百老匯與外百老匯的製作，其中，在 2023 Lucille Lortel Awards（可說是外百老匯的東尼獎）抱走 5 項大獎，包括年度最佳製作的 WOLF PLAY，成為前陣子熱門的討論話題。我也非常幸運能擔任助理舞台設計——跟同樣來自臺灣的幼欣一起工作。
直擊紐約的劇場生態與薪資
多年以來，身邊不乏有資深的劇場工作者們在各種規模的表藝空間裡走跳。有些人光鮮亮麗，總能在百老匯的商業模式裡求新求變；有些人嘗試新文本、喜愛非典型觀演體驗，在創作自由度高的外百老匯燃燒熱情，在這樣的模式裡，文本議題與時俱進，與觀眾的對話可以更緊密且即時。
在外百老匯工作久了，創作者對 hands-on（事必躬親）的工作型態習以為常——每人身兼多職：製作人兼行政、設計兼技術，除了構想與製圖，還要顧及人力分配、採買等在百老匯規模的製作裡會有專業職位負責的事項。
美國的劇場工會分工很細，各個設計領域跟技術都屬於不同的工會，如果你沒有同時加入，不一定能接受跨專業領域的職缺。然而，外百老匯的製作能提供的資源有限、工時也不受保障，設計師有時會接受低於工會規範的設計費，畢竟能負擔工會合約（Union Contract）的外百老匯劇團並不是多數。
尤其在 2021-2022 年，原本因為新冠疫情而暫停演出或延期的製作重啟，還有更多新的製作也如火如荼開始，每一位創作者更是身兼多職，為了要追上完全停擺的 2020 年，除了達到收支平衡，也期待能有更多作品被看見。報復性搬演的結果，觀眾還沒有回流（又或說大多數觀光客關注的是百老匯製作），劇場生態陷入每個人都在 Burn Out（筋疲力竭）的邊緣。
在今（2023）年 1 月，《紐約時報》有一篇針對紐約薪資水平的報導，隨機訪問了接近 400 個人，其中擷取了 27 個案例。
其中令大眾驚訝、但對劇場工作者早已是舊聞的數據：一位在外百老匯工作的舞台與服裝設計透露其年薪 $27,000，平均一個月不到 $2,500。再看看紐約的平均年收入約 10 萬美元，劇場工作的報酬確實遠低於其他行業（試想紐約的物價是臺灣的 3 倍，每個月的房租大約要 $1,500）。
在訪問中她提到：「我在疫情期間因為失業賺了很多錢（領失業補助與做了很多其他領域的工作）， 現在我又回到了每年 27,000 美元。我不想再那麼掙扎，我希望能得到與我價值相符的回報。」（原文：I made a lot of money on unemployment during Covid. And now I’m back to $27,000 a year. I wish I wouldn’t struggle so much. I wish I would get paid more for my value.）
A labor of love is still labor and deserves a #FairWageOnStage . pic.twitter.com/VkhfT9xJQL
— NYCDE (@wanderingcde) September 10, 2016
劇場設計的平均工作期，雖然依製作規模不同，但整個製作期從發想、定稿到演出，最短也需要 4 到 6 個月前置，百老匯更需要超過 1 年以上的準備期。但身為自由工作者，薪資大多是「paid by flat fee」，也就是每個製作不論時間長短、設計的複雜程度，都只有一筆固定的酬勞，相信很多不同產業的接案方式也很相似。
因此，好一點的待遇會增撥設計助理的名額、多雇用一個職位；不然就是設計師得從自己的酬勞中劃分，換算工時的結果往往遠低於紐約最低工資：每小時 15 美元。
美國「編劇罷工潮」燒不停
不健康的外百老匯生態行之有年，在疫情後又更加劇，越來越多要求劇場工作者權益的組織團體都在發聲，也開始向工會爭取制定針對外百老匯劇場的合約內容，更有人自發性帶頭整理了透明化的薪水量表，讓我們認知到產業裡的 Ｍ 型化與不對等。
例如，2020 年獲外百老匯 Obie Awards（與 Lucille Lortel Awards 齊名）的組織 AAPAC（Asian American Performers Action Coalition）發表了一則研究報告，顯示出 BIPOC 族群（Black, Indigenous, and People of Color）在外／百老匯裡的佔比以及薪資的差異。
無獨有偶，2022 年，演員工會也對百老匯發起遊行，要求改善工作條件、增加種族多樣性和薪酬公平；而最近的 2023 年 5 月，編劇工會睽違 15 年的好萊塢編劇大罷工，也重創了影視與劇場產業，今年的東尼獎更因此停止現場轉播，The Writers Guild of America（WGA）編劇工會拒絕出席。
在各地劇場「報復性」搬演的風氣下，我與臺灣劇場的夥伴交換心得（互吐苦水）——縱使我們現在有了「藝創工會」與「現場演出幕後技術工作者職業工會」，劇場創作者的聲量仍微弱且非主流，臺灣的觀眾群也還在持續培養中，如何讓藝文創作環境不只是補助爭霸戰，一直是個大哉問。
我並不認為每個地方的劇場生態都適合演變成百老匯這種商業模式，更不論支撐百老匯長期演出的大多是觀光客，以及紐約身為文化資本重鎮的特殊定位。舉例來說，外百老匯就有它極其迷人且讓人上癮的藝術火花，來自創作夥伴跟多元族群中的震盪與激辯、對當今社會反覆詰問，以及不斷在形式和方法上嘗試。
劇場是關於「人」與「地域」的產業，或許比起「劇場一條街」、大興土木的大型「複合式」表演空間外，我們更可以反思，是否需要從邀請一位重視人文精神的致詞領袖，與大學畢業生對話開始。
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