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全球讀書會】為你推薦由天下雜誌出版的《孫運璿傳》，邀集不同產業背景、學術專長的新世代，一起透過重溫這位台灣經濟奇蹟奠基者的生平，在多變的時代中找到新方向。
本文由長期任職於聯合國體系、《換日線》專欄作者 Jack I.C. Huang 撰寫，從 1973 年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關於工研院的關鍵決策說起，探討一個政經學界的經典課題：當問責機制與長線願景產生矛盾時，可以如何走出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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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二戰後的台灣電力系統近乎癱瘓，倉皇撤離的日本技師撂下一句風涼話：「3 個月後，這座島嶼就會陷入漆黑。」
時年 33 歲的台電機電處長孫運璿沒有反駁，只是召集了一批工程師、找來工專的年輕學生，在 5 個月內把全台八成的電力接了回來。作者楊艾俐在《孫運璿傳》裡把這一幕寫得極輕，沒有英雄式的獨白，只有一連串具體到近乎枯燥的動作：盤點器材、拉線路、排班表──正如孫運璿後來的種種豐功偉績，從來不是靠一場場激情的演講，而是靠一份份扎實規劃與完成的工作清單堆出來的。
但真正讓我想把這本書再翻一遍的，是那段介紹工研院成立時期的章節……
「跳脫體制」的工研院，成為台積、聯電搖籃
1971 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隔年台日斷交，緊接著在 1973 年全球石油危機重創景氣。
就在這段台灣被主要國際體系一一除名的「風雨飄搖」期，時任經濟部長孫運璿卻做了一件今天回頭看極不尋常的事：他沒有在經濟部底下多設一個科技局，而是主張把幾個分散的官辦研究所合併，改用「財團法人」的形式運作，脫離公務體系在人事、薪資與採購上的限制。
這個提案，在立法院卡了將近半年，不少立委反對。孫運璿一次次到院裡說明，才在 1973 年 1 月三讀通過，同年 7 月工研院正式成立。接下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1980 和 1987 年，聯電與台積電相繼在工研院的技轉支持下成立，開啟台灣在半導體產業的輝煌征途。
孫運璿的這個關鍵決定，其實比政府後來在 1974 年開啟的「十大建設」更值得細看。
因為他當時要解決的，不是缺電或缺路，而是更根本的一件事：一個政府部門，若注定要跟著預算週期、人事考績、甚至是（後來的）政黨輪替一起呼吸，就很難有能力去承諾一個十年、二十年才看得到成果的技術賭注──尤其是在景氣大環境不好、投資又難見到短期成效的情況下。
因此在我看來，「工研院」正是孫運璿為長期主義量身打造的容器。這也是為什麼，聯華神通集團董事長苗豐強會為了它放棄英特爾的高階職位回台，台達電創辦人鄭崇華會說沒有那一代人就沒有台達電：他們相信的與其說是某個政治人物的個人魅力或人品，不如說是一個被刻意設計成不易被政治風向吹倒的體制與機構。
聯合國的「關燈危機」
在前往紐約出差的航班上認真讀完本書，某種程度上是巧合，某種程度上不是。這幾年我在聯合國體系裡工作，也親眼看著這個全球最重要的國際組織，正在走向它自己版本的「3 個月後就會一片漆黑」。
聯合國沒有徵稅權，也沒有任何類似財團法人那樣的緩衝，經常預算完全依賴會員國按 GNI 比例分攤的「攤款」（Mandatory Assessments），一旦最大出資國拖欠或杯葛，組織現金立刻見底。
截至去年 12 月，聯合國累積的攤款欠款已達 15.86 億美元，其中 7.09 億美元是 2024 年遺留的舊帳，另外 8.77 億美元是 2025 年度至今仍未到位的攤款。而 UN 最大的「金主」美國政府在當年度的預算案裡，甚至完全沒有編列給聯合國的經常預算、維和預算，以及非盟駐索馬利亞穩定行動的攤款。
於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去年 3 月啟動「UN80 倡議」作為自救方案：2026 年經常預算砍到 34.5 億美元，比前一年少了約 2.7 億美元，員額縮減近兩成、將近 2,900 個職位就此消失；仰賴自願捐款運作的人道救援機構，裁員幅度據報導可能超過四分之一，而這些機構正是負責加薩、蘇丹、烏克蘭前線工作的單位。
批評的聲音也不客氣：獨立智庫 IPI Global Observatory 指出，這波裁員的重量不成比例地落在資淺、較具活力的年輕員工身上；資深職位反而被大量保留。IPI 質疑這究竟是一場真改革，還是一位任期將盡的秘書長，在巨大壓力下做出的姿態性回應？
舊體制，還能解決新時代的危機嗎？
把「UN 80」跟工研院的故事放在一起看，就呈現出一個鮮明的對照：孫運璿在 1973 年做的事，本質上是把研發能量搬出公務預算的軌道，換一套治理結構，讓機構可以對一個長期賭注負責。
UN80 做的則剛好相反：它砍的都是秘書處自己在體制內「管得動」的東西，包括人事、預算、辦公室位置等等，甚至傳出把約 200 個職位從紐約、日內瓦這類高成本城市，遷到奈洛比等低成本駐地。同一時間，秘書處推行的「UN 2.0」，本質上也是關於工作方法與組織文化的內部升級。這兩套「改革」有一個共同特徵：它們動的都是聯合國在自己權限範圍內、不需要會員國讓步就能執行的部分。
但真正決定聯合國能否做出長遠承諾、並且改善目前窘境的兩大關鍵：攤款公式與安理會否決權，至今沒有人真正碰過。
安理會五常的特權制度，反映的仍是 1945 年二戰後的權力格局，而非 2026 年的地緣現實；攤款制度則讓任何一個大國，只要對某項政策不滿，就能用拖欠會費當作否決權的替代品。
古特雷斯今年 1 月在 UN 大會的年度演說裡，罕見地說得很直接：1945 年的制度，解決不了2026 年的問題，並且點名安理會與國際金融架構是必須改革的對象。他還加了一句近乎警告的話：「緊抓今天特權不放的人，明天恐怕要付出代價。」
話是這麼講，但真正的改革誰能做主、誰來執行？仍懸而未決。今年的秘書長遴選，形式上是一套公開透明、行之有年的程序，最終人選依然要在五常之間的政治妥協裡拍板──正如過去的 80 年一樣。
我不禁想像，如果孫運璿今天人在聯合國高層的會議室裡，大概會先問一句最不客氣的話：「有沒有辦法跳脫陳舊體制，讓聯合國能籌集一筆不受大國情緒左右的營運基金？」
「民主問責」與「長遠承諾」間的經典課題
當然，聯合國作為主權國家的集合體，終究不可能像 1973 年的中華民國行政院經濟部那樣，一紙條例就把體制擺脫掉。但上面這句玩笑話底下，也隱藏著一個再真實不過的提問：當一個機構的存續，完全仰賴其最大利害關係人（stake holder）的「心情」時，它憑什麼向世界承諾一件十年後才會兌現的事？
這其實正是政治經濟學裡的一個經典問題：「民主問責」與「長期發展、承諾」，是否真能夠有效兼顧？
要讓一個決策可以被問責，通常代表它必須可以隨時被監督、甚至全盤推翻；但一個可能 10 到 20 年才能看到豐厚回報的長線決策，卻也很容易在這樣的制度下，被短期利益、甚或純粹的政治鬥爭給犧牲。
孫運璿那個年代的威權體制，用集中權力解決了這個矛盾：蔣經國點頭、孫運璿執行，中間沒有太多否決點，但代價是民主課責幾乎不存在──這筆帳，後來的台灣人用了幾十年才慢慢贖回來。
但他後來設計工研院，其實也是在威權背書之外另闢一條路，用制度改革而非中央集權，去換取同樣的（相對）不可推翻性──這正是我心目中，身處那個年代時的孫運璿，為台灣做出最了不起的制度創新之一。
回望今日的台灣與世界，我們是否需要更多「孫運璿」？
2026 年的台灣立法院，中央政府總預算卡在程序委員會裡走不出來，行政與立法互踩煞車；2026 年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讓任何觸及自身利益的改革都很難真正通過。
兩者的機制完全不同：一個是政黨政治下的預算攻防，一個是 70 多年來未鬆動過的妥協結構，但共同的癥狀是一樣的：決策權被切得越來越碎，而碎片化的決策權，天生不利於任何需要跨越 10 年、20 年甚至更久才能兌現的投資。
這也是為什麼，我不認同把「我們需要更多孫運璿」當成這篇書評的結論。它實在太輕巧了。這本傳記真正留給當代讀者的功課，不是去複製一個人的操守和功績，而是去複製他「解決問題的方法」：先誠實地承認現有決策結構中的種種限制，接著再認真地去想，能不能透過制度改革與創新，讓長期決策能被問責、也能更順利地推行。
工研院能做到，是因為那是威權時代末期，一個經濟部長還能用相對集中的行政權，去交換一個相對自由的法人身分。但今天，無論在台灣的立法院，還是聯合國的安理會，願意讓渡這種自由的空間都小得多──也正因為如此，這件事才更需要有人願意花時間去做，而不是留給一份改革簡報去交代。
3 個月後燈亮不亮，孫運璿那年靠的是有沒有人願意連夜把線路接好。今天面臨到的挑戰依然相似，不管是台灣還是更宏觀的國際局勢，只是要說服的人事物，更多也更複雜了。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