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呂佾晉
我國教育部以「強化學生英語力，推動全英語授課，整體提升高教國際競爭力」為願景，近年推動「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期待在 2024 年達到「25-20-20」、2030 年達成「50-50-50」（註）。
學校逐步進入全英語教學模式、建置全英語學習環境，因此成了許多人關注的話題。不少民眾更是好奇，計畫實施之後，教育現場是否會出現哪些「有趣」的教學情境？所有課程都適合這樣的教學方式嗎？
這讓筆者想到，自己在香港大學（以下簡稱港大）主修經濟金融時，曾修過一門「以英文授課」的「中國文化通識課程」。想藉此經驗，分享過去的經歷供讀者參考。
當英語成為「中文學院課程」的授課語言
香港的大學均以英文為主要授課語言，筆者就讀過的港大也不例外。但其實，港大並非整所大學皆是以英文授課為主，像是文學院轄下的中文學院，作為港大唯一一個使用「非英文」進行教學的系所，仍舊以中文作為主要授課語言，提供眾多粵語或普通話授課的中文課程。
當然，中文學院亦提供許多以英文授課的課程；而面向全港大本科生的科目──如通識教育──也皆是以英文作為授課語言。筆者大學時代所修的通識課程，便是由港大中文學院的教授所開設，名為「帝制中國晚期的西方概念與印象」（Ideas and Images of the West in Late Imperialist China）。
上述課程主要在介紹 17 至 19 世紀的中國，是如何與西方在政治、宗教、科學、藝術等領域進行長足的交流；該時期的中國人，又是如何透過各種文字與視覺表現，創造、理解並概念化他們對西方的認知。
在「帝制中國晚期的西方概念與印象」課程中，會以個案研究的形式，以不同主題進行劃分，透過研讀當時的紀錄、著作與藝術作品，運用各式史學、文化研究、比較文學的理論來探討西方做為概念或形象的建構與變遷，及其背後的原因。主題則涵蓋天主教傳教士的影響、對外國人稱呼的變遷、天朝主義下的對外關係、太平天國、《點石齋畫報》等等。
那麼，透過「英文」來學習「中國文化」，這樣彷彿「繞了個彎」的學習途徑，對於母語為中文的筆者而言，是否有任何不便之處？
實際學習經驗與兩大挑戰
因為英文授課而遇到的問題主要有兩個。
首先，由於是英語授課，課程用的簡報與閱讀資料理所當然都是英文，所有專有名詞──如人名、地名、特殊詞彙等等──亦都轉換為拼音文字，因此教授唸到這些詞彙時，發音也變成了濃濃「外國腔」。
如果資料上有附註原本的中文寫法，那麼即便不認識那些人事物，也很容易搜尋相關資料；但問題就在於，很多時候這些資料上是不會提供中文原文的，在這種情形下，一旦遇到不甚了解的內容，想要針對本就不認識的人事物查找資料，便很可能遇到困難。
舉例來說，某些人名、詞彙在英文文獻中的記載和研究並不多，若僅以拼音搜尋，則會找到不相干的結果，在這些情況下，即使想更進一步查詢中文文獻，卻會因為課堂上提供的是拼音，辨別不出實際的中文字而拖慢搜尋速度。雖然這些問題在反覆確認或詢問教授後都可以得到解決，但遇到的時候仍會有種哭笑不得的感覺，影響了學習效率。
再來，這個課程並不要求閱讀原始文獻。雖然一方面筆者因此避免了在閱讀文獻時，由於英文翻譯偏差而產生混淆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在撰寫報告時若須引用教授未曾介紹過的資料，便有可能產生理解錯誤、寫作偏差。
引用指定或推薦書目以外的中文原始文獻──尤其是遇到沒有英文翻譯出版的文獻時，就需要自己將內容翻譯。問題是，這個課程需要的文獻大多是以文言文寫成，內容本身便已不好理解，引用時又需要自己將內容轉換為英文，因此可能會有「在錯誤的理解上」進行引用，或是翻譯錯誤等問題，令撰寫報告更加困難。
筆者便有遇到這樣的狀況，期末報告被教授指出對所找的文獻理解有所偏差，而導致引用的段落不正確，並且自己所翻譯的引用內容也出現不少錯誤。
雖然如此，除了上述的兩個問題之外，這門課進行得十分順利。教授的英文水準很好，在課堂上對於各個主題的解說也相當清楚，並沒有因為是英文授課，而有內容難以理解或不夠深入的狀況。
至於閱讀資料的部分，或許因為授課的教授有文化研究背景，且該課程著重運用跨學科領域的理論進行分析，因此指定閱讀書目並不包含原始文獻或資料的翻譯版本，而都是中西方學者針對各項主題，以英文寫成的代表性論文、專書章節，包含費正清、梅谷、柯文等知名漢學家的著作。
上述學者對於中國歷史與文化變遷的鑽研極深，著作內容淺顯易懂，閱讀理解起來十分容易。透過他們的著作，以「非中文」接觸中國文化，就筆者在這門課的經驗而言是沒有任何不便之處的。
結語
整體而言，英文作為授課語言，在「帝制中國晚期的西方概念與印象」這門課上並沒有太多不良的影響。
雖然的確遇到了因為翻譯成拼音，而不知道原本的文字為何；以及撰寫報告時，需要自己翻譯不甚了解的文言文等在其他學科課程中沒遇到的狀況，但發生的頻率並不高。即使面臨困境，向教授或助教確認後也能得到解決，因此不是嚴重到會影響課程體驗的問題，對於理解課程內容等也不構成太多阻礙。
最後，筆者在港大的中國文史哲課程經驗，只有這一門課，且是不需要閱讀經典、面向全本科生的通識課程，與中文系的許多課程還是有所分別，難以一概而論。我相信，若課程真的需要仔細研讀中文經典，或逐字推敲以中文寫成的原始文獻，那麼以英文作為授課語言，的確更有可能造成內容理解的困難。
此外，授課師資與學生本身的英文程度，也會有所影響，雖然這一點對任何英文授課的課程都至關重要，但對於像筆者本文主要分享的這類課程，需要在兩種語言中轉換，英文程度對於學習成效的影響就可能更為巨大。
註：相關定義可參考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
《關於作者》
呂佾晉
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士、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科國際關係修士。現居東京，體驗上班族的生活中。興趣是 ACGN、健身、軍事議題。雖然脫離學術圈子，仍舊喜歡關注國際政經情勢，與三五好友一起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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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