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音樂治療師,我的病人們,是美國社會最排斥的犯罪者
身為一位治療精神病患者的治療師,我能夠理解被害者與家屬的痛苦、也能理解社會大眾的不平——但同時間,我也看到了精神病患者的脆弱與掙扎。我常在想,什麼時候,台灣的社會才可以有完善的精神疾病相關教育呢?什麼時候,被診斷出有精神疾病的更生人,才有相關的政策與配套措施去幫助他們呢?什麼時候,受害者的家屬、甚至加害者的家屬,才能夠因為大眾的理解與完善的政策,而減輕些痛苦呢?
Yung-Jung Cheng (Kerstin)/讀者投書
2020/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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