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日線【全球讀書會】本月為你推薦由天下雜誌出版的《孫運璿傳》，邀集不同產業背景、學術專長的新世代，一起透過重溫這位台灣經濟奇蹟奠基者的生平，在多變的時代中找到新方向。
本文由台灣大學農經系助理教授、《換日線》專欄作者陳暐撰寫，從現代經濟學的角度，藉由孫運璿其人其事，探討一個永不過時的話題：一個社會，要怎麼做出好的長期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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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竹住了 5 年，開車經過科學園區時，偶爾會想起一位今天已被多數年輕人遺忘的人物：孫運璿。
倒不是我特別念舊，而是這片園區就在提醒我：有些決定，當下看起來只是一個政策選擇，40 年後卻會長成一整個世代的基柱。
最近受《換日線》邀請，讀了一本 1989 年初版、最近推出新編二版的《孫運璿傳》。它的寫法和現在流行的傳記很不一樣──例如最近很紅的《無限機器》就把 DeepMind 創辦人哈薩比斯的故事寫得像劇本，讓你一頁接一頁翻下去；《孫運璿傳》更像那個年代的訪談整理，有些地方要讀者自己把細節接起來，但也因為這樣，書裡留下了不少別處未必容易看到的第一手材料。
讀完之後我越來越覺得，孫運璿的確值得被重新認識。但不是為了再塑造一個偉人，而是因為他的故事問了一個直到今天都沒有過時的問題：一個社會，要怎麼做出好的長期決策？
「學霸」不走熱門路，專攻基礎建設
哈爾濱工業大學的前身，為孫運璿就讀的哈爾濱中俄工業大學。圖／董辰興@Wikipedia CC BY-SA 4.0
先說一件書中描述孫運璿早年求學生涯時，我讀到後覺得不可思議的事：孫運璿 1913 年生於山東蓬萊，父親在哈爾濱工作，他的求學歲月多半在那裡度過。也因為這樣，他在沒有多少俄語基礎的狀況下，讀了那裏專為俄僑子弟設立的「俄僑實業中學」，成為該校空前絕後的中國籍學生；而後又考入俄國人主辦的哈爾濱中俄工業大學（現為哈爾濱工業大學），繼續用俄語念工程，最後以當屆第一名的成績畢業。
一邊克服語言障礙，一邊學工程，還要在外地獨立生活，成績還是全校第一！放到今天，有這樣聰明才智的學霸型人物，大概會去念台大電機、資工，畢業後進科技業，或再往矽谷走。但孫運璿走的不是這條路：他畢業後先在鐵路單位做事，後來因為一篇電力配電網算法的文章引起注意，被招到當時的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加入資源委員會負責籌設電廠。換句話說，他從一開始就選擇投身鐵路、電網、資源開發等基礎工程領域──目的不是讓自己賺更多，而是讓眾人都需要的基礎建設能夠運作起來。
從廢墟中拉起電網，再到奈及利亞拓荒
1945 年二戰結束，因為先前的電力專業，孫運璿受派來台，負責接收日本留下的電力系統。當時因戰爭轟炸毀掉了台灣大部分電力設施，全島供電幾近停擺，他帶著工程團隊，在 5 個月內搶修恢復八成的電力供應；此後他繼續留在台電，主導農村電氣化工程，把全台農村的電力普及率從不到一半推到將近 99%。
把電力修回來，看起來是技術問題；把電接進農村，則更接近治理問題──不只是鋪電線，還牽涉土地、預算、地方協調、人力組織。電網對經濟發展很重要，這並不難理解；難的是把它真的做出來。
這項成果後來也被世界銀行（World Bank）注意到。1964 年，世界銀行委託他出任奈及利亞國家電力公司的執行長兼總經理，帶領國際團隊推動當地的電力基礎建設，3 年任期結束時，奈及利亞的發電量成長將近九成。
回頭看孫運璿在不同時期做的這些事，背後有個共同的邏輯：他進場的時機，都是在市場自己還建不起這些條件的時候。電網、農村電氣化、非洲的電力建設──投資回收期太長、受益範圍太分散，私人企業很難算得過來；然而這些條件一旦到位，整個社會的生產能力就不一樣了。
孫運璿做的這些事，以及後來讓他被稱為「竹科奠基者」之一的種種規劃，對長期發展究竟有多重要？有個經濟學概念可以說清楚。
經濟學界怎麼看「台灣奇蹟」？
諾貝爾獎得主 Robert Solow 在 1950 年代做了一項研究，把經濟成長拆解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資本與勞動投入的增加」（蓋更多工廠、雇更多人），另一部分則是無法被這兩者解釋的剩餘，他稱之為「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TFP 問的是：同樣的人、同樣的機器，為什麼有些社會能做出更多、更有價值的東西？這個數字上升，通常代表技術進步、管理改善，或人才和資源被放到更有效率的位置。Solow 發現，美國高達八成的長期成長來自 TFP 的提升，而不只是「投入更多」。（我在之前一篇談讀書方法的文章裡，也用同樣的概念解釋過為什麼「方法」比「努力」和「智力」都重要──同樣的道理，放在國家的尺度上也成立。）
台灣在 1960 到 1990 年代的高速成長，很大一部分正是從這裡來的：產業從農業、紡織業逐步轉向半導體與高科技，TFP 大幅提升。
而這個轉型，並不是市場自己慢慢演化就會長出來的，中間需要有人去搭橋、試錯，先把一些市場還不會自己建立的條件準備好。
工研院與科學園區：不是「選對了產業」，而是創造了土壤
接著，就到了孫運璿最為今日人們津津樂道的「竹科奠基者」時期。當中最常被提起的一段故事，是 1974 年的一場早餐聚會：一群技術官僚在台北一家早餐店討論「台灣的下一步是什麼」，最後決定進入半導體產業。之後工研院成立電子所，1976 年完成與美國 RCA 的技術授權轉移，1980 年聯電從工研院直接孵化成立，同年新竹科學園區正式開幕⋯⋯。
但我認為，這個故事今天的我們可不能照單全收：畢竟 1974 年當下，沒有人能「確定」台灣在半導體製造上會有比較利益（什麼是比較利益，可參考我用比較利益談大學雙主修、轉系的隱藏成本的文章）；更不用說當年（歷年）政府主導的其他產業，也不是每一個都走向成功。
因此我認為，事實應該比較接近後來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的：台灣在半導體產業的成功，與其說是精準規劃的結果，不如說是在一連串試驗與調整之後，終於找到了對的路徑──把後來的成功全部倒推回某一個「英明決策的時刻」，因果上是說不通的。
可是，即便不是「精準規劃出來的」，政府的長線佈局仍然起了關鍵作用：工研院完成 RCA 技術轉移，給了台灣進入半導體製造的起點，後來又直接孵化出聯電，把研究成果推進產業；科學園區則把清大、交大、ITRI 和一批科技公司放在同一個半徑內，讓知識外溢（knowledge spillovers）和專業人才市場有機會成形。
上述這些「公共財」，都很難靠單一企業自己生出來。台灣後來能在半導體製造上展現出比較利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這段時間被「創造」出來的：沒有 ITRI 的技術轉移，台灣要從哪裡取得入場的知識基礎？沒有科學園區的聚落效應，個別廠商又要怎麼負擔建立完整供應鏈的成本？從 TFP 的角度看，這些基礎建設的貢獻，不是神準地「選中」一個產業，而是先把整體的技術吸收能力墊高。當台灣有了這塊土壤，張忠謀帶著德儀經驗回來後，才有條件長出台積電這樣的公司。
最後，由於台灣已經民主化多年且政黨輪替多次，關於當年「黨國時期」的官員傳記和官方敘事，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很可能都有些跟「1974 決定全台命運早餐會」一樣過度造神的問題，因此在這裡我也不打算全盤照收。
但不管孫運璿的種種形象有多少成分是真實的、又有多少形象是被塑造的，他的職涯履歷不會說謊：農村電氣化、工研院的建立、科學園區的設立，這些改變台灣往後 40 年走向的事，確實在他和當年許多人對基礎與長線工程的堅持下一一發生，也為今天的台灣打下重要根基。
以上是我對《孫運璿傳》的評論，歡迎讀者朋友們也聊聊你的想法。下一篇文章，我想繼續延伸這個話題，從制度層面來討論：「如果孫運璿生在今天，他還會進公部門嗎？」或者說，今天這個時代，公務體系中是否還能培養像孫運璿這樣，願意長期從事基礎工程的菁英型人才？
這個答案，似乎在新加坡反而更能找到答案。同時，我也在拜訪了孫運璿的家人後，補充了「家人眼中的孫院長」角度，歡迎你繼續閱讀、一起討論。
（未完待續，下篇請見：〈「如果孫運璿生在今天，他還會進政府做事嗎？」一個經濟學者眼中的《孫運璿傳》（下）〉）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