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0 月初，我受邀參加「中華民國／Taiwan」駐歐洲某國代表處舉辦的國慶酒會。受邀來賓多是駐在國的國會議員，學界和商界夥伴，也有其它國家的外交官員，大家都為了支持臺灣而來。
來賓排隊進場，一一與我國大使握手寒暄。我自我介紹是歷史系助理教授，專長為臺灣史，這次剛好來到此處參加國際研討會，因而獲邀參加國慶酒會。以上自我介紹，之後我還會用英文向其他賓客說好幾遍，但此時我還沒想到，後來歷史在這裡竟成了熱門議題。
從國慶酒會的「尷尬現場」說起
進場完畢後，開幕典禮以當地手風琴音樂家演奏兩國國歌，拉開序幕：首先自然是中華民國國歌。
這首歌我小時候已在學校朝會唱過無數次，當時連看電影前也得唱。儘管如今我會基於個人政治立場，而對歌詞曲調有所保留，但在外交場合似乎也該演一下；只是幾十年都沒再好好做過的動作，突然要做還真有點手足無措，甚至連該不該唱出歌詞都不確定。
唯一確定的是在演奏過程中，會場內只有微小的聲音唱著：「三民主義，吾黨所宗⋯⋯」，甚至彷彿全場只有一個人在唱，就跟蘇武牧羊一樣孤獨。
接下來是駐在國的國歌。當樂手音樂一起，合唱聲響徹全場。在這個以歌唱維繫國族認同的地區，眾人高聲演唱國歌並不令我意外，只是前後兩相比較起來，中華民國那段還真是格外冷清。
接下來我國大使和當地國會議員、首都市長相繼致詞。我國大使在致辭中均用「Republic of China, Taiwan」或簡單地僅以「Taiwan」稱呼自己的國家。講壇後方的投影背景上，也寫著「中華民國生日快樂／National Day Celebration／Taiwan」。「中華民國」只會出現中文，面向國際的英文則只寫「Taiwan」──這正是現在政府對外呈現國家名稱時，實務上經常會採取的「雙語雙軌策略」，最新版的護照封面也是這樣標示。
大使致詞後，友臺的國會議員接連上臺演說，提醒大家「記住歷史」：過去臺灣在他們艱困時曾伸出援手，現在則是他們「支持臺灣對抗共產中國」的時候。
「114 年前，臺灣發生了什麼事？」
沒錯，我們該記住歷史，但真的深究歷史時，卻又會遇到好多尷尬矛盾不協調的細節。例如這天邀請函上的主旨「中華民國國慶日」，可能就是目前「以臺灣為主體」的外交場合中，最不協調的事情之一。
我們在臺灣時，大多已經習慣與這些不協調元素共存，但對挺臺灣的國際友人來說，這些不協調卻是引發好奇心的誘餌。
例如，當地人士知道我是歷史學者之後，幾乎每個人都問我同樣的問題：「 ＂114th National Day of Taiwan＂是什麼？114 年前「臺灣」發生什麼事？為什麼 10 月 10 日是 National Day？」⋯⋯
因為「雙軌制」的國號呈現，對方期待的，可能是「臺灣人」反抗暴政的獨立運動等答案，甚至某個反抗中國（帝制、民國、共產？）或殖民者的行動紀念日。就像他們講起「1905」，大家都知道那是反抗沙俄統治的革命年。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的紀念銅像甚至連銘文都不用，只要簡單地寫上「1905」就已足夠。
作為專業的臺灣史學者，我自然不會輕易說出「辛亥革命、武昌起義」這種國編本教科書中載明、但實在和當時的「臺灣」沒有關係的所謂標準答案；但我一時間也說不出公曆 1911 年 10 月 10 日當天，「臺灣」發生了什麼事，這得回去查《臺灣日日新報》才知道。
因此，我的回答是：＂Nothing happened in Taiwan 114 years ago＂。而這個反常的答案，自然會讓大家追問下去。這就給了我從十七世紀起講「臺灣四百年史」的機會：我用連續殖民的史觀，簡單明快地交代荷蘭、西班牙、鄭氏、滿清、日本、國民黨的殖民統治。
然後在他們還來不及開口問一連串政權下＂Taiwanese people＂的角色時，我帶到： Taiwan 收留了 ROC（Republic of China），直到 1996 年總統直選，臺灣人民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由自己選出、組成且監督的民主政府。但基於種種原因，現在這個國家的政府還是得叫臺灣為 ROC，而 114th 就是 ROC 第 114 年的意思。
至於每年的 10 月 10 日，許多臺灣人都會慶祝「實際上並不屬於臺灣的國慶」，反正能放假就好，今年還剛好是長週末，更好。
在此補充，以上是我以一個歷史學者、基於自己的所學和認同所發表的論述，當然不足以「代表」政府官方或全體臺灣人的立場──而這也就帶到了接下來我想藉此探討的議題。
「兩套史觀並存」的臺灣
我所對話的這些國際友人，對臺灣歷史通常已有片段的知識，他們知道荷蘭和鄭成功，知道臺灣 1945 年以前是日本殖民地，但對於各族群的祖先怎麼來、講什麼語言，原住民怎麼被邊緣化成少數民族，日本怎麼得到臺灣這個殖民地，甚至中華民國怎麼跑到臺灣等，卻未必都很清楚。
這也不意外，換作是臺灣人，相信絕大多數人也不清楚「北方十字軍」、「大北方戰爭」、「三國瓜分波蘭」、「俄國革命」、「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等當地歷史大事的細節。
不同的是，這些歐洲國家如今都各自有一套「國族歷史論述」：學校裡教的是這一套，在博物館給人看的也是這一套。雖然這類以國族建構的歷史觀中，總是不乏尷尬、矛盾、難以自圓其說的成分，但每個國家都只有一套。
反觀在臺灣，我們的課本至少有過「中華民國史觀」和「臺灣本位史觀」兩套截然不同的說法。
在中華民國史觀中，「大中華民族主義」是評價歷史的準則：荷蘭、西班牙殖民臺灣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鄭成功驅逐荷蘭人是「收復臺灣的民族英雄」，臺灣的現代化則始於沈葆禎和劉銘傳。日本奴化教育臺灣人，國民政府抗戰勝利才「光復」臺灣。
然而在以臺灣為本位的史觀中，荷蘭、西班牙「將臺灣帶入全球貿易體系」，鄭成功則是「壓迫原住民的軍閥」，且鄭氏統治最後還是讓臺灣被清帝國征服，關進中國內部的貿易體系，期間也有大量漢人殖民臺灣，與原住民各族的互動是清代臺灣的重點。至於全島性的臺灣主體認同要到「日治」時代才形成，「臺灣人」逐漸開始了文化自覺的進程，但進步向上的趨勢又因戰爭、二二八事件、戒嚴、威權統治連續打擊，直到 1980 年代才走上民主化的道路⋯⋯。
當然，這兩個史觀都有各自的缺陷，但對我個人來說「臺灣本位史觀」相對比較符合我們生活的現實，說給外國人聽時，也比較沒有尷尬難解之處──至少不用紀念跟臺灣一點關係也沒有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和「武昌起義」吧。再者，如果有人能在 5 分鐘內用國際友人聽得懂的語言講完臺灣歷史，將他們腦中片段的知識整合起來，為他們同情與支持民主臺灣的行動提供歷史正當性，對我來說就足夠了。
然而，這樣簡單的期待，現在可能還是奢求。二戰後 80 多年以來，中華民國史觀和臺灣本位史觀先後主導了「國民義務教育」中的歷史教育，受過不同史觀教育的世代正共存於臺灣社會，甚至共存於同一個家庭。
例如，現在的大學生在中小學時接受的是「臺灣本位史觀」，但他們的五、六年級生父母，在學時接受的卻是「中華民國史觀」。這兩個史觀共存於臺灣，自然不乏衝突，也能用來解釋臺灣的尷尬矛盾不協調。就像是雙十節作為「國慶日」，只有在中華民國史觀下才講得通，但在臺灣史觀下，卻往往被視為「國民黨的威權殖民遺產」。
很多臺灣人夾在這兩個史觀之間，不知道該怎麼做才正確，也不想與其它意見起衝突，最後往往選擇保持沈默。結果就如同國慶酒會開幕唱國歌時的尷尬場面，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算是代表我國的專業外交官，大概也不知道該怎麼說，才能讓國際與國內都滿意。
臺灣人是否會有、何時能有「全民史觀」？
酒會結束前，我已經向好幾組國際友人，用我的方式說明了臺灣歷史與中華民國國慶日的「不協調」。
正要離開時，我隨口向外館人員提起受邀參加國慶酒會的國際友人，大多不知「114th」的意義，還需要歷史學者幫忙解釋，然後趁著一點酒意小小抱怨：「這不是你們該做的事嗎？」
有位外館同仁就說：「這是全民的事。」我完全同意，但在全民史觀尚未整合、甚至連共識都仍不足的現在，國際友人會從臺灣人這邊聽到多少個版本？每個版本又各自會產生什麼效應？這些效應對臺灣的外交是否有利？
尤其，外交部要是自製說帖，它的論述能解決不同史觀間的互相矛盾之處，提出條理明晰的論述嗎？提出「官方說法」後，又能頂住國內政治壓力嗎？
我不知道，或許沉默與空白已是最佳解。作為行動相對自由的研究人員，我只能繼續說著我的版本，因為我相信它最能解釋臺灣的現狀。我也期待自己的說法，有一天可以成為描述臺灣的主流知識，成為國際認識的臺灣歷史。或者至少，雖然不想那麼悲觀，在我的臺灣史觀徹底敗給其它論述時，它還能躲在某個「大中國」管不到的地方，或許是某個僻靜蒙塵的書架，期待未來與知音相遇的機會。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