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到索馬利蘭義診時，那裡的人常常問我：「你從哪裡來？」就在我說「臺灣」之後，他們會回：「喔！不是中國。」其實位在東非的索馬利蘭和臺灣的政治情勢與國際地位某種程度上十分相似──不被世界多數國家承認、未加入聯合國，兩國人民對於統一及獨立的想法也是大相逕庭。在索馬利蘭的那幾天，人們很喜歡跟我聊政治，連市場或路邊隨便一個能夠用英文溝通的市民，只要一聽到我們是從臺灣來的，總想問問我們對於索馬利蘭及索馬利亞關係的看法。
年輕旅館門房跟我聊政治：當年的我，做得到嗎？
依稀記得在某天晚餐前，我走上旅館頂樓放空時，撞見了隨行記者正採訪著旅館員工阿布提。於是，我也跟著湊上去一起問了一些我想問的問題。「在你們國家，會選擇統一還是獨立的理由，和從前是英國或義大利殖民（索馬利蘭從前是英國殖民，索馬利亞是義大利殖民）有關嗎？那你們支持統一或獨立的人口組成比例大概是多少？」我這麼問著。
「我個人覺得沒有關係。很多人都問我們，你們和索馬利亞人同膚色、同種族、同樣宗教，為什麼要選擇獨立？這個問題，我想要回到我們遊牧民族最重視的氏族血統（clan）來回答。」阿布提這麼說。「我們索馬利蘭基本上有四個主要的氏族血統。其中在首都哈爾格薩，大都是由伊薩克（Issaq）這個氏族血統組成。我們的老祖宗共生了 8 個小孩，基本上就各自發展成 8 大旁系支脈。平常各個支脈彼此之間還是會有小吵小鬧，但一旦要團結起來對抗其他的氏族的時候，那可是絕無二心的。」阿布提說到這裡，語氣有些上揚，聽得出屬於伊斯蘭氏族血統的驕傲。
「在首都哈爾格薩，支持獨立的人是壓倒性的多數，約是 97%。索馬利亞人就是忌妒我們比他們聰明，也比他們有錢（不過經過查證若以年均 GDP 比較，索馬利亞 2018 年 GDP 為 47 億美元；索馬利蘭則約為 20 億），所以才一直阻撓我們獨立。」阿布提補充著。
「那你覺得，你們在國際上不被承認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呢？像我們臺灣主要就是來自於中國的打壓。你們也是受到索馬利亞的影響嗎？」我接著這麼問。「這倒不至於，他們沒有這麼有權力。」此時，他的語氣變的有點輕蔑。「我想，應該還是受限於非洲聯盟的不承認吧。必須要說，其實我們的困境以非洲國家來說並不少見。如果我們真的成功被承認了，其他的國家一定會紛紛仿效，非洲聯盟和聯合國不可能樂見這樣子的情況發生。」阿布提說。
擁有大學學歷的阿布提是旅館的門房，月薪只有 200 美金（約新臺幣 5,886 元），但他卻能對回教氏族的歷史、國家的興衰與前景，用英語和外國人侃侃而談。我不禁想，當我在他那個年紀的時候，能夠擁有這樣子的想法與思維嗎？
在索馬利蘭的那幾天，我逐漸習慣 6 點起床、7 點吃早餐的生活，這比我在臺灣醫院開晨會還早，也更規律。每天早餐都吃得差不多，幾乎都是法國麵包、豆泥，還有不知道名字的「甜麩質」。旅館老闆的女兒名叫 Muna，她比我年輕許多，個性非常爽朗陽光。熱心的Muna 每天也都會向旅館旁的攤販採買水果，幫大家準備臍橙和蘋果，讓我們補充滿滿的維他命 C。
不太對勁的傷口，讓他看見義診的極限
有天，我們前往義診地點是首都區域型的生產中心 MCH （Maternal Child Health）。當地的助產士（midwife）也加入我們協助翻譯。一開始我不太清楚 MCH 的確切功能，和助產士們聊天後才知道生產中心（MCH） 並不等於醫院。「我們每天都有這麼多的小孩子要接生。如果每個產婦都要送到醫院，那我們的醫院至少也得多 10 倍的數量才夠吧。」助產士 Nasrin 這麼說。比起學校，我更喜歡在 MCH 義診。三合院式的平房，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狹隘卻不壅塞的環境，大家小小的心凝集在一起，卻能綻放大大的溫暖。
那天來了一個 7 歲的小男孩，他左小腿的傷口一直無法癒合，因此在檢傷分類後直接分到了外科。小男孩一跛一跛的由媽媽攙扶著走進來，黝黑的臉龐充滿雀躍，彷彿腳上的傷在看到了外國醫師後還沒治療就好了大半。媽媽陪在小男孩旁，一臉憂心又焦急，急忙向當地的翻譯醫師解釋過往病史。
「這個小朋友在 6 個月前從大石頭上摔了下來後，左腳的傷口就一直沒有好。」醫師埃曼這麼跟我翻譯著。在索馬里蘭，有超過一半的醫師會說中文。他們多半在大學畢業之後，就自費前往中國大陸學習醫學 4 到 6 年不等。我曾好奇的問過他們，為什麼都選擇去中國大陸？
「目前只有中國大陸提供這樣子讓他們習醫的機會。如果你們臺灣或香港也能夠提供相同的訓練名額，我們也會很樂意前往。」他們是這麼回答我的。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在非洲大陸的影響無遠弗屆，由此可見一斑。
小男孩的左腳傷口纏繞著已經變成灰色的陳舊繃帶──我知道這本來應該是白色的。從繃帶的顏色判斷，我猜這至少已經 2 周了。當我拆開繃帶，傷口吸引了一些小蒼蠅縈繞並且伴隨著不甚好聞的味道。但慶幸的是，傷口沒有明顯的感染跡象或甚至長蛆。在臨床上我們會以幹壞疽 （dry gangrene）來稱呼這類的傷口。
但傷口卻有點「不太對勁」：「這片白白敷在傷口上面的，是當地特殊的敷料嗎？」在臺灣也看過許多外傷傷口的我，從未見過這種醫材，免不了做了或許是索馬利蘭傳統療法的聯想。當地的翻譯醫師搖了搖頭說他也沒見過，接著就和小男孩及媽媽用著當地語言幫忙詢問更詳細的病情。沒想到旁邊的骨科學長劉醫師看到後突然說，「咦，這該不會是骨頭吧？」
在仔細的為病人做了理學檢查並且摸了小腿骨頭的相對位置之後，學長判斷：「我猜，這應該是外傷骨折後一直沒有處理，斷裂的骨頭突出傷口沒處理才導致傷口久久無法癒合。」「其實我也只是猜測啦，畢竟在這裡連 X 光都無法開單。我在臺灣也從來沒看過這樣的案例。」
接著，學長更直接的道盡現實──「是說診斷出來，跟診斷不出來，在這裡好像也沒有什麼區別。在這裡，依然只能幫他換藥，開條新的藥膏給他，幫他換上新的繃帶。然後祈禱他們早日攢夠錢，能去當地的醫院做手術。」他這麼跟我說。
所以，作為小弟弟的醫師，我就這麼做了。我幫他的傷口換完藥，並開了口服抗生素、藥膏和止痛藥，還有維他命 B 群讓病人帶回去。
我不是很有「愛心」，我只是一位為所當為的醫師
雖然在來到索馬利蘭之前，我就了解光用我們搭機托運行李的空間與重量要攜帶所有的藥品及檢查儀器，本來就不可能給予當地病患太過有品質的醫療。但直到真正遇見了，心裡的惋惜與無能為力才漸漸膨脹成令人垂頭喪氣的挫折感。這讓我想起 8 年前，當我還是一位醫學生時到馬達加斯加義診，一位家醫科的學長跟我說過：「你是一位醫師，也僅僅只是一位醫師而已。」
在索馬利蘭義診團出團的第一天，領隊張卓才醫師就直接的跟我們說：「大家看我出來義診這麼多次，都會覺得我是很有愛心的醫師。但我自己，並不這麼認為。」團員聽到這裡，面面相覷，都不知道該怎麼接話。張醫師繼續說：「我出來的理由很簡單，我就是在規定的時間內，把該做的事情做完。剩下的時間，就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想深交國外朋友的去多跟他們聊天，想要更認識這些國家的人可以多去探索。對我來說，路竹會的出團宗旨就是這麼簡單。」
就在我治療完這位小弟弟的當天，領隊張醫師對我們說的話，對我來說完全是記當頭棒喝──「我明白，你們自費自假，花了整整兩天的時間才踏上這片陌生的土地。你們會很希望能夠做些什麼事情。但我們才義診 10 天，我們就要跑 9 個不同的村落，預計要看 2,500 個以上的病人。我們只有 1 組無菌器械，3 瓶局部麻醉藥劑，沒有電燒，也沒有開刀房。」
「在每一個村落，我們只會停留一次。當你覺得你自己很行，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下動刀的同時，我想要請你們好好思考，如果開刀出現併發症，甚至是無可預期的緊急狀況時，誰能夠替你收尾？誰能夠替你接續後面的照護？病患的餘生與性命是你這個素昧平生、一輩子可能只會來這裡一次的外國醫師能夠扛起的責任嗎？」 「有時候，知道而去做，需要無比堅定的信念。但理解並感同身受後，要能有放手的勇氣，則需要豁達的智慧，與過盡千帆的超然。」
在索馬利蘭的這幾天，讓我知道做一位醫師就是為所當為，做著對得起自己的事情。所謂的醫療如是而已，不必張揚也不須卑屈。
下篇：臺灣醫師的索馬利蘭義診隨筆（下）：在 9,000 公里外，我學會拋棄光環、卸下武裝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王新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