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全球讀書會】本月為你推薦由天下出版的《孫運璿傳》，邀集不同產業背景、學術專長的新世代，一起透過重溫這位台灣經濟奇蹟奠基者的生平，在多變的時代中找到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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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請見此：〈他專做「錢少事多離家遠」的事，卻為今天的竹科打下根基：一個經濟學者眼中的《孫運璿傳》（上）〉。
讀完傳記，其實有個問題一直留在我腦中：如果身為學霸、國際與產業經驗亦十分豐富的孫運璿生在今天，他還會進公部門嗎？
畢竟包括但不限於科技產業，如今台灣公務體系的薪資、待遇乃至發展空間甚至社會觀感等等，都和私部門的差距越來越大，相信這是今天多數人都感受得到的現實。
這當然不是台灣獨有的問題。但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個國家，很認真地把它當成制度問題來處理。
你或許已經猜到了，答案正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答案：把最優秀的人留在公部門
新加坡除了多數人都知道的「高階公務薪資與績效獎金傲視各國」之外，其實更值得關注的，是它針對頂尖人才的養成與招募制度。
代表性的例子，是新加坡公共服務委員會（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PSC）有一套菁英獎學金制度：每年遴選最優秀的高中畢業生，提供全額獎學金出國念頂尖大學；畢業後必須回國到政府機關服務 4 到 6 年，若違約則須賠償約兩倍獎學金總額並加計利息。我念博士時，就有位新加坡同學是拿這個獎學金到美國，從大學起一路進修的。
這套制度的想法其實很務實：公部門很難只靠薪資跟私部門搶頂尖人才，但如果它提供的是「讓你去頂尖大學念書，畢業後回來為大家做重要的事」的一整套機會與願景，吸引力就完全不同。更重要的是，這個連結在人可塑性最高的時間點就建立起來了：高中剛畢業，還沒正式進入職涯，對未來選擇的專業領域相對比較開放，也還沒被業界的薪資福利「誘惑」。
服務大眾，不能只靠少數人的「無私奉獻」
可惜的是，台灣目前並沒有類似的機制──教育部的公費留學主要資助博士學位，「回國服務」的義務則十分寬鬆，可以延緩長達 15 年，而且從政策設計的一開始，就不是以「把頂尖人才導入公部門」為目標。
孫運璿那一代、當然現在可能也有少數案例如此，確實有人明明可以在私人企業大展長才，卻願意相對不計較個人利得、長期投身「技術官僚型公職」（不是「空降當政務官」），從事長線基礎工作；但一個國家的公部門，卻不能光靠「等待下一個孫運璿自動出現」來運轉。
所以，問題不只是「孫運璿如果生在今天，還會不會進公部門？」或「如果孫運璿生在今天，他還有辦法為竹科園區打下基礎嗎？」
更深一層的問題是：在他那個年代，究竟是什麼條件，讓一批有能力的人願意把自己的人生放進公共事務？而在今天，那些條件還存在嗎？
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但值得我們這一代人認真去想──特別是當我們對公部門越來越失去信任，卻又隱約感覺到有些事情只有國家才有能力做的時候。
制度要先把路鋪出來，優秀的人才方有可能一批一批走進公領域；社會也要重新想像與努力，公共服務不只是（不再）穩定的鐵飯碗，而是一個真正值得投入心力的專業現場。
綜合上篇文章所述，我認為孫運璿之所以值得被認識，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神話，而是因為他的故事提醒我們：在對的時間點、對的位置上，一個真正優秀的人，可以把整個社會的可能性邊界往外推一截。
訪談孫運璿的外孫：黃兆祺老師
本來這篇文章應該寫到上面就結束了。但因為好奇心，我多做了一些研究，並意外發現孫運璿的一位外孫是目前任教於陽明交通大學的黃兆祺老師，他辦公室離我家很近，我便實際去他辦公室拜訪了他。也替本文補上一個比較私人的角度──家人眼中的孫運璿，和公共敘事裡那位後來官拜行政院長的工程師官僚，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
訪談有幾件事，讓我印象深刻，在這裡經當事人同意後分享給大家：
首先是當我問黃老師，如果有一天要向現在 20 幾歲的年輕人介紹自己外公，他會從哪裡開始講？他的答案不是工研院，也不是科學園區，而是孫運璿在他念國中時說過的一句話：「要拼啊，人要拼。」黃老師說自己小時候比較貪玩，聽到這句話當時沒太懂，後來讀了外公的傳記，才慢慢意識到那個「拼」不是在講考試競爭，也不是催你往上爬，而是一種把自己交給某件事的態度。
老一輩的人身上常有這種「使命感」，有時候會讓人承受很大的壓力，但也正是因為如此，很多公共事務才推得動。
我知道這話放到今天，實在有點過於「老派」。現在的年輕人相對重視生活品質、心理健康、工作與生活的界線，這些都沒有錯；但如果整個社會只剩下個人利益得失的計算，需要長期規劃與執行的公共建設（包括硬體和軟體的皆然）就很難被生出來。
畢竟台灣今天享受到的半導體產業、科學園區、電力系統，都不可能是只靠一群想著「個人最佳化」的政治與產業人物，就能自然長出來的。
家人眼中的「孫院長」，比報導傳記更有溫度
另外我原本以為，訪談時會聊到家裏有沒有聽孫運璿從私人角度談過當年推動工研院、科學園區的心路歷程，或聊過張忠謀、RCA、半導體產業的種種。結果黃老師很坦率地回答：完全沒有。
他說，自己小時候從來沒聽外公在家裏談過公事，那些歷史多半是後來從母親那裡聽來的。在他的記憶裡，孫運璿首先不是一位公眾人物，而是一個外公──一個會在孫子被父母責備後過來開導的外公；一個講故事書比所有大人都好聽的外公；一個讓你有委屈可以去找他、但最後還是會說「你有事來找我，可是該回去還是得回去」的外公。
這些記憶並不宏大，卻讓傳記裡那個「致力推動國家建設」的人，重新長出了一點人的溫度。也正是在這些日常細節裡，才更看得出他為人的底色：中風之後半身不遂，走路很辛苦，孫運璿還是每天練習走路、練習寫字；別人寄信來，或送了什麼東西，他大可以請人代筆，卻堅持親手回覆。黃老師說，長大後才回頭意識到，那需要多強的意志力。
黃老師還提到一件事，說起來普通，但我覺得最難得：很多聰明而有能力的人，在組織裡很容易把自己的意志加到別人身上──這不一定是惡意，有時候只是因為他們真的比別人快看到問題、也比較知道該怎麼做，自然就習慣直接下判斷。可是他印象中的外公，並不是這樣的人：孫運璿有能力、有判斷，但他的方式更像是討論、解釋，讓大部分人理解為什麼要這樣做，盡量形成共識，而不是要求別人服從。
這讓我重新想了一下，什麼叫「好的公部門決策」。它當然需要聰明人，需要有人能看得比市場短期訊號更遠，也需要懂技術、懂產業、懂組織的人；但光靠聰明和強勢是不夠的。公共決策牽涉的是納稅人的錢、不同群體的利益、未來世代的機會──真正難的地方從來不只是判斷方向，而是把那個方向轉化成一個更多人可以理解、參與、願意承擔的共同計畫。這倒不是說孫運璿特別偉大，而是他確實具備了某種今天比過去更稀缺的東西：把自己的判斷說給別人聽的耐心，和讓別人跟著一起走的意願。
回到文章一開始：公部門能不能再出現孫運璿？我由衷認為單靠等待下一個天賦異稟又剛好願意進公門的人，真的不是辦法──把長期決策寄託在「有遠見的偉人」身上，本身就是制度懶惰。
真正值得問的是：我們能不能創造一種環境，讓有能力的人覺得公共事務值得花上職涯中最菁華時段的全副心力？不是等退休了再來「回饋社會」，而是從年輕時就開始把自己和這個地方的長期發展綁在一起？
40 年後的台灣會長成什麼樣子，取決於今天我們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執行編輯：洪翊芳、羅思涵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