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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劇裡，兄弟會的大房子永遠在開派對，門口掛著幾個看不懂的希臘字母，每個人手上拿著紅色塑膠酒杯，音樂大聲到隔壁街都聽得見──看了十幾年好萊塢影視常出現的場景，我原以為那只是在描述美國大學生活熱鬧青春的一面。
美劇裡的派對豪宅，真實世界裡的性侵事件現場
人們聚集在伊薩卡市中心下議院進行抗議。圖／Steve Cwik@Shutterstock
直到最近，這樣的派對大房子，出現在被媒體形容為「定義了一個時代」的性侵案新聞裡：今（2026）年 9 月，一名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前女學生匿名提告，控訴自己 2024 年還在學時，在 Chi Phi 兄弟會的相關場所遭到下藥與多人性侵。
目前案件仍在調查中，部分涉案者否認指控，但事件早已在全美引發巨大震盪。令人意外的是，我第一次得知這則新聞，竟是幾週前聽見還在中學就讀的女兒與同學討論。我突然意識到：這些看似遙遠的大學校園議題，早已進入年輕世代的視野。
過去我總無知地以為孩子還小，平時只會滑短影音、聊流行與迷因；直到女兒翻了個白眼、不耐煩地說：「媽！你不知道國中生很多人在討論這個嗎？」那一刻，我成了那位「無知」的媽媽。這一記白眼也督促著我認真去弄懂新聞背後的真相──這個在美國生活多年，卻始終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美國大學的兄弟會（fraternity）與姐妹會（sorority）。
之所以會有種熟悉感，大多來自美國影劇常拿這群人入戲，如《金法尤物》（Legally Blonde）裡，女主角 Elle Woods 有她親密的姐妹會朋友；《尖叫女王》（Scream Queens）更直接把全劇故事放進 sorority 的世界。而美國青春電影裡，兄弟會的瘋狂派對從來是全球觀眾們熟悉的場景，只是以前觀影時從來沒有特別想過：為什麼加入這些組織，對美國大學生而言這麼重要？
不只是愛開派對：他們為何渴望加入兄弟會／姐妹會？
阿拉巴馬大學校園內的 Chi Omega 姊妹會會所。圖／Stephen Reeves@Shutterstock
它到底是社團、朋友圈、人脈組織，還是一種身分？為什麼有人大學畢業十年、二十年以後，仍然認同自己是某個兄弟會的 brother、某個姐妹會的 sister？
令人不解的是，當兄弟會一次又一次出現在 針對新人的「入會儀式」，指在加入或維持某個團體的成員資格時，強迫成員參與的任何具羞辱性、折磨性、虐待性或危害身心健康的行為，常涉及作弄、霸凌與暴力。、酒精甚至性侵爭議的新聞裡，為什麼還是有那麼多年輕人想入會？俗稱「Greek Life」的兄弟、姐妹會生活型態，之所以吸引大學生前仆後繼加入，其實不只是因為派對生活？
第一次聽到「Greek Life」這個詞時，我還狀況外地從字面解讀，以為跟希臘人有關。後來查了資料才明白，此 Greek 非彼 Greek。這裡的「Greek」，指的是兄弟會與姐妹會習慣以希臘字母命名──這項傳統可追溯至美國早期的大學社團，例如 1776 年成立的 Phi Beta Kappa 最初其實偏向學術社團；直到 19 世紀後，社交型的兄弟會與姐妹會才陸續蓬勃發展。
「Greek Life」也不像我們在台灣說「我以前參加熱舞社」那麼單純。許多 fraternity、sorority 是全國性組織，各大學有自己的 chapter（分會），入會要經過 美式兄弟會、姐妹會的招新儀式，經常包含社交週、面試與篩選、發放邀請、宣誓期、正式入會等環節。；畢業以後，甚至能以「我是其中一員」的校友身分，憑人脈網絡取得職涯上的助益。
美劇中的派對只是 Greek Life 的表象之一，背後真正吸引人的是「我屬於這裡」的歸屬感。設身處地想，當 18 歲第一次離開家的大孩子，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有一群人告訴你：「You're one of us。」可能讓不少人很難抗拒。不過當這個所謂的「歸屬感」開始向年輕生命要求代價，一個 18、19 歲的孩子，願意將自己的底線退到哪裡？
從《界線》到《甜心惡女》：影視作品揭開的共犯結構
《界線》劇照。圖／IMDb
這也是 2023 年電影《界線》（The Line）劇情中最驚悚的地方：這些雙手沾了鮮血還想逃避的兄弟會成員，一開始都不是大反派；主角 Tom 更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大學生，想交朋友、想建立人脈，也想在廣大校園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界線》並沒有把兄弟會成員全部拍成我們想像中的「壞男生」。相反地，它花了很多時間讓觀眾理解，他們為什麼想加入，又為什麼那麼害怕被踢出「我們」。
直到一次聚會，欺負新生的入會儀式愈來愈失控，一名拒絕配合的新生遭到暴力對待，最後再也沒有醒來。接下來，這群「兄弟」選擇一起掩蓋真相。看到這裡，我腦中浮現華人很熟悉的詞：兄弟義氣。電影《界線》正利用了兄弟情誼最強調的友情與忠誠，以及被接納的感覺，來訴說一段集體釀成無法挽回的大錯的驚悚故事。
至於十年前播完一季就被砍的電視劇《甜心惡女》（Sweet/Vicious），對照如今的新聞事件更是精準地讓人頭皮發麻。如果說《界線》把我們帶進 fraternity house，從名為「榮譽與團結」的有毒兄弟情誼，來看這些年輕生命對道德的退讓，《甜心惡女》則像把我們帶到 party 結束後的另一邊，由女性視角來訴說這些陋習──故事裡，兩名女大學生以私刑正義的方式，私下對付那些涉嫌性侵、卻被校方包庇的男同學。
最令人震驚的是，這是一部 2016 年的美劇。整整十年前，就有一群編劇與劇組如此深刻地揭露這個暗黑文化：校園性侵、酒精濫用、對 Consent（性自主同意）的模糊與無視，以及當體制失靈時受害者的孤立無援。
然而十年後的今天，新聞標題卻依然寫滿了無奈的質疑：難道多年的 #MeToo 運動走得還不夠遠？對我們這代成年人來說，#MeToo 彷彿才是幾年前的事；但對現在的孩子而言，那已經是他們幼年甚至出生前，缺乏深刻記憶的一段歷史。
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形容，這起康乃爾大學事件是「定義了一個時代」的性侵案，反映出新一代大學生面對相關案件時，既感到「宿命論式」的無奈，又感到厭倦與不滿。
從這兩部影視作品中，我們可以看見「Greek Life」的爭議，從來不只是「年輕人愛喝酒、愛開派對」這麼簡單。一個能延續兩百多年的文化，背後必然有其迷人之處──友情、人脈與歸屬感，即便到了 AI 時代，依然是讓人類無法自拔的群體渴望。
然而，在這些美好的糖衣下，真正困難的不是去辨認一個「明顯的壞人」，而是當傷害不幸發生在自己熟悉、喜歡、甚至曾保護過自己的群體裡時，我們還願不願意承認：那個自己深深認同的地方，其實也做錯了事？
《甜心惡女》劇照。圖／IMDb
當歸屬感要代價：學生為何難以對同儕壓力說不？
陪孩子在美國邁入青春期後，我才意識到，指大約在 1997-2012 年生的人，2026 當前年齡約 14-29 歲。、指大約在 2013-2025 年生的人，2026 當前年齡約 1-16 歲。年輕人絕不是只會滑短影音那麼簡單──這一次，竟是中學的女兒先幫我上了這堂時事課。
看完電影《界線》與美劇《甜心惡女》，再回頭審視康奈爾大學的案件，我深刻體會到跨越世代與文化、那人心最難面對的課題：一個人在最渴望被群體接納的時刻，到底還說不說得出「不」？
《界線》裡那些角色，心裡應該隱約知道不對。可是他們太怕一開口，就失去費了好大的勁才擠進去的「我們」，於是「兄弟義氣」最後演變成了一起掩蓋大錯的共犯結構；《甜心惡女》裡，受害女孩是被好友的男友侵害；而在這次真實事件中，匿名提告的「Jane Doe」面對的也是原本認識的人。
而讓年輕人更難說出「不」的陷阱，在於這些陋習常在頂尖學府的包裝下，被「合理化」甚至「高尚化」：入會時的霸凌與使喚，被美化為「培養兄弟情」；傳統的上下階級與服從，被偽裝成「領導力」；畢業後的校友網絡，則鍍上了名為「人脈」的糖衣。
再加上派對空間、邀請名單與場地規則，權力幾乎全掌握在男性手上。一名研究校園文化的學者說得相當直接：「當你給了一群 18 到 22 歲的男生一棟豪宅，他們自然就掌握了龐大的社交權力。」
對一個 18 歲的新生來說，要對這樣一群握有權力的人說「不」，與要對自己喜歡的人說「不」一樣艱難──那意味著要冒著被群體討厭、甚至被排擠孤立的風險。如果連身邊的「兄弟」、乃至背後那座至高無上的學術殿堂都選擇集體沉默，那麼年輕生命口中那句微弱的「不」，就更難以被這個世界聽見。
作為離鄉背井、身在異國的第一代移民，一路走來同樣在尋找「我屬於這裡」的安身之所，這種渴望被接納的心情，相信許多人都能體會。追求歸屬感本是人類的天性，但這次跟著孩子重新學習這一課，也讓我看清了大人常有的盲點： 如果一個地方，需要你不斷退讓自己的道德底線才能留下來，那就是心裡該亮起紅燈的時刻。
這堂深刻的美國文化與人性課，感謝我的 ABC 女兒，帶我邁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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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收聽 Podcast《Chill 爸媽-美國趣聊》：Cornell 事件為何震撼全美？從《界線》《Sweet/Vicious》認識美國大學兄弟會｜看美劇懂美國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