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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巴黎，大部分人的浪漫想像大概是花都、時尚品味，但在那裡住過幾年的我，早已習慣，「牠們」就是這座城市的固定班底。
記得有次我在巴黎三區的一間小餐館外等待候位，突然看到餐廳窗邊一隻像卡通《料理鼠王》般的灰黑色長尾老鼠，不疾不徐地穿過我的視線。現場沒有人尖叫，也沒有人驚訝。我當下心想，終於在餐廳見到傳說中的巴黎老鼠了，以後應該會見怪不怪吧。
這種情景在交通工具也完全不稀奇。好幾次我在巴黎郊區快鐵（RER）的月台等車，不經意往鐵軌一看，都見到了幾隻褐色身影在軌道間竄來竄去。在巴黎，老鼠幾乎是城市景觀的一部分。
今（2026）年農曆年後，我到台北展開新工作。才過幾週，新聞就開始反覆出現「安鼠之亂」這四個字：大安區出現國內 25 年來首例漢他病毒死亡個案。隨後不少市民在社群媒體上分享，自己在大白天於木柵動物園、大安森林公園、中正紀念堂、雙連市場附近，看見老鼠亂竄。近期，市府灑滅鼠藥、議員追問防治成效、民眾在網路上自製「見鼠地圖」，這股騷動在 5 月似乎來到了最高潮。
那些老鼠出沒的畫面，熟悉得讓我想起巴黎。
但我並不是要說台北變成了巴黎。剛好相反，巴黎花了 100 多年都沒打完的這場仗，台北才正要開始。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該去看看別人踩過的坑，他們是怎麼慢慢調整治理方式的。
鼠患從來不只是老鼠問題，而是一座城市如何管理垃圾、空間、公共衛生與生活習慣的事。透過巴黎這座城市的掙扎與調整，或許有三堂課值得我們深思。
第一堂課：化學壓制只會讓老鼠擁有更強適應力
巴黎花了 100 多年治理鼠患，這段漫長歷史給當地帶來的最大教訓就是：單靠投藥，只會讓老鼠進化得越來越強。
在法國，由於滅鼠藥已經使用超過半個世紀，不同城市的鼠類也出現不同程度的抗藥性，被點名的城市包括巴黎、馬賽、南特等大城市。每次大規模投藥，最先死亡的通常是貪吃、警覺性低的個體；活下來的，是那些更會躲、更懂得利用下水道與管線移動的「菁英」。久而久之，人們以為自己在滅鼠，其實是在為城市老鼠進行一場大型的天擇活動。
說個題外話，身為一個養了一隻胖胖黃金鼠的人，我多少知道齧齒類動物有多聰明──牠們會辨識味道、記憶路線，也會持續學習。
我換了新乾糧，家裡的小鼠會先聞一聞，味道不對的話，牠根本不碰；我移動鼠沙盆，牠很快就能找到新位置。一隻長時間生活在籠子裡的寵物鼠都有這種學習能力，更何況是在市場後巷、地下管線與餐廳廚房求生的野生鼠群？若只靠投藥，真的太低估牠們。
而抗凝血鼠藥還有另一個致命傷：二次中毒。藥劑不會讓老鼠立刻死亡，而是讓牠帶著毒素繼續移動，最後死在角落，或者被天敵捕食。農藥主管機關防檢局曾邀集多個單位，進行大規模的「猛禽體內老鼠藥殘留」調查，結果超過六成驗出滅鼠藥反應。在巴黎，受害者是鴞與狐狸；在台北，這代價可能得由這幾年出沒在大安森林公園的鳳頭蒼鷹來承擔。
回頭看台北市府的現行方針，某種程度上仍在重複巴黎走過的路線。根據《環境資訊中心》於 5 月初的報導，台北市因應鼠患已灑下 6,462 公斤的老鼠藥，後續又追加採購約 4,750 公斤。
市府目前以通報案件數下降作為成效指標，但通報變少，也許只代表死在路邊的老鼠變多了，並不等於整體鼠群數量真的下降。我們很可能正花著納稅人的大錢，替這座城市篩選出一批百毒不侵的老鼠菁英。
第二堂課：真正有效的不是毒藥，而是讓老鼠沒東西吃
2017 年，巴黎鼠患問題達到高峰。大量老鼠出現在公園、地鐵與街頭，市民對城市衛生的抱怨升高。當時面對輿論壓力，巴黎市政府啟動近年最大規模的滅鼠計畫，包括投放鼠藥、增加陷阱與清潔頻率，希望能在短時間內把鼠群數壓下來。
幾年後回頭看，巴黎得到的教訓，其實不是藥下得不夠多，而是光靠滅鼠，很難真正解決鼠患。因為只要城市仍然穩定提供食物與棲地，鼠群就會繼續回來。
於是巴黎慢慢調整方向，把重點從「滅鼠」轉向「斷糧」。
最明顯的改變，發生在垃圾與環境管理。巴黎把公園與街頭垃圾桶改成密閉式設計，增加垃圾清運頻率，避免食物殘渣在深夜長時間暴露；排水溝與通風口加裝金屬網，降低鼠群從地下鑽上地面的機會；甚至開始對亂丟食物與餵鴿子的民眾開罰。
這些措施，其實都在做同一件事：不要再讓整座城市變成老鼠的自助餐廳。巴黎後來終於承認，比起一直下毒，斷糧其實更有效。
回頭看台北，我們其實有一個優勢，就是垃圾不落地，居民直接把垃圾交給垃圾車，家戶垃圾通常不會長時間暴露在街頭。但現在，這個優勢正在被其他漏洞慢慢抵消──傳統市場收攤後堆在路邊等待清運的蔬果殘渣、夜市深夜剩下的食物、公園裡餵食鴿子與流浪動物的飼料、老舊建物四通八達的管線與防火巷雜物⋯⋯這些地方每天都在穩定餵養鼠群。
因此，市府真正需要面對的，或許不只是老鼠變多了，而是這整座城市裡，存在太多默默供養鼠群的地方。如果不先處理這些問題，再多滅鼠藥，最後可能都只會變成另一場沒完沒了的化學競賽。
第三堂課：鼠患難解的原因，往往不是老鼠，而是政治
談到鼠患，巴黎另一個比較少被提及的難題，其實是政治。當地有動物權倡議團體主張，老鼠也是城市生態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稱牠們為「城市清道夫」。巴黎街頭曾出現粉紅色海報，呼籲市民與非人類動物共享城市；2020 年當地的民調更顯示，61% 的巴黎市民支持市政府採用非致命的管理鼠患方式，也代表治理思維逐漸從「大量撲殺」轉向「改善城市環境」。
但另一邊，法國國家醫學科學院提醒，老鼠是多種疾病的傳播媒介，像是鼠疫、鉤端螺旋體並等人畜共通傳染病，會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
而對政治人物來說，鼠患更像是一場價值衝突：該優先維持市容、降低疾病風險，或者保護動物？任何一種選擇，都可能得罪另一群人。
台北的政治壓力來源雖然不同，但本質上其實相像。這裡沒有太強烈的動保論戰，更多的是局處分工，以及議員與市府之間的攻防。鼠患新聞一爆，民眾要的是立刻有感，議員要的是通報下降，市府則需要快速交出成績。於是最容易被採用的，往往就是大量投藥、大規模消毒、宣布專案或採購設備，因為這些東西最容易拍照、最容易量化，也最容易在短時間內看起來有做事。
問題是，真正有效的事情，通常都很慢。
改造市場垃圾動線、改善夜市清潔流程、更新老舊管線、強化都更前的防鼠工程、建立跨局處的資料追蹤，這些才是影響鼠群規模的關鍵。但這類工作很花時間，更不會立刻反映在民調上。
結語：最困難的，是改變城市自己
巴黎花了百年才明白，鼠患不只是衛生問題，更是城市治理能力的結果。老鼠會出現在哪裡，其實就代表一座城市把哪些漏洞長期留在那裡，包括垃圾怎麼處理、建築怎麼維護、夜市怎麼清潔、公園怎麼管理，以及政府願意把多少力氣放在那些看不見，卻很基礎的事情上。
所以最困難的，從來不是殺鼠，而是改變城市本身。巴黎用了好長的時間，才逐漸從「一直殺鼠」走向「減少養鼠」。而台北現在真正的問題，也許不是老鼠突然變多，是我們終於開始看見，這座城市哪些地方，長期以來一直在默默養鼠。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