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足總世界盃（FIFA World Cup），堪稱當代全球最壯觀的體育與商業盛事：每 4 年一次，從球衣、國旗、紀念品與餐飲到轉播、廣告贊助，再到動輒數百萬人次的進場觀眾、數十億以上的直播收視⋯⋯共同構成了一場跨越國界的超大規模動員。
對許多人而言，世界盃代表了熱血、團結與夢想；但在 2026 年的今天，這場夢想背後的環境代價，卻也愈來愈難被忽視。
尤其，當全球各大運動賽事均被要求減排、各國企業也被要求揭露碳足跡、政府亦紛紛提出淨零路徑時，國際足總（FIFA）卻選擇直接無視先前的減碳承諾，用更大規模、更長移動距離、更商業化的方式舉辦世界盃，從而衍生出一系列爭議。
這也使得今年這場全球足球盛會不再只是運動嘉年華，在許多人眼中也成為氣候治理失靈的象徵，更從比賽尚未正式開始時，就已成為國際環保團體撻伐的焦點：
爭議一：賽制改變的碳排代價
首先，今年的世界盃賽制有幾個特別之處：由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三國共同主辦，參賽隊伍從 32 隊增加到 48 隊，賽事場次也從 64 場增加到 104 場，並橫跨 16 座城市。
從賽事規模和商業角度看，這無疑是 FIFA 擴大全球市場、提高轉播收入與贊助價值的成功布局；但從氣候治理角度看，這也是一場高碳排模式的制度化擴張。
客觀來說，「世界盃擴軍」當然有其正面意義：48 隊參賽能讓更多國家有機會登上最高層級的足球舞台，尤其對亞洲、非洲、北美與大洋洲等地區而言，更有助提升當地的參與感及國際能見度。世界盃不應只是少數足球強權的封閉俱樂部，如今隨著更多國家參與，確實能讓更多球迷有帶入感；賽事增加，球迷自然也看得更加過癮。
問題在於，FIFA 並未同步提出對應「擴軍」的低碳治理方案：當賽事膨脹時，更多球隊的參加也意味著更多代表團、媒體、工作人員與球迷；更多比賽的場次意味著更多場館營運、住宿、餐飲服務與城市交通的需求；更分散的主辦城市，則意味著更多跨城市、跨國移動。
因此，當環保團體估算 2026 年世界盃可能產生超過 900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接近過去幾屆世界盃平均值兩倍以上時，問題已不只是對一屆賽事的批評，更是對全球運動治理模式的警訊──若世界盃這種最具影響力的賽事，都無法（或不願）把減碳放入制度設計，其他大型運動賽事又如何說服社會相信「運動永續」不是公關口號而已？
爭議二：美洲三國共辦的交通困境
一談到大型體育活動的環保問題，許多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硬體建設」：球場是否新建？場館是否節能？選手村是否使用再生能源？這些問題當然重要，但在今年世界盃中的問題核心並非來自於此，而是短時間內的大量長距離移動：
相較於過去部分主辦國需要大興土木，2026 年世界盃多數使用既有職業運動場館，理論上可降低新建基礎設施的碳排與賽後閒置風險。然而，這項優點很快被另一項缺點抵銷：主辦範圍太大，城市之間距離太遠，大眾運輸與鐵路連結不足，球隊、媒體與球迷高度依賴航空交通──換言之，2026年世界盃的氣候爭議不是「蓋太多新球場」，而是「讓太多人飛太遠」。
美加墨各大城市看似都在「同一個洲」，但實際距離遠超東亞或歐洲許多國家之間的移動尺度。例如從洛杉磯到紐約、從溫哥華到墨西哥城、從多倫多到達拉斯⋯⋯都是動輒 5 、6 小時以上的長途飛行，且幾乎沒有替代方案。
換言之，當賽程橫跨三個國家、16 個城市，球迷若想追隨自己喜歡的球隊，就必須在短時間內多次搭機移動；球隊、轉播團隊與全球媒體，也必須在不同城市、氣候與時區之間奔波。這不只對參與者來說是極高的成本，更對碳排總量形成巨大壓力。
上述情況，也反映出全球運動治理的一個盲點：「主辦權」常被視為城市品牌、國家形象與商業利益的分配問題，卻極少被當成氣候治理問題。主辦國家與城市愈多，代表更多地方可以分享觀光收益與城市曝光、政治上也更容易分攤成本與風險；賽事版圖愈大，則代表轉播畫面愈壯觀、商業敘事愈宏大──然而，從氣候角度看，這些「優點」也可能正是高碳結構的來源。
爭議三：當淨零承諾碰上商業擴張，FIFA 被批「要錢不手軟」
最後，也是爭議最大的一點，是 FIFA 其實早有氣候承諾：它曾於聯合國第 26 屆氣候峰會（COP26）中公開宣示，世界盃將於 2030 年前碳排減半，並於 2040 年實現淨零排放。這些承諾與洋洋灑灑的「環保政績」，至今仍在其官網上精美呈現著。
然而，問題顯然從不在於有沒有「宣示」，而在宣示後能否落實於決策與營運。
隨著世界盃正式開踢，FIFA 除了對前述爭議大多冷回應之外，甚至爆出在比賽前夕以安全為由修改規定，全面禁止球迷攜帶環保水瓶進場、只能在場內購買瓶裝飲料。自此不僅讓許多球迷痛批「死要賺錢」，更全面點燃了環保人士的怒火。
綜合來說，若一個組織一方面承諾淨零，另一方面又持續擴張賽事規模、增加跨國移動、擴大商業贊助與轉播版圖，甚至限制其參與者的選擇，外界輿論自然會質疑：這樣的淨零承諾究竟是轉型路線，還是形象管理？
不只是「氣候問題」，也是「安全風險」
所謂氣候治理，從來不只是把排放算出來、紙上談兵規劃承諾而已，更要在排放超標之前就從制度設計與執行面上，具體進行改變。
因此，大型運動組織不能只問「如何讓世界盃賺更多、看的人更多、參與國更多」，也必須問「在氣候危機下，世界盃可以大到什麼程度？可以分散到什麼程度？可以製造多少非必要飛行？」若沒有這些問題，淨零承諾就會變成空洞的道德語言，無法真正改變商業決策。
更值得警惕的是，氣候風險已不只是世界盃造成的外部成本，也開始反過來威脅世界盃本身：今年賽事安排在北美夏季，多座城市正面臨高溫、濕熱、雷暴或極端天氣。對球員而言，高溫可能影響體能、判斷、傷病與安全；對球迷而言，長時間排隊、交通轉乘、戶外聚集與飲水不足，也可能增加熱傷害風險──足球運動，正是氣候危機的受害者之一。
筆者認為，世界盃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它讓不同國家的人在同一個時刻共享激情。但如果部分激情需要建立在愈來愈高的碳排、愈來愈遠的飛行、愈來愈大的商業擴張及參與成本之上，「用足球團結全球」的敘事難免因此變得尷尬。FIFA 不能一邊高談用足球改變世界，一邊卻無視其作為正在加重世界的氣候負擔。
對台灣讀者而言，或許也能從本屆世界盃惹出的環保爭議中得到啟示：近年台灣積極舉辦國際賽事、推動運動產業與城市觀光，地方政府亦常把大型活動視為城市行銷工具。但世界盃的案例卻提醒我們：大型活動的評估標準不能只看人流、產值、曝光度與門票收入，也應納入交通碳排、熱風險管理、能源使用、廢棄物治理與賽後公共效益。
畢竟，「永續」不是聊備一格的妝點性倡議、活動結束後再補份報告就好，而是攸關你我與下一代生存環境的重要課題。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