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 10 年來，決定多數學子能否錄取香港各大專院校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 HKDSE，以下簡稱 DSE），其考生結構正在悄悄轉變。
隨著香港本地學齡人口減少、來自中國內地的考生與非本地生比例卻節節攀升，當地文憑考試的競爭格局與大學招生政策，正經歷一場無聲的重塑，並在網路上引發大量香港家長與學子們的不安。
這股潮流，背後是跨境家庭對教育機會的重新佈局，也是香港高等教育圈於「中國（內地）化」與「香港化」之間的平衡挑戰。
DSE 考試版圖的變化：雙曲線背後的故事
2012 年香港首屆 DSE 開考時，報考人數超過 7 萬，當時的香港教育界仍在適應新制取代會考與高考的轉換期。
那時候，絕大多數考生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學生，非本地報考者比例微不足道。然而在 10 年後的今天，考生版圖早已大不相同：根據 2025 年香港考評局數據，香港本地考生人數隨人口高齡少子化而逐年減少，近年多維持在 4 萬上下；但另一條曲線卻在悄悄上升──根據民間機構估算，來自中國內地的報考人數，從早年的數百人不到，快速增長至如今的約 4 千人左右，已相當於香港本地考生的 10% 左右。
背後原因其實不難理解：眾所周知中國境內（香港稱內地）的高考競爭極為激烈，加上近年即使就讀頂尖大學，畢業後亦不若以往保證高薪就業，因此越來越多中國內地的學長家長，將眼光聚焦於香港全英文的高等教育環境：「進可攻」海外名校留學，「退可守」在香港當地找工作，甚至還能以子女名義置產移民等。
筆者實際接觸部分中國內地考生家庭後更發現，他們之所以選擇 DSE 除上述原因外，還包括其英語、數學等科目的考核方式相較（中國）高考靈活，對擅長「單科突破」的學生較為友善；同時，DSE 成績除可報讀香港大學（HKU）、香港中文大學（CUHK）、香港科技大學（HKUST）、香港理工大學（PolyU）、香港城市大學（CityU）、香港浸會大學（HKBU）、嶺南大學（LU）及香港教育大學（EdUHK）等「香港八大」頂尖名校之外，甚至可直接用於英國、澳洲及部分加拿大大學申請──這種「一試多用」的特點，對考生而言極具吸引力。
中國北上廣深等大都會的部分學校，甚至已專門開設「DSE 課程」，聘請熟悉考綱的教師授課，模擬香港的教學語境，讓本已十分擅長解題的內地學生在正式考試時有如「開外掛」般更加如魚得水。
另外就筆者觀察，目前選擇報考 DSE 的內地學生普遍來自富裕家庭、本就擁有較多的學習資源和應考能力，這也導致個別內地考場的科目及格率遠高於全港平均，為在地港生帶來實質的競爭壓力，也讓不少香港本地學生感受到「強烈的不公平」。
香港家長的憂慮：名額之外，更在於公平感
對許多香港本地家長而言，DSE 不只是考試，更是一條社會流動的重要通道。過去，家長們普遍認為只要孩子努力讀書、在 DSE 中取得好成績，就能進入「香港八大」或理想學科，從而在就業市場中擁有較高的競爭機會。
然而，當非本地生的比例增加，且錄取分數線逐年走高時，本地生感受到的壓力自然與日俱增，此番焦慮不僅來自分數和名額上的競爭，更來自制度上的「被邊緣化」感：當香港媒體紛紛報導某些「非本地生」能透過額外的補習資源、考前集訓、甚至專門的升學顧問獲得優勢時，本地家庭難免覺得自己在起跑點上已經落後。
此外，當部分非本地生畢業後選擇回流內地或赴海外發展，也讓香港本地社會開始質疑：既然公共資助的教育資源有限，是否應優先給予長期在港生活的學子和家庭？
然而，來港升學的中國內地家庭也有自己的觀點：他們認為既然 DSE 是一場公開考試，本就應以實力定勝負，無論籍貫背景，都應一視同仁。尤甚，離開熟悉的內地教育體系、適應新的課程語言與文化環境，本身就是一種挑戰與投入，若能脫穎而出，完全是努力與能力的結果。
甚至社群平台有聲音直言：「能力高的人取代能力低的人，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種論述中，競爭被視為自然淘汰機制，不應該有地理或政治的考慮；但在香港社會，這種說法容易被解讀為忽視「本地人的情感」與「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背景」，反而加深社會裂痕。
人才計劃的疊加效應：教育政策與人口政策的邊界
與此同時，香港特區政府推出的「高才通」、「優才計劃」、「專才計劃」等政策，吸引大批中國內地的高學歷專業人士及其家庭落戶香港。雖然這些政策的初衷是「補充勞動力、提升競爭力」，但在執行層面，一批批攜帶學齡子女的家庭直接進入香港教育體系，自然也對學位分配產生了間接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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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雖然香港特區政府不斷強調：官方資助大學（公立大學）的非本地生比例上限為本地生名額的 40%，本地家長毋須過度擔心。但同時間，香港許多大學的非本地生比例，已在政策放寬後迅速接近上限。尤其在熱門領域（如商管、法律、計算機科學及醫療等）的相關科系中，更已出現非本地生錄取人數超過本地生的情況，其中絕大多數自然是來自中國內地的考生。
最近，甚至連香港前特首梁振英都出面質疑，部分「引才」個案實際上是「引學」，即家庭主要目的是讓子女利用人才計劃的身份，直接進入香港學校或取得更高的大學錄取機率，而非在港長期工作或貢獻專業技能。這種現象，模糊了人口政策與教育政策的界線，也引發香港社會對教育、醫療、養老等政策資源是否公平分配的討論。
公共討論的「情緒化傾向」，形成難解習題
如今在香港和中國境內的許多媒體與社交平台上，由於上述種種情況，導致如今舉凡討論到香港各頂尖大學的考試、獎助學金乃至 DSE 非本地生比例等議題時，經常會演變成「（香港）本地」 vs. 「（中國）內地」的對立敘事。
而這種二元對立的框架，也難免將原本可以理性討論的政策問題，轉化為身份認同的情緒衝突。
例如，本來可以探討的議題包括：是否應設定更透明的錄取比例、如何確保引才政策與教育政策協同運作、是否需要對畢業後離港的非本地生收取部分教育回饋金等；但在情緒化的輿論場中，任何建議都可能被標籤化為「排外」或「親內地」，以致討論難以深入，實際問題被長期擱置。
筆者認為，香港的國際化與多元開放，一直是其核心優勢。然而，所謂「開放」亦不能忽視本地居民對公平的需求，特別是在教育這種關乎資源分配與社會流動的領域上。
教育的本質，是為了培養社會未來的中堅力量。而當跨境競爭成為常態，香港要做的不只是敞開大門，更該守住一個能讓所有人相信「努力會有回報」的制度基礎。反觀若放任「能力高的人取代能力低的人，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等說法、卻忽視了背後的制度性失衡，將容易被解讀為對香港本地學生的貶抑，甚至進一步加深彼此的對立情緒。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