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臺灣醫師的索馬利蘭義診隨筆（上）：千里迢迢來看診，但面對眼前久而不癒的傷口我卻無可奈何
回顧在索馬利蘭義診的那 2 週，我只洗到了一天的熱水澡。水在當地，是非常珍稀的資源。當地人說，有錢人大概 4 到 6 天洗一次澡，小康之家大概 2 到 3 週才洗一次，如果是貧窮人家，就只有在下雨的時候才會洗澡了。
索馬利蘭並沒有自來水系統，家家戶戶都是靠水車或驢車注水進自己的儲水塔。還記得最後幾天，因為房間水壓不足連冷水澡都沒得洗的我，請了旅館門房來修繕，但卻怎麼樣都無法改善。那時他這麼跟我說：「你就不要每天洗澡就好了，這樣的水沖馬桶夠了。」索馬利蘭平均海拔 1500 公尺，在晚上的時候氣溫只有 12 度，白天太陽出來的時候是 20 幾度的高溫。日夜溫差之大加上種種水土不服以及晚上陷入不洗澡或頂著 12 度的低溫洗冷水澡二擇一的困境之下，團員們紛紛都掛了病號。有夥伴高燒了 3 天又在掛號處曝曬了一上午後幾近昏厥。
離開熟悉的醫院，坐在小貨車上前往偏僻村落
我們前往義診的村落相距遙遠，有的村落的偏僻程度甚至是連當地的醫生都說「沒去過」。來往各據點，我們義診團都是搭上中巴，另外要隨行的醫療器材及藥品則是另外放在小貨車上。不過，自從到了索馬利蘭的第 2 天，我就決定不要坐在中巴上。我在小貨車後頭搬上小板凳，靜靜的坐在車子後邊。我的眼睛啪搭啪搭的盯著沿路在城市所見不到的田園美景而發光。依稀還記得，上一次搭小貨車，好像是國小的時候了。印象中舅舅有台藍色破舊的小貨車，每次只要有回外婆家又剛好碰到他要去田裡農忙的時候，我總會吵著要搭小貨車。
不過為了眼前美不勝收的公路絕景，其實並不容易，更有風險。不僅風大、沙塵也大，又尤其如果沒有喬好角度，身旁的 34 個 20 公斤重的大黑箱及牙科診療床，一個顛簸隨時就會直直撞上你，讓你滿身瘀青。至於紫外線？對會想要來非洲的人來說應該不是太在意的事情了。
我望向湛藍的天空之中朵朵皎潔的雲花，我們一行人在荒煙蔓草中向著一馬平川的地平線奔馳。這兩週，我們一群醫療從業人員離開醫院，來到遙遠的東非做著我們舉手宣誓會履行的職責。我將自己融入陌生的環境，與陌生的人們一起做著陌生中卻帶點熟悉的事情。
來到貧民窟，他彎下腰、拋下光環
此行最後一個義診地點是首都哈爾格薩最高的地方也是最貧窮的地方──Digaale IDF。這裡是哈爾格薩最欠缺醫療資源的貧民窟，連住在首都當地的醫師甚至都沒有到過這裡。他們說，索馬利蘭政府為了讓市區裡廣大的遊民人口能有「家」可歸，因此就在山區的砂石場裡又開闢了一塊空地讓他們居住。
我們一到 Digaale IDF，都還沒開診，排隊的人潮就幾乎塞爆了簡易醫療站。一位媽媽走了 9 公里的路，只為了幫全身過敏的小孩拿藥膏；而另一位媽媽手裡抱著患有唐氏症的小孩排隊排了 2 小時，希冀能有奇蹟發生──我總想，有時候，其實學會放手比繼續堅強更需要勇氣。
趁中午休息的時，我拜訪了一下附近的社區。Digaale IDF 所有居民的處所都是簡易的鐵皮屋，外面再用各種五顏六色的布巾包覆起來。因為一戶友善的居民讓我進去參觀，我才第一次體會到何謂「家徒四壁」。他們一家 4 口，居住在 4 坪左右大小的「空屋」裡。家裡只有 2 條睡覺的地墊，衣服被隨意棄置在地上，加上一些鍋碗瓢盆，這就是他們可以生活一輩子的地方。
慢慢的，我又走到了附近的國中。那裡的學生們都湊上來對我這個外國人品頭論足，也很積極的想要用有些蹩腳的英文和我溝通。我觀察到當地小朋友的休閒娛樂是滾廢輪胎，我問他們：「能教哥哥怎麼滾輪胎嗎？」但小朋友聽不懂英文，只能開朗的搖搖手不發一語。「那不然，陪哥哥拍個照吧」我這麼說著。當下我直覺彎下自己的身子，和小朋友共享同一個高度。這社會雖然彷彿賦予醫師這個職業特殊的地位與光環，但我並不覺得我們在跟其他人相處的時候，是需要高高在上的──即使是遙遠國度需要援助的小朋友們。
在社會歷練久了，在不同的場合和不同的人相處，我們戴上各式各樣五顏六色繽紛的面具已是必然，也更是需要。但是在義診時遇到的那群夥伴，我們都對彼此展現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在離家 9,000 公里外的東非，我可以毫無保留的揭露最真實的自己。因為我知道，他們也是這麼發自肺腑對待著每一個人。有人說，所謂成熟，就是不斷的在自己的靈魂上，來回塗滿各種符合期待的顏色。隨著自己的內心逐漸成長茁壯，如今的我也有能力緩緩卸下這些不屬於自己的偽裝。
當我回想在索馬利蘭的那兩周，「你從哪裡來？」仍是我印象最鮮明的回憶。而「我來自台灣」是我在索馬利蘭回答過最多次的一句話。不管是過去、現在，抑或是未來，我也會持續的這麼回答著。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王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