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9 月 8 日，挪威大選結果揭曉。正如一項調查所形容，這場選舉「即便是希區考克，也寫不出如此扣人心弦的劇情。」
在世界全面右轉的局勢下，挪威執政黨「工黨」（Arbeiderpartiet）從一年前的大幅落後，最後勉強以 28.2% 的得票率蟬聯最大黨的位置，而右翼民粹主義政黨「進步黨」（Fremskrittspartiet）的得票卻較上次大幅增加一倍，以 23.8% 的得票率緊追在後。
進步黨在這次選舉中，採用了遠比以往還要激烈的反移民語言：他們提出對某些「高風險國家」實施「移民淨零」政策，強調優先接納基督徒難民，收緊永久居留與家庭團聚（俗稱依親移民）程序，並建議對各市鎮的（移民）整合成果進行公開評比，以停止向整合不佳地區輸送移民。
如「移民淨零」這種種激進化的修辭，更使移民議題成為整個社會討論的中心，也為當地人民的日常生活與身分認同帶來更直接的張力。因此，這場選舉可以說是對這個向來以開放與包容著稱的北歐社會，能否在全球右翼浪潮中維持其核心價值的一場嚴峻考驗。
日常排斥如何潛移默化
事實上，進步黨支持率的大幅增長並非一日之寒。根據我在奧斯陸生活的觀察，政治風暴的痕跡早已滲透至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
今年 5 月 17 日憲法日宴會時，一名理應最重視對外交流的商務部官員私下對我說，她很討厭移民或遊客參與慶祝憲法日，因為「這是挪威人的節日。」這句話讓我愕然，也讓我深切感受到社會裂縫的深度。
職場中同樣能察覺到排他情緒的蔓延。我工作的機構每週例會幾乎全程以挪威語進行，只有在「外國員工真的需要知道」時才勉強切換英語。當有同事建議全面改用英文以確保所有人都能理解時，挪威同事甚至直接回應：「我們是挪威的機構，當然要用挪威語。」這種語言使用的選擇性，無聲卻清晰地劃出了「我們」與「他們」的界線。
在文化層面，對「純正挪威文化」的渴望也愈來愈強烈。從前挪威的流行音樂市場幾乎是英語歌曲的天下，但近年來，挪威語歌曲已經成為主流。在一些市政府主辦的演唱會上，英語歌曲甚至完全絕跡。
移民與其後代的回應
在人群的另一側，對於移民後代而言，這種氛圍卻意味著身分認同的多重撕裂。23 歲的混血沙灘手球選手 Zaynab Elmrani 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她的母親是挪威人、父親是摩洛哥人，由於膚色與混血背景，她在成長過程中經常被視為「外人」。
這種經歷很可能促使她認為，只有戴上希賈布（hijab）才能找到自己的認同。她於是堅持在國家隊戴上希賈布出賽，將自我認同投射到父系的伊斯蘭世界──儘管這既非母親的文化，也可能非她成長中熟悉的生活方式──作為對主流社會排斥的回應。
然而，這樣的「表演性反抗」往往產生惡性循環的副作用：主流社會因此更加堅信移民或混血群體「果然是外人」，排斥隨之加深。當文化上的異類感再與經濟因素疊加時，緊張關係就更為激化。
在我所居住的社區，常可見一群依靠救濟金生活的、頭戴希賈布的婦女聚在一起，其中甚至有人自豪地宣稱，只要自己想要什麼，都能直接寫信向勞工與福利局（NAV）索取。這類日常景象常令部分其他居民感到反感與焦慮：「我的稅金竟被用來養活不工作的人？」、「看到她們的女兒也戴著頭巾，我會擔心自己的女兒受到影響。」
這種情緒，正與 Elmrani 的自我他者化經驗形成鏡像：主流社會的排斥與移民社群的自我規範交織在一起，成為日常生活中揮之不去的張力。
從日常積怨到街頭對抗
這些積壓的怨氣，首先在右翼爆發。8 月 15 日，挪威右翼的民主黨（Demokratene）與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合作，在奧斯陸舉辦「再移民會議」，公開呼籲大規模遣返移民。
一週後，8 月 24 日，衣索比亞裔社工 Tamima Nibras Juhar 在青少年融合中心夜班時，被一名 18 歲挪威青年持刀刺死。兇手承認自己懷有強烈反穆斯林立場，並曾在極右翼網路社群中高調活動，且與另一個極右翼政黨聯合黨（Alliansen）有所關聯。
相對於右翼的憤怒，左翼情緒也被激起。9 月 5 日，當民主黨在市中心再次舉行集會時，數百名反對者以小丑裝扮現身，諷刺性地喊著：「我們打扮成小丑，是因為民主黨和另類選擇黨就是小丑。」這種戲劇化的抗議，讓政治對抗變得更像一場象徵與嘲諷的競賽，而非理性辯論。
這股情緒甚至也滲透到教育現場：在奧斯陸的 Bjørnholt 高中，進步黨青年團代表參加校園辯論時，不僅遭學生辱罵，還被吐口水，最後得由警方護送離開校園。當連學校這樣的教育場所都失去最基本的對話禮儀時，整個社會的公共討論空間已然岌岌可危。
這種日常層面的不安情緒，正在轉化為政治層面的極化。值得注意的是，抬頭的不僅是極右翼，還有極左翼力量。在剛結束的「兒童選舉」中──超過 7 萬名 5 到 10 年級學生參與投票──激進左翼的紅黨（Rødt）以 13.5% 的得票率成為兒童們心目中的第三大黨，僅次於工黨和進步黨。
雖然在成年人的正式投票中紅黨只得到 5.3% 的選票，但中間派的中央黨（Senterpartiet）得票率竟然腰斬，而自由黨（Venstre）甚至沒有跨越 4% 的門檻。這一結果顯示，挪威政治光譜正朝兩極分化發展，中間派的生存空間正在被壓縮。
全球右翼浪潮下的挪威轉向
挪威的政治向右傾斜，並非孤立現象，而是全球趨勢的一部分。在波蘭，右翼民族主義者安卡羅．納夫羅茨基（Karol Nawrocki）當選總統，對親歐勢力形成衝擊。在德國，根據一份 8 月份的調查，另類選擇黨以 26% 支持率領先基督教民主黨的 24%。在法國，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支持率持續攀升；英國則出現右翼政黨 Reform UK 在民調中大幅壓過工黨與保守黨的情況。這說明整個歐洲政治光譜正快速向右傾斜。
筆者認為，這種全球性的右翼化浪潮，反映了後冷戰時代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深層危機：經濟不確定性、文化認同焦慮與移民壓力的三重衝擊，使曾經的多元文化主義共識逐漸瓦解。挪威作為北歐社會民主模式的典型代表，其經歷的變化具有重要象徵意義。
進步黨得票率的大幅增長，正是這種變化在選舉政治中的反映。儘管工黨保住了執政地位，但進步黨的高票率凸顯了挪威國族主義的壓力。而對移民與多元文化來說，這意味著「雙重邊緣化」：若努力融入，仍會因膚色或文化被視為「外人」；如果堅持傳統，又會被指責「不願融入」。這樣的身分認同拉扯，反映出挪威當代社會的矛盾與緊繃。
總而言之，這次大選早已超越政權更迭，而是一場關於文化安全主義與多元認同的深層對決。無論投票結果如何，這場身分認同的裂痕不會因投票箱的關閉而消失。
從進步黨得票的大幅成長，可以看出本地人對外來人口及社會福利政策的疑慮，而從兒童選舉的結果可以看出新一代對中間派的冷感以及更為激進的傾向。這些不僅是選票的變化，更折射出整個社會的政治光譜正在極化──年輕人和成年人、移民後代和本地人之間的分歧正在擴大。
這種極化如今更已深植於日常生活：當移民群體面臨「雙重邊緣化」，而主流社會的焦慮與反感不斷累積，政治對話的空間被壓縮，社會矛盾被制度化與象徵化。無論最終選舉結果如何，挪威社會正站在歷史十字路口，身分認同、文化包容與政治極化的交織，將在未來數年塑造這個北歐國家的方向，也可能成為整個世界的參考樣本。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