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的起點
2024 年時，我對台灣醫療團在海外的工作實況感到好奇，但身邊了解相關實務的人並不多，於是特地去拜訪蘇迎士醫師──他曾是台灣醫療團前往索馬利蘭的先遣團長，並預計在 2025 年重返索馬利蘭，正式擔任駐地的醫療團團長。
我們一起看著 Google Maps，把畫面一路拉到非洲之角。聊到一半時，他突然轉頭看著我，很自然地問：「妳不是有十年護理臨床經驗嗎？那⋯⋯妳要不要來？」蘇醫師接下來與其說在「趁機招募」，不如說把他看到的需要與缺口，直接、坦白地放在我面前。
當下有點意外，但這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真的有可能要踏進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離開後，那句話更一直在我腦子裡盤旋：如果我拒絕了，未來的我會不會後悔？
幾天後，我把訊息傳出去：「我想去索馬利蘭。」
如今回頭看，那則訊息真的把我推向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場景。
第一次走進 ICU：我真的停在護理站好幾秒
第一次踏進索馬利蘭哈爾格薩群醫院（Hargeisa Group Hospital, HGH）的加護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時，我整個人愣在護理站前。
因為眼前的畫面，和我職業生涯中所接觸過的 ICU，彷彿完全不是同一種：生理監視器沒亮、呼吸器堆在角落；尿袋放在地上、針頭散落各處；藥物與家屬帶來的食物，全擠在同一張桌上；護理師量完生命徵象就回到護理站休息，家屬則直接坐在床邊陪伴⋯⋯。
也是那時我才深刻體悟，原來我們習慣的 ICU 管理模式，並非舉世皆然。
更讓我驚訝的，是接下來的「工作節奏」：在這裡，護理師工作做到一半，常會停下來泡一杯索馬里茶，茶香一飄，護理站的節奏便跟著慢下來一點──台灣 ICU 的場景當然完全不同，空檔時也會喝個飲料，但通常是抓著就走，喝的不是悠閒，而是「沒空吃飯」。
同樣是一天的工作，兩個 ICU 卻因不同的環境與工作節奏，長得完全不一樣。第一次看到時，真的會感受到巨大的文化差異。
但我同時間也理解，作為來到當地協助的醫療團成員，我們的工作不是居高臨下地評斷指教，而是在尊重文化差異的前提下，與當地醫療人員共創改變，讓醫療體系更有效率：
從「單純紀錄」到「看見病人」
剛到 ICU 時，我發現當地護理師會很認真測量患者的生命徵象、仔細寫在病歷上，但隨後就回到位置休息、不會因測量出的數據有所反應，生理監視器也經常被關著。當下我的第一反應是，難道患者的生命徵象只是「需要紀錄」的工作而已嗎？
後來才知道，不是因為當地醫護不重視患者，而是她們習慣「手量」病患狀況、覺得那樣比較準；而關掉生理監視器，則是因為警報聲會吵到病人，加上當地電壓不穩、大家也怕把機器燒掉，久而久之，「先關著比較安全」就成了習慣。
於是，我們從最基本的原則開始溝通：生理監視器為什麼要亮著、它能提醒我們什麼；心跳變快代表什麼？血氧下降又意味著什麼？今天和昨天的不同，又能透露哪些線索？
一開始，護理師們還是停留在「螢幕打開、數字寫完就好」的狀態，但隨著一次次討論溝通，她們的眼神開始有了不一樣的亮度。
某天，一位護理師看著生理監視器，小聲對我說：「他的心跳比昨天快⋯⋯我覺得不太對。」這讓我感到十分欣慰，因為這是她第一次開始解讀機器上數字的意義。
隨著理解累積，我注意到另一件事──醫護們固定使用生理監視器螢幕的頻率變高了。有天我走進 ICU，更看見幾乎每張床的螢幕都亮著。反而是螢幕沒亮的那台，護理師會主動來問：「是不是壞掉了？」
她們其實不是在問機器有沒有壞，而是怕自己沒注意到病況。正是從那一刻開始，我看見她們的做法真的改變了。
急救車那一幕，讓我理解「節奏也能影響生死」
第一次檢查急救車（急救工作推車）時，我也沉默了很久。
那是這家醫院 ICU 中唯一的急救車，裡面卻混雜用過的器材、雜亂的藥瓶、沒有標籤的抽屜。乍看之下什麼都有，但真正需要時，卻沒有一個東西在它該在的位置。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不是他們不想救人，而是沒有人教他們如何「準備好」；但急救的成敗，往往就在「提前準備好」的那幾分鐘。於是，我們把整台車拆開、清空、分類、貼標籤。不是為了整齊，而是為了在真正要搶救的時候，那「伸手的第一秒」不能是空的。
某天，一位病人狀況突然惡化。
在台灣，急救車會在幾秒內推到床邊；但那天，護理師卻只是走到停放在遠處的急救車、翻找急救藥品。我問她：「怎麼不把急救車推過去呢？」她回頭很自然地說：「我已經拿到藥了啊。」
於是我們再次示範、畫流程、演練。
幾週後，類似的情況真的又發生了。但這一次，急救車很快被推到床邊；有人準備藥、有人固定設備、有人跟醫師確認劑量。
那流程仍不算完美，但我當下真的鼻子一酸──原來，分秒必爭搶救病患的 ICU 團隊，就是這樣慢慢形成的。
下一個關卡：無人使用的呼吸器
急救改善後，我們很快看到下一個瓶頸：呼吸器。
在這家醫院，只要病人需要插管，醫護們的第一反應通常不是「準備呼吸器」，而是「要準備轉院了」。
因為儘管 ICU 裡就擺著好幾台呼吸器，但它們全都來自不同國家的捐贈：型號不同、介面不同、接頭不同、耗材也不相容。從沒有人實際使用過，也沒有人被系統化教過。
我們於是把所有呼吸器搬出來，一台台開機、比對、測試，卻找不出一台能立即使用的──某天急診推來一位使用呼吸器的病人，他們把急診室唯一能用的呼吸器跟病人一起送來加護病房，正是因為如此。
對此難題，蘇團長的理念很務實：「呼吸器不是設備，是 ICU 的核心能力。機器在這裡，不代表能力就會跟著出現。」
於是，他邀請台北醫學大學的呼吸治療師──陳孝岳助理教授，跨海前來協助。教授仔細檢查倉庫裡沉睡多年的呼吸器，一台台測試、校正、排查。最後終於讓我們找到可以使用的呼吸器了！
現在，每當教授走進 ICU，看著病人的呼吸型態、調參數時，當地醫師們都圍在旁邊問：「為什麼選這個模式？」「壓力怎麼抓？」「這種狀況要不要換設定？」
那些只存在書本裡的知識，第一次連上「真實的病人」。
改變，真的是慢慢看得見的：現在 ICU 裡不只一台呼吸器能用，而是同時有三台在正常運作著。當地醫師也會站在呼吸器前，翻著陳教授留下的筆記，一邊調整設定。
我更高興能親自見證這改變的瞬間。對我而言那天亮起來的不只是螢幕，更是這間 ICU 真正開始往前走的證據。
每天的一杯索馬里茶：我們開始不是外人
在如上面所述，與當地醫護共創種種改變的過程中，讓我感動的不只是見證 ICU 專業度的逐步提升，更包括和他們的每日交流。
到後來，甚至每天早上我一走進護理站，護理師們泡茶的手都會停一下、並拍拍旁邊的位置示意我來坐，替我倒一杯熱茶。
「Mona，come sit. Take a rest。」
她們的溫暖不是大聲說，而是藏在小小的動作裡。
我整理藥盒時，有人會默默跟著分類；我拉出急救車準備教學，有人會主動過來扶著；我忙著示範技術時，旁邊總有人靜靜協助。她們沒多說什麼，但那些動作都在說：「妳不是一個人在做。」
讓我眼眶發熱的一句話：「我們真的很謝謝台灣」
某天，一位平常很安靜的護理師突然跑來找我。
她有點緊張地問：「Mona… you will not leave us, right?」
她的意思不是依賴我個人，而是害怕事情又退回原點。接著她誠摯地說：「謝謝你們教了我們很多。我們真的很謝謝台灣。」那句話語氣輕輕的，卻重重敲進我心裡，更讓我眼眶發熱。
我想起蘇團長常說：「在資源有限的地方，最重要的是讓人願意學、願意著手改變。」
幾個月前，這裡的生理監視器常常關著、呼吸器沒人敢碰、急救車推不動、生命徵象只是數字；而現在，醫護們會主動使用生理監視器、討論呼吸器設定、急救時分工，也會自己判讀生命徵象、討論變化。
改變不是某天突然發生的，而是一個又一個「願意」慢慢累積起來的。
如果時間又回到 2024 年，那個看著 Google Maps 的下午，我想自己還是會答應加入醫療，也還是會踏進那間讓我當場愣住的 ICU。
因為那裡的人們──不只需要有人陪著，他們也讓我成為了不一樣的自己。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