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是慈濟創辦於 1998 年的《經典》雜誌 15 週年慶，因此早有規劃要製作一個大型的國際報導，也就是後來的《紛分和合》系列報導。這個系列報導著重在有的國家紛紛分裂，以及許多國家又感於團結力量大，而主動和平地成立合作組織，蘇聯解體這件 20 世紀末的大事，當然是採訪的重點。
由於台灣出版業的環境日復一日愈發艱困，這肯定是難以回本的一趟採訪，雖說早知道自己一定有機會前往前蘇聯國家採訪，但是當一大筆經費有了著落，而且每一分錢，都來自慈濟師姐、師兄的善款，要如何妥善運用、採訪到別人採訪不到的人、探討別人沒有探討過的問題，這就是自己的責任感與職業道德了，何況這還是在別的媒體都難以爭取到的預算。
在出發前尋找受訪者時，我第一個想訪問的人就是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結束冷戰，讓全世界免於核戰恐懼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國際上享有極高聲望與正面評價；同時卻在自己的祖國蘇聯，被視為施政不力、治國無方，導致罄竹難書的惡劣錯誤，並造成國家土崩瓦解的罪魁禍首。
雖然自 1991 年 12 月 25 日，他離開政壇起，已經多次接受採訪，並出版過好幾本回憶錄，西方記者以他為主角的傳記就算不能稱之汗牛充棟，至少也算琳琅滿目，不過我還是想聽聽當時已經 83 歲的他，在暮年會不會還有不同的說法，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再一次辯白。
但是很可惜，他在「戈巴契夫基金會」（The Gorbachev Foundation）的祕書，以身體健康不佳為由，婉拒了採訪。我原先以為是老先生不想再回顧傷心往事，後來才知道他也以同樣理由缺席了柴契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夫人的喪禮。
在那一年炙熱的 6 月午後，我找了個採訪空檔，特別去看一眼位於「列寧格勒大道」（Leningradsky Avenue）的戈巴契夫基金會辦公大樓，想找到一些寫作靈感。但是心裡也暗忖著「會不會剛好看到他從辦公室出來呢」？同時，我也想到他的辦公室選在這裡，是不是也是種，對於已恢復帝俄時代的市名為「聖彼得堡」之列寧格勒的懷舊？
緊湊的出國採訪，當然不容我守株待兔，在走向下一個採訪地點時，我只盼望戈巴契夫長命百歲，有朝一日也許我還能採訪到他。卻沒想到當他年近 90 歲時「又」出了本直譯為「在變動的世界中」（В меняющемся мире）的回憶錄。
所以當出版社詢問我對翻譯這本書（中文書名：《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 蛻變中的世界，從舊冷戰到新世紀的危機》）的意願後，儘管知道翻譯這活兒不容易，但我仍沒考慮多久就接下了。因為我真的很想以翻譯，來彌補沒採訪到他的遺憾。
這本書的亮點
時勢造英雄，但英雄也造時勢。過去的時勢，成為今天的現勢，這是本由戈巴契夫視角為出發點的作品。
本書前三分之二，談的是戈巴契夫本人想要終結全世界包括他本人在內，對核戰的恐懼陰影，而與當時的美國領袖們折衝樽俎，其中許多對話的細膩程度，讓讀者彷彿也置身在峰會現場。當中也談到他與西方世界元首打交道的過程，以及決定與中共化解 30 年僵局。
後三分之一的內容，則涉及他與各加盟共和國領袖縱橫捭闔的經過，直到瓦解。
值得一提的是，不論在哪個時間點，不分在蘇聯國內外，許多事件的決定，都影響到了今日全球所關心的俄烏之戰。以下列舉三項關鍵關鍵事件：
1. 戈巴契夫的新思維（New political thinking）──政經同步的改革失敗：
當經濟未達預期成果，政治上又因驟然開放黨禁，戈巴契夫未能及時有效建立新的穩定秩序，漸漸造成反中央權威，地方勢力有增無減的情況，進而演變成加盟共和國出現中央難以掌控的離心力，是種「強枝弱幹」的局勢。
其中以俄羅斯的葉爾辛（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勢力最大，也就是當時國際關係熱烈討論的名詞──地方實力大於中央的「葉爾辛效應」（Yeltsin effect）。
當葉爾辛聯合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克維奇（Stanislav Stanislavovich Shushkevich）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Leonid Makarovych Kravchuk）一起搞獨立時，這三位東斯拉夫領袖首先通知的不是苦主戈巴契夫，而是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事後才由舒什克維奇口中說出「布希支持這件事」。
2. 德國統一與北約：
戈巴契夫回憶，當時與美國國務卿貝克（James Addison Baker III）會談時，北約在冷戰後留在歐洲，反而是約束統一後的德國，將之限制在一定框架內的手段，以防範德國再次成為世界的夢靨，並且也不會在「前東德領土上駐軍」或、與「部署核武」。
當時美國的解釋是「德國統一不導致北約擴張」，而伏筆是「北約如今東擴並非因為德國統一」，但這卻是破壞了當時蘇聯與西方的互信基礎。戈巴契夫認為如果蘇聯還存在，自然能依照他在任時已經建立好的各種關係，避免北約東擴，蘇聯也自有維持歐洲團結合作的機制。
3. 烏克蘭是心中永遠的痛：
戈巴契夫曾舉辦公投，超過 7 成蘇聯選民支持維持蘇聯，而克拉夫丘克違背了烏克蘭人民的意願，特別是境內超過 1,000 萬的俄裔族群。在他心目中俄羅斯與烏克蘭始終是兄弟，而他指責西方慣於「將一切歸咎於俄羅斯」，認為一切都是俄羅斯的錯，甚至希望有一個「沒有俄羅斯的世界」，他不認同以武力解決頓巴斯（Donbas）的問題，希望俄烏雙方一切紛爭能照著《明斯克協議》（Minsk agreements）解決。
在 2021 年 10 月行將翻譯完成本書之時，俄羅斯與烏克蘭已經劍拔弩張，只是台灣沒什麼人關心，當時我也複習了在 2014 年簽署的《明斯克協議》，暗自希望這一紙協議能夠止戈弭兵，可惜最後還是事與願違。
原訂在蘇聯解體 30 週年，也就是 2021 年 12 月發表的本書，後來因很多原因遲到了，不想剛好碰上全球焦點的俄烏之戰，或許戈巴契夫當年的第一手資訊可以作為最有價值的參考，就像本書書腰所寫的「我們聽西方敘述太久了！」
而本書上市的前兩天，我正等著出版社把付梓的新書快遞到我手上，誰想到書還沒到，一個噩耗倒是到了，就是我訪問過的舒什克維奇，因感染冠新冠肺炎過世，享年 87 歲，又一位書中提到的重要人物離開人世。
不過，就像戈巴契夫最後可堪自慰的，他們那一代政治人物終結冷戰，已經功德圓滿，完成歷史任務，這份遺產希望後人珍惜。
本書以一位粉絲向戈巴契夫索取「1991 年時的照片」為開頭，而以自己諾貝爾和平獎受獎時的致詞為結尾。翻開本書就是戈巴契夫最遺憾的一年，而最後則是他人生中的高光時刻，這讓我在翻譯完本書的最後一句話時，感到餘音繞樑。
譯後心情：戈巴契夫的浪漫情懷
翻譯完成後，我發現蘇聯的開場與收場，都肇因於當時的領導人很「浪漫」這個巧合之處。
人類貧富不均由來已久，古今中外多有解決這種社會問題的主張或學說，但一直徒勞無功。1917 年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以《馬克思主義》為藍圖成立蘇維埃政權，倡導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建構「共產」的樂土。
這項政治實驗，無疑讓許多仁人志士與當時的左傾覺青懷抱憧憬，寄以厚望，若要選出 20 世紀的十件大事，蘇聯建國一定榜上有名。
等到 68 年後，戈巴契夫也一樣浪漫，他懷抱著要讓全世界免於籠罩在核戰陰影為出發點，主動向美國遞出橄欖枝；另一方面，他也已幾近「裸退」的方式，退出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讓這些「衛星國」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而非政治考量優先。同時，他在蘇聯國內的政治上放棄一黨專政，且直探共產主義相對立的一面──開放私有財產制。
在「除舊佈新」上過快過猛過急，導致一切規範解除時，卻來不及建立有效的新秩序，使得國家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均未因改革而受惠，反而離心離德，「我第一次見到他時，發現他把自己的身家都賣給我了！」俄國盛傳雷根如此回憶自己與戈巴契夫頭一次見面後的感覺。
但我相信戈巴契夫絕對希望自己的改革，能讓世界和平，並讓蘇聯得以脫胎換骨的初衷。只是不幸適得其反，既失卻原有的霸圖，且導致國家解體，
「戈巴契夫有沒有可能照鄧小平那樣『先經後政』慢慢開放呢？」我問舒什克維奇。「國情不同，應該沒有這個可能。」舒什克維奇回答我。
如果能重來一遍，戈巴契夫不知道會怎麼做呢？
他為世界迎來和平，在歐美享有高度聲譽，卻葬送自己的國家與事業，在前蘇聯各地評價普遍不堪，還有人視之為叛徒⋯⋯這一定是他抱撼終生的事。
在這本《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中，我們可以對 1985-1991 那個風起雲湧的年代，具有進一步的理解，也可以省思：好不容易結束的冷戰，又怎麼變成今天這個壁壘分明的局面？
附註：本書出版後 4 天，與我緣慳一面的克拉夫丘克逝世，享年 88 歲，又一位前蘇聯領袖離開人世。
執行編輯：陳品融
核稿編輯：田孟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