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往桃園機場的路上，臉書的動態回顧跳出 8 年前的今天。
嗯，剛好也是前往桃機、準備出發到非洲的路上──照片中的自己染著頭髮，屁孩屁孩的，還有身旁兩個同樣「中二」的夥伴，跟著同樣的組織，去到同樣的大陸。
8 年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佔據了我人生至今近四分之一的時間。這 8 年來，從clerk（見習醫學生）成為了fellow（準主治醫師），衣櫥裡的 T-shirt 也都收進最深層的櫃子，舉目所及都是筆挺的襯衫與西裝。但這幾年來，在不同國家貢獻自己所學的醫學專業、也把台灣的溫暖傳遞四方，初衷一直沒有變過。
搭上飛機之後，是為期兩天的轉機行程，一共踏過了 5 個機場。紊亂的時區就像壞掉的生理時鐘令人頭暈目眩。這也讓出發前一晚無眠的我，當費盡千辛萬苦終於到了目的地，儘管人在只能洗冷水澡的簡易旅館，也像置身天堂。
凌晨 4 點，不到百公尺外清真寺可蘭經的誦經聲震耳欲聾也擾人清夢。驚醒的我翻了一下手機的時區，確認是當地時間無誤──還沒到集合的時間，於是用枕頭捂著頭和耳朵繼續睡回籠覺去。
即將回程的時候，和夥伴打趣的說道：「從第一天像空襲警報一樣被驚醒，到第 3 天可以自動忽略一覺到天明。會不會我們回台灣之後，沒有可蘭經的陪伴反而還會失眠之類的？」好吧，回來台灣到現在也逾一週，我很肯定這件事情沒有發生。不過我想，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吧。
非洲大陸上的索馬利蘭：全球「女陰殘割」最嚴重的國度
義診開工的第一天，和另外 6 位醫師學長姐們一起搭配看診。身為最小最菜的學弟，包袱雖小但壓力也最大。
在索馬利蘭（Republic of Somaliland）這個飽經戰亂的國家，不論是疾病的複雜度及常見度，都和台灣不可同日而語。而要在醫療器材、檢驗檢查及藥品都如此陽春的陌生國度獨立看診，心裡更著實忐忑。幸虧這次同行的醫師及護理師們都給予相當多的協助與幫忙，才能讓我們在 10 天內消化掉 2880 診次這個驚人的數目。
當中，更令人難以忘卻的，是關於醫療接受過「女性割禮」病患的經驗。
女性割禮，又名女陰殘割（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FGM）。而索馬利蘭，正是全世界女性割禮比例最高的國家。
什麼是「女性割禮」？以下內容部分節錄自維基百科：
「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定義為「包括所有涉及為非醫學原因，部分或全部切除女性外生殖器，或對女性生殖器官造成其它傷害的程序」。在非洲，許多族群將女陰殘割視為傳統習俗的一部分，目前已知有 27 個國家境內具有這種風俗。每個地區進行女陰殘割的時間不同，有的是在出生後幾天，有的則是到青春期才進行。這 27 個國家中，當中只有一半的國家能夠取得統計數據──根據這些資料顯示，大多數的女孩在 5 歲之前就會進行女陰殘割。。
不同民族之間的執行過程不盡相同，有些切除部分陰蒂和陰蒂包皮，也有的切除整個陰蒂和小陰唇；甚至將大小陰唇全部切除，使陰道癒合，俗稱「鎖陰手術」，世界衛生組織（WHO）則稱為「第三型女陰殘割」。被鎖陰後的女性下體僅剩下一個小孔，讓尿液和經血排除，直到要進行性交及生育時才再次將陰道口打開。」
女陰殘割所造成的影響，因操作程序不同而有所差異，包含反覆感染、囊腫、不孕症、生產時併發症及致命性出血。目前女陰殘割並沒有任何已知的醫療助益。
女陰殘割是對女性的一種性控制，具有性別不平等的意味。執行女陰殘割的地區將此舉視作「純潔、端莊與美麗的象徵」，且認為女陰殘割可以幫助女性保守對丈夫的忠貞。手術通常由家族中的女性成員操作，因為她們認為沒有進行女陰殘割，會使她們的女兒或孫女遭受社會排斥。截至 2016 年，逾 2 億名女性已接受過 FGM ，並分布於 30 個國家。聯合國人口基金預估，截至 2010 年，20% 的已殘割人口曾經經歷過鎖陰手術⋯⋯。
義診慘遭割禮的女性，「她們已是倖存下來的孩子了」
身為這次義診團隊裡唯二「下三濫」的醫師（醫院對於下體三科：泌尿科、婦產科、大腸科的戲稱），若病患抱怨下體不適，內診這個苦差事就算在非洲也還是得做。第一天，我就內診了一位被迫接受過割禮的 20 歲女性。病人主訴尿不乾淨，恥骨上及會陰疼痛，伴隨排尿的灼熱感。
在非洲，內診區每天都長得不太一樣。有時候是在教室後面，把兩張書桌併起來，有時候則是在警察局，用辦公桌充當。一樣的是，我們每天都要找來 3 根長木條，還有我們自己帶去的 4 片桌巾，想辦法圍起一個私密空間。簡易的內診區搭上攜帶型的超音波，這就是泌尿科醫師在非洲的日常。
很難描述接受過割禮的女性生殖器，簡單來說，就是光光的吧。那些原本該有的東西，都因為要讓另一種性別的人覺得「貞潔光輝」，而被硬生生地粗暴割除。
「這一定很痛吧，真是辛苦妳了。」我在心裡默默地想著，卻也不知道究竟是安慰了病人還是安慰了自己。
「我們所看到的，都已經是倖存下來的孩子了。那些活不過 5 歲成年禮，被各種未經消毒過的器具，不管是玻璃、指甲，甚至是石頭所蹂躪的女孩們，因為疼痛、感染，甚至出血而永遠無法長大的小女孩們，你是不可能有機會看得到的。」領隊張醫師，也是團隊另一位「下三濫」醫師（婦產科），在當天同樣做完內診後，相當理性地這麼跟我說著。
身為「必需要以理性凌駕一切感性」的外科系醫師，我們心中信奉的唯一教條就是 SOP 。如此才能夠在大致相似卻略有差異的解剖構造中，追尋該有的一致性。因為唯有這樣以近乎絕對理性訓練出的一致性，在面對大出血或緊急狀況的時候，才能讓自己可以即時反應，做最精準的判斷、下最適當的醫囑，挽救病人的性命。
雖然我總覺得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反思專業訓練中，經常被壓抑的感性
經過這次的義診經驗，至今我仍不斷思考關於「壓抑感性」這件事。
我是個徹頭徹尾的左撇子。但從小，我就被訓練成要像右撇子一樣地拿筷子、拿筆（現在也只有拿這兩樣東西是用右手，其他還是用左手）。我還依稀記得因為被矯正導制方向感錯亂的我，上英文課的時候連 b 還是 d 都常搞不清楚。
就我有記憶的部份，除了人家總說「左撇子比較聰明」之外，好像沒有什麼其他的優點了。但對成長歷程中，見識過太多天資聰穎同儕的我來說，除了感性比人家多一點點、勇氣比人家足一些些之外，並不覺得自己和他人有絲毫不一樣的地方。
感性這種東西，基本上要去定義「有沒有用」，某方面來說就有點玷汙它的價值了──但我覺得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似乎有點太過於壓抑感性對我們的重要性。我們總會希望有時間多去算一題數學、解一題物理之類的，而不是多看一篇散文，或是與老師對剛才歷史課堂上提到的事件做思辨。
尤其身為外科系醫師，人人窮盡一生，無非想追尋開刀時間最短、失血量最少的「最理性」手術方式。我們似乎也因此習慣了，把每個病人都視為一樣的個體，將每種疾病都恰如其分地歸類在樹狀圖裡──因為如此總能令人安心。
但我也總想多花一點時間，去思考這個人的本體與疾病的關係：一個 50 多歲正值壯年、家庭支持良好的病人，與一個 80 歲臥床、經濟困頓的病人，如果得到同樣的癌症，對我來說，意義是截然不同的。比起治療「腫瘤」的執著，我更會想把焦點放在治療這個「人」上。
這次的東非義診經驗，更讓我反思：我們似乎總費了太多的精力去治療「疾病」，卻常吝於花一點心思去同理眼前的「病人」，需要什麼樣子的醫療。
往後的行醫之路，我不期許自己當個手起刀落、行雲流水的醫龍。
但我希望，能成為一個有溫度的醫者。
這樣就夠了。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