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1 月,我在台北一間咖啡廳遇到 25 歲的 David(化名)。會計系畢業的他,白天做外送,晚上經營 Instagram 美食帳號。
「畢業後在事務所待了半年就離職了,現在月入 5 萬多,時間還比較自由。」他的同學呢?「十個裡面有一半沒做本科工作──開手搖店、在家接案、考公務員。我們這代不會覺得一定要當醫生、會計師才叫成功。」
這不是個案。從北京到柏林,從紐約到台北,全球 Z 世代(1997-2009 年出生者)正用不同方式表達同一個訴求:我們拒絕按照你們的規則玩。
全球同步上演的「拒絕遊戲」
在中國,2025 年青年失業率於 8 月達到 18.9% 的高峰,全年在 15% 至 19% 之間震盪,一些學者將這代年輕人稱為「爛尾娃」──投入大量教育資源,卻找不到對應工作。更關鍵的是,即使有機會,越來越多人主動選擇「躺平」。一名上海碩士生在小紅書寫道:「與其 996 加班到深夜,年終獎還被砍,不如不玩這遊戲。」
德國勞動經濟研究所的數據則顯示,逾半數 Z 世代員工希望實行四天工作制,寧可少賺也要自由時間。柏林一位軟體工程師說:「我不想像爸媽那樣早出晚歸、犧牲人生。」但德國企業抱怨,Z 世代忠誠度低,無法說服他們投入任務,就會立刻離職。

而美國,根據 2025 年 AI 求職及履歷生產平台 Kickresume 的調查,58% 去年畢業生仍在尋找第一份工作,是前幾個世代同期的兩倍以上。入門級工作因 AI 取代而消失,更多在職者選擇「安靜辭職」──不真離職,但絕不多做份外事。
那麼台灣呢?2025 年 12 月青年失業率為 11.75%,但更深層問題是薪資結構失衡。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電子零組件製造業」經常性薪資平均數 5.7 萬元,含獎金全年總薪資平均數超過 133 萬;「住宿及餐飲業」經常性薪資平均數則約為 3.5 萬元,差距懸殊。一位台大畢業生告訴我:「同學當外送員月入破 5 萬,我在公司做三年才從 3.5 萬漲到 3.8 萬。」
三股力量,重塑一整個世代
Deloitte、麥肯錫《True Gen》、德國勞動經濟研究所⋯⋯發表的多項國際研究共同指出,Z 世代的核心特質包含高度焦慮但拒絕妥協(50% 對經濟焦慮,但 70% 堅持工作要有意義)、追求公平勝過穩定(組織不公平就離開)、生活優先於職涯。
而這些特質背後,其實有三個關鍵的結構性因素:
一、社群媒體加速價值觀傳遞
20 年前,「成功範本」往往來自父母;現在,很可能來自社群演算法。根據 KPMG 調查,台灣社群活躍使用者達 2,210 萬人,占總人口 95.3%。Z 世代每天花 3 至 5 小時在社群上。
當人們每天看到無數支「30 歲財富自由」、「放棄百萬年薪更快樂」的影片,傳統「好職業」定義會被更快速地解構。
這兩年 #underconsumptioncore(拒絕過度消費)風潮在 TikTok 上爆紅,許多 Z 世代開始「曬窮」──展示如何用最少的錢生活。「曬窮比炫富更潮,」一位台灣網紅說,「粉絲超愛看我教省錢。」
輔大廣告系研究將 Z 世代分為三類:理性使用者、社群無感者、社群狂熱者。但無論哪一類,都會在社群上看到同一訊息:你不必按照上一代的路走。

二、教育—薪資—生活成本的三重失衡
學歷嚴重貶值,也讓人愈來愈有感。過去 20 年間台灣的大學錄取率飆升,台灣石油工會報告曾指出,教育部科系設置未結合經濟需求,造成青年失業率增加。中國同樣極端,2025 年大學畢業生人數達 1,222 萬人,創歷史新高,但就業市場無法吸納,博士做外送成為現實。
從不同產業間來看,薪資結構失衡也加劇了。目前台灣呈現 K 型分化,高附加價值產業薪資高,傳統服務業卻停滯在低薪。而低薪會形成惡性循環:薪資低 → 無法吸引人才 → 難以數位轉型 → 更依賴低薪勞工 → 薪資更低。
根據《公視》報導,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吳大任教授表示,「你是台積電、聯發科的工程師,那你的薪水當然非常高,但是我們其他的差不多 1,000 萬左右的就業人口,產業沒有發展得特別好,有些受到對等關稅的影響,現在甚至在衰退。」
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 Deloitte 更發現,三分之一的 Z 世代考慮不讀大學,主因是學費太貴、與實際工作脫節。德國「殼牌青少年調查」則指出,超過七成的 Z 世代認為「經濟安全比理想重要」──但矛盾的是,他們認為傳統工作無法提供經濟安全。
三、新經濟模式提供替代選項
根據《富比士》統計,全球有 5,000 萬人自稱「influencer」。2025 年全球網紅行銷市場達 325.5 億美元,創作者經濟預計 2027 年前就會突破 5,000 億美元。
另一項值得關心的關鍵數據是,在 Instagram 上,有 76.9% 的網紅是粉絲數 1,000 至 10,000 人的「奈米網紅」。這意味著你不需要百萬粉絲也能賺錢。一名台北奈米網紅就說:「我 IG 只有 5,000 粉絲,但互動率高。接美食業配一則 2,000 至 5,000 元,月接 4 到 5 則就有一兩萬副業收入。」
年輕世代除了考慮投入工時彈性、創作自由的網紅行業,零工經濟(Uber、外送、接案)也是選擇。麥肯錫報告明確指出:Z 世代對權力不對等極為敏感,更在意組織是否公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們會毫不猶豫離開。
這到底是消極抵抗,還是積極選擇?

表面上,「躺平」、「曬窮」像是消極放棄,但仔細想想,這何嘗不是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
世界經濟論壇(WEF)去年就在《未來工作報告》預測,到 2030 年,「情緒智商」將超越專業技能,成為最重要的職場能力。原因是當 AI 完成大部分技術工作,人類價值將體現於「與人協作」的能力。
這意味著 Z 世代的選擇可能是對的──比起在辦公室「內卷」專業技能,培養創作能力、社交技巧、情緒管理等,可能更有價值。
對台灣來說,Z 世代的「躺平」既是挑戰也是機會,能迫使企業改善待遇與文化,而當創新創業生態更活躍,也更可能發展出獨特的「台式工作模式」。真正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創造一個讓年輕人「不需要躺平」的環境?
10 年後呢?
回到本文開頭咖啡廳裡的年輕人 David。
我問:「10 年後呢?你會一直做外送嗎?」
他笑道:「10 年後誰知道?也許 IG 做起來了,也許開了自己的餐廳,也許回去做會計。」
說完,他拿起手機,繼續拍他今天的美食內容。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孫雅為
編按:主圖截自 goingzerowaste_、natalia_trevino_amaro、jess.cliftonn@TikT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