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再次興起的編劇罷工，先前更影響了今（2023）年 6 月 11 日的東尼獎，取消了公開轉播。身旁不乏編劇友人們各持意見，他們有些人跨足影視、也有人專寫劇場；而我的設計夥伴們，微微嘆了口氣：「什麼時候也能輪到我們罷工？」因此我決定記錄這陣子在紐約劇場工作時，憂喜參半的混亂感。
「罷工果然還是有階級之分」
不意外地，幾乎我身邊所有同溫層的朋友跟同事們，都支持、甚至願意響應任何形式的罷工，但還是有專寫舞台劇的編劇朋友不免惆悵：「真羨慕影視編劇握有的資源與聲量，罷工果然還是有階級之分。」
劇場人會對這起罷工產生相對剝奪感，不外乎是因為，劇場雖與影視同為「表演藝術」產業，受眾與市場卻有極大的聲量差異，而一年一度、對百老匯劇場人來說的大事──「東尼獎」（Tony Awards），可說是能讓很多人努力多年投注的作品，總算能在公開媒體轉播上被全球看到的寶貴機會。
正因為劇場有其獨特的「在場性」，以及無法複製的觀影經驗，唯一能「聲名大噪」的頒獎典禮遭腰斬，還是讓人惋惜。
「就像別人在吃麵，我在喊燒。」我嘗試把這句話翻成英文，與夥伴們分享，逗得他們大笑，直指這句話有多精準。
然而，所有勞權都不應該被比較，「如果我們落入『比慘競賽』，那也只是看誰先轉行而已⋯⋯」其中一位長年致力於爭取外百老匯（Off-Broadway）薪資對等的夥伴說：「無論如何，可以用東尼獎作為這次抵制的小小聲援，我問心無愧。」
說來諷刺，大多數劇場工作者（像是我本人）其實都非常在意勞權，通常是資本家憎恨的「左膠」，我們會在私底下把某些劇團列入黑名單，並且不諱言地將薪水透明化，就是為了工作環境越來越健康。但也正因為劇場之於我們更像「創作」而非純粹的「打工」，無法「領多少錢做多少事」，尤其入行 10 年內的創作者，面對不合理對待的時候，內心總混雜著一種「自我實現」的複雜感受，還是想要對作品問心無愧，反而落入自己壓榨自己的困境。
縱使有人可能會以「大環境不好」、「大家共體時艱」當作開場白，或是我在臺灣工作時很常聽到的「劇場觀眾是小眾，如果想要賺錢就不要來做劇場」等「金玉良言」，皆不禁讓我疑惑：如果每種工作都算是自由經濟之下的交易行為，意指我用勞力及各種形式的生產力去交換，不論是交換金錢、成就感或自我實現，我不是應該感到甘之如飴、平安喜樂？為何我還是會忿忿不平，聽到「金玉良言」總感到胸口鬱悶？
「因為不對等，你感受到了這個交換存在著巨大的不對等。」
朋友的話就像醍醐灌頂，讓我想到去年參與的一個在紐約的大型公共藝術活動：The Walk（Little Amal）。一個來自敘利亞、3 公尺半高的小女孩人偶名為「Little Amal」，在紐約各個地點遊行表演，與當地不同的藝術家合作的特定場域展演（site-specific performance）。
就算「無薪」也想投身的一場藝術行動
第一次聽聞 Little Amal 是我人在德國時，知道這是一個政治宣言的藝術行動，希望藉由操偶的公共遊行與表演，來讓更多人關注國際難民的議題。我非常支持也敬佩這個創作理念和計畫，於是在他們接洽及詢問我能否接下曼哈頓中國城站的視覺設計時，我幾乎是一口答應，馬上展開了一連串的發想與討論。但同時我也認知到經費並不充裕，我可能甚至是「無薪藝術家」。
過程中，我找了同為臺灣人、跨足平面設計的的劇場導演苡禎，從企劃、主題概念、遊行動線，還有圖騰設計、印刷材質，到思考如何號召中國城的社區參與，讓每個人一起拓印，使整個表演不只是裝置藝術。邀請在地的移民、居民給予難民女孩新的力量，讓我們都有回家的感覺，也受到媒體採訪報導。
我清楚知道我「交換」了什麼，在這過程中沒有任何人為別人的付出感到理所當然，我們尊重彼此的專業，也珍惜這份對等的關係。
這個活動圓滿落幕之後，有幾個外百老匯的劇團傳來了工作邀約，我頓時又跌出了「用藝術參與政治」的左翼文青泡泡，回到沒有勞權的藝文環境中，面對高薪製作人露出「我隨時可以找到別人取代你」的臉色。
「你清楚知道你在這個不對等的關係裡是被壓榨的，或者你的創作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你能做的可能是切割你的創作，告訴自己離遠一點。」
但一直以來困難的其實都是，你下不了戲。
每個劇場工作者，都有下不了戲的原因
外百老匯（詳細定義可參考我的上一篇文章）能成為疫情後最快復甦的表演藝術現場，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正是它不完全受制於工會，擁有能動性，而這也使外百老匯對創作者來說，儼然成為雙面刃，令人又愛又恨。
外百老匯雖然不用考慮觀眾口味跟票房，但也是劇目被搬上百老匯舞台的絕佳機會，多少創作者夢想在外百老匯一砲而紅，進而運用百老匯的資源與商業模式，訴說自己真正想傳遞的價值。幾個業界的朋友總說：「想繼續做外百老匯，你要有健康的肝跟充足的積蓄。（然後大笑地說）你以為我想講的是充足的睡眠嗎？」
一位總是在 burnout（過勞）邊緣的設計友人自嘲地跟我說：「我總是要向劇團爭取一個助理，因為我這樣才有時間去當別人的助理。」外百老匯的設計費養不活自己，甚至付出房租都有困難，只好同時兼了其他大設計師、百老匯的助理職位，往往也在這樣「瞎忙」的途中迷失自我。
確實，互吐苦水之後日子還是要過，我不贊同有人說「如果那麼委屈，那你就轉行啊？」為什麼委屈不可以抱怨、然後繼續掙扎？抱怨可說是人類追求進步的動力，也是舒壓的最佳良藥。
我想到很久以前在《Artlib Net》讀過四把椅子劇團的導演許哲彬的訪談，他說：「我大學就是念戲劇系，去英國也是學戲劇，既然如此，我現在做劇場這件事情有什麼好值得一提的⋯⋯我沒有夢想，也沒有熱情，只是把這個當成是我的工作。也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這樣。」
每個劇場工作者都有一個下不了戲的原因，不管是因為「這是我唯一會做的事」、「這是我的專業」或「我為什麼要因為有毒的環境放棄自己的工作，該改變的難道不是這個有毒的環境嗎？」每每看到那些支持工會、努力改變職場環境的夥伴，總是升起滿滿的敬意。
2023 年，即使很多自由工作者在疫情時改變了人生規劃，也有很多人看清了是「我不能沒有劇場，不是劇場選擇了我」，但戲劇是關乎人的事業，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有故事的地方就有創作。
而創作就是我的工作。
執行編輯：林鈺芩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