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2022 金馬獎新導演觀察（上）台灣類型電影當道，劇本卻成了新銳創作者的「硬傷」？
攤開本年度的金馬獎入圍名單，新導演的綜合表現難以被忽視，除了「最佳新導演」獎項的 5 位入圍者──曾英庭《查無此心》、劉國瑞《白日青春》、孔慶輝《海鷗來過的房間》、何書銘《花路阿朱媽》、柯震東《黑的教育》──之外，入圍其他演員和技術獎項的《罪後真相》（陳奕甫）、《燈火闌珊》（曾憲寧），也都是導演的首部長片作品。
如果放寬一點標準來檢視，入圍 13 項的《一家子兒咕咕叫》，也可以說是詹京霖在電視電影《川流之島》之後的首部劇情長片作品；而入圍 3 項的《窄路微塵》，則出自去（2021）年以《少年》入圍最佳新導演的林森之手，不過相比起與任俠合作執導、必須在敏感題材下展現靈活度的前作，本片更能體現林森過去於短片中展現的作者風格。
在今年金馬獎入圍的 19 部華語長片作品中，竟有幾乎半數都來自導演的首部或第二部作品。在僧多粥少的電影產業，新導演如何取得拍攝長片的第一桶金，是培養新銳創作者時最實際的問題，而本屆金馬獎的華語新導演表現無疑令人感到新鮮、充滿活力。
本系列上下兩篇「金馬獎華語新導演觀察」文章，即希望聚焦在其中 7 部來自台灣與香港的新導演作品，觀察兩地在不同的創作背景下，新銳創作者所展現出的共同點，以及其中優勢和可能風險。
這麼做不是為了放大檢視這些技巧難免生疏的新銳導演，而是因為在終於擁有足夠資源拍攝長片後，創作者往往會把握機會，於作品中展現自己的核心關懷（當然也有一種因果顛倒的可能，即是創作者為了取得資金而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協）。如此一來，當我們仔細分析、比較年度華語新導演的作品，或許更能看到當代作者的集體面貌，甚至檢視該地區正在興起的創作文化。
當然，另一個更簡單的理由，則是這些處女作相較於今年度其他入圍者，可說是表現毫不遜色，因此同樣值得我們用高標準加以檢視。
《白日青春》：對香港（人）處境的悲觀看待
香港電影產業近年歷經《電檢法》、《國安法》通過，創作空間已大不如前；香港社會則經驗著反送中運動與疫情後的嚴加控制，有資源做選擇的人考慮移民，留下的人則要面對被蠶食鯨吞的自由，以及未解的社會問題。
舉凡認同危機、居住正義、民主人權，都是近年香港電影以明說或暗喻呈現的關懷。在如今更加無法明言的亂世之中，今年的 3 部新導演作品《白日青春》、《窄路微塵》、《燈火闌珊》，選擇以小品為社會灌輸正能量，卻也都在故事背後暗指香港的社會問題。
入圍最佳劇情長片等 6 項大獎的《白日青春》，透過暴躁的計程車司機白日（黃秋生 飾）與巴基斯坦難民男孩哈山（林諾 飾）的一段逃亡之旅，將香港人本身的移民與漂流背景，對照南亞新移民在香港社會與制度下如何遭受歧視與壓迫。
儘管《白日青春》處理如此嚴肅而殘酷的題材，電影選擇聚焦於人物之間的關係上，而使白日透過幫助哈山離開香港，以完成自己對哈山父親之死和疏於照顧自己兒子的贖罪。隱藏在溫馨動人的結局之後的，卻是對香港移民處境，甚至香港人自身前途的悲觀看待。
可惜的是，電影難以在其議題性和商業元素之間取得平衡，使劇情一意孤行地為創作目的所服務，而忽視了故事的合理性或角色本身的立體面貌。以前半部電影為例，竟然需要依賴功能重疊的 3 次巧合、兩次車禍來建立白日跟難民之間的關係，但努力建立保守計程車司機的贖罪動機，其實讓電影喪失了探討更深層的相互同理的空間，使得白日顯得只是為了彌補過錯而幫忙，讓原先的議題討論淪為平面。
《燈火闌珊》：將緬懷設為解方，與當下社會脫鉤
獲得香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燈火闌珊》，則透過主角美香（張艾嘉 飾）為了完成亡夫阿鑣（任達華 飾）未完心願而親手燒製霓虹燈管的故事，表達對香港已逝美好事物的緬懷。
電影同樣採取溫柔通俗的筆觸，試著以這一樁未完心願，來重聚美香與即將移民女兒（蔡思韵 飾）、鼓勵亡夫的徒弟（周漢寧 飾）走出憂鬱。
本片雖然有提及霓虹燈管因的新法規限制而遭強制拆除的背景，卻一味地將對過去事物的緬懷預設為對當下問題的解方，而沒有思考這樣的行為其實只是一種逃避。到最後，電影只為美香不切實際的思念所服務，已經與當下社會完全脫離。
當上述兩部作品為通俗而犧牲合理性、為溫情而簡化議題，林森以《窄路微塵》展現了如何兼顧溫馨的商業風格，以及對於社會問題毫不手軟的批判。
《窄路微塵》：兼具溫暖風格與商業潛力
本片講述經營清潔公司的窄哥（張繼聰 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遇上了前來求職的單親媽媽（袁澧林 飾），在艱困的時局裡，彼此從素不相識到相互扶持的過程。
林森以浪漫的視角重新凝視近幾年來在香港電影裡總是被弄髒、弄臭、甚至弄壞的底層人物，重新賦予他們力量與尊嚴──街頭貼傳單一舉，在穩定跟拍下成為充滿歡笑的親子活動；空中的消毒水分子，成了一次次重生的象徵；住不起有窗的套房，那就貼一張塗鴉。
在暖色系攝影之下，香港的落日、茶餐廳、窄巷，都成為存在著希望的角落。
但電影也沒有因此簡化生活中的困難，《窄路微塵》在通俗的故事之下，依舊展現了肯洛區式的社會關懷：乍看在疫情時代最有賺頭的清潔工作，因為身處資源缺乏的階級底層，而無法正常經營生意；城市的另一頭，高品質的口罩被有錢人囤積；有足夠資本的人早已選擇移民，而沒有選擇的只能在世上留下自焚痕跡。
那麼愛情可以拯救這些問題嗎？林森並未讓故事走向爛俗結局，結尾一場天橋上高潮戲，動人地展現了這些在大結構下的小人物如何相互理解、彼此關懷，然後繼續努力生活下去。
結語
處處受限的香港創作者，不改對動盪時局的關懷，轉而透過溫暖人心的通俗力量，尋找另一種持續前進的方式。這 3 部新導演作品對於香港問題的探討有深有淺，其沒有明說的共通處，是皆透過角色的移民選擇（或者根本沒有選擇），來展現香港人面對黯淡前途的失落感。
然而，這樣的敘事策略有賴議題與商業之間的平衡，一不小心則可能落入了「煽情陷阱」。林森的《窄路微塵》則說明了唯有從有血有肉的角色出發，才能透過電影眼挖掘出現實生活中正向的生命力。
不過，今年最令人感到驚喜的新導演作品，或許是來自澳門導演孔慶輝的《海鷗來過的房間》。該片挑戰了有無數經典在前的「房東窺視房客」題材，卻結合契柯夫的舞台劇《海鷗》，而讓故事有了意想不到的發展。
但比起略顯粗暴直白的劇情，電影在形式上更有可觀之處，孔慶輝與攝影師蘇偉鍵、音效劉志強，在一間復古公寓內設計出多重空間，並且不斷翻轉音畫關係，讓在多數電影中表達阻隔意象的景框構圖，在本片中反而成了可以被聲音與視線穿透的模糊界線，顛倒了偷窺與被偷窺的主客關係，使得故事在單薄的劇本外，充滿影像上的曖昧詩意。
正如本片在類型上的難以歸類，澳門導演孔慶輝截然不同於略顯同質的台港新導演創作思維，沒有辦法、也沒有必要被放在本篇文章的討論框架之中。以針對《海鷗來過的房間》的評論作結，其實是希望能夠凸顯本文的有限之處，畢竟歸類與劃分縱使有利於討論，卻可能忽略異例的存在，或者在乍看同質的群體中，仍存在其他向度上的差異。
本年度台灣與香港的新導演作品，在某一標準下，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質性，反映了兩地創作者的關懷；但新導演作品之所以總是令人興奮（與害怕受傷害），即是他們充滿著打破觀眾預期的創造力。
至於本篇文章所提出的觀察，究竟是一個長期趨勢的開端，抑或是僅適用於單一年度的現象，值得我們繼續看下去。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