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簡稱高市）在無預警的情況下，於 2026 年 1 月 23 日宣布解散眾議院，並將大選定於 2 月 8 日舉行。從宣布解散到投票日僅約 16 天，創下日本戰後以來最短的眾議院選戰期紀錄。
這場突如其來的「冒頭解散」（編按：指國會或臨時國會一開議即解散）震撼日本政壇，也讓外界再度將目光投向，這位以果斷與強硬著稱的女性首相。
從直言「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到公開點出中國《國家情報法》的風險，高市始終以冷靜的微笑與犀利的語調見稱。面對國會質詢時，她常以簡潔而堅定的回答展現強烈的決斷力，成為近年日本政壇少見的強勢領導者。
究竟高市為何選在此時解散國會？其中又有哪些政策，使這場選舉成為全國焦點？本文將以日本在地視角，剖析這場政治操作背後的盤算與意圖。
拆解高市突襲式的選舉布局
高市如閃電般的行動，無疑引來在野黨的強烈批評，認為她在新年度預算審查迫在眉睫之際，做出「解散國會」的決定非常不負責任。對此，高市則強調，她決定解散的主要理由，是希望讓國民直接判斷她是否適合繼續擔任首相，並為其政權接下來推動的一系列政策——包含經濟、外交與安全保障等議題──取得更堅實的民意授權。
目前，高市所在的自民黨政營在國會席次尚未過半。外界普遍認為，她之所以選擇此時解散眾議院，目的只有一個──透過重新選舉，奪回自民黨在國會的多數席次，實現完全執政，讓她欲推動的法案能更為順利。
進一步的分析指出，高市選在這個時間點解散國會，一方面是因為目前是她支持率的高峰期，另一方面在野黨尚未完全整合，對自民黨而言是拿回過半席次的最佳時機。然而，這次僅 16 天的選戰期也引發質疑：她是否刻意壓縮選舉時間，讓選民缺乏充分思考時間，只能憑直覺投票？而對資源有限的小型政黨而言，也可能因選戰期間過短，而無法有效向民眾傳達政見，進一步鞏固大黨的優勢。
豪雪、低投票率與高成本：一場代價高昂的選舉
高市的解散國會之舉，確實讓外界感到相當錯愕。她剛上任時，學者推測她可能會在適當的時機解散國會，卻始終未見她有任何相關動作。一直到今（2026）年一月，她才突然宣布解散國會，出乎各界預期。
然而，包含這次在內，日本已在短短的一年半中，舉行了 3 次全國性的選舉。更令人關注的是，一次眾議院選舉便須耗費高達 850 億日圓（約新台幣 171 億元），對財政壓力已大的政府而言，無疑是一筆龐大支出。
此外，日本投票率長期低迷，2 月份北陸和東北地區又常遇到豪雪，對民眾來說，外出投票本就不易，氣候更可能進一步壓低投票率。
在明知選舉條件可能影響民意表達的情況下，高市仍選擇解散國會，讓部分反對民眾及在野黨批評，是否在民生經濟吃緊時，拿納稅人的錢開玩笑。對政治相對冷感的當地人而言，這樣的安排更像是一場反覆上演的政治鬧劇。
高市孤注一擲的四大選戰政見
事實上，早在做出「解散國會」這項決定前，高市勢必已預料到會遭到外界批評。然而，即便會被貼上「孤注一擲」的標籤，她仍選擇在此時啟動大選，關鍵原因與 4 項備受關注的政治議題相關──高額社會保險、消費稅調降、外交及國防政策與在日外國人制度改革。
一、改善高額的社會保險制度
高額的「社會保險」之所以成為選戰焦點，主因在於日本上班族每月薪資中，必須被扣除社會保險、照護保險、健康保險、雇用保險、年金及所得稅等多項費用，金額加總起來，高達薪資的三分之一。
以一位月薪 33 萬日元的日本上班族為例，每月在社會保險等項目的扣除總額，約為 7 萬日元。薪水單上雖只列出幾個大項目，但當政府想增加徵收時，經常會疊加在既有名目之下，讓勞工在不知不覺間多承擔一筆負擔。
例如，在所得稅中徵收《復興特別所得稅》（徵收至 2037 年），或在住民稅裡加上《森林税》。也因此，即便這兩年日本調升了最低薪資，許多上班族卻對薪資漲幅無感。再加上政府自今年 4 月起，為推動育兒津貼，決定從社會保險費中額外加徵一筆支援金。這項決定讓社會保險的改革，瞬間成了所有政黨關注的焦點。
面對民意壓力，高市主張透過「AI 醫療降低不必要的醫療支出、提高擁有高額儲蓄或年金收入長者的醫療自付比例、推動健康壽命延長計畫」，以換取不再增加現役勞工的負擔。然而，在長期仰賴高齡長者貢獻選票的日本政壇，這樣的改革方向，無疑是一場相當大的政治賭注。
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高市企圖透過政策，激起更多年輕與壯年世代走進投票所的決心。
二、停止徵收消費稅兩年
高市主打的第二項政見，是在未來兩年內，暫時停止徵收食品等項目的 8％ 消費稅。
她強調，此舉可即時減輕家庭物價負擔，並帶動國內消費。這項政策已納入執政聯盟的政見中，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一致主張「飲食料品消費稅兩年零稅率」，並表示將在國會進一步檢討具體實施時程與財源安排。
不過，反對黨陣營對此提出質疑。
立憲民主黨等在野勢力指出，這類的減稅政策更像是選舉期間的短期讓利方案，未能回應日本長期面臨的實質薪資停滯、內需疲弱及結構性經濟問題。批評者則認為，若缺乏配套的財政改革與長期經濟成長策略，「暫停課稅」可能加重政府財政壓力，而無法從根本改善經濟狀況，也引發市場對日本財政永續的疑慮。
三、提高國防預算
第三項引發高度討論的，則是高市主張將國防預算提高至 GDP 2% 的政策。
近幾年，中國航空母艦在東海活動頻繁，北韓亦多次試射飛彈飛越日本北部。高市指出，日本已不再處於「和平的真空地帶」，必須具備足以自我防衛的能力。因此，她提出將防衛預算提高至 GDP 的 2％ 的計畫，並提前數年達成既定目標，以強化導彈防禦、海空軍與情報能力，確保在區域局勢緊張之際維持戰略穩定。
高市強調，增加軍費並非為了軍事對抗，而是「防止戰爭發生的必要投資」。唯有提升防衛力，外交談判時才能更具籌碼，也能逐步擺脫對美國安全架構的過度依賴，走向相對自主的防衛體系。
然而，這項方針同樣爭議不斷。反對黨批評，高市是打著「安全威脅」之名推動右傾政策，忽視外交與財政負擔；部分學者則警告，在日本債務比率居高不下的情況擴張軍費，恐加劇財政壓力。對此，高市回應：「和平不是喊出來的，而是靠實力維護的。」試圖藉此展現堅定的領導姿態，並塑造一個能在國際局勢中更主動發聲的日本社會。
四、加強在日外國人管理
最後一項，則關係到所有在日外國人的核心議題──外國人管理政策的加強。
高市以「秩序與共生並重」作為基本方針，一方面承認外籍勞動力對日本經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主張，必須建立更嚴謹的管理與規範機制。她指出，在少子高齡化與勞動力短缺的背景下，日本必須在照護、營造與科技等特定產業引進外國人才，但前提是「有秩序且有責任地引進」，以避免社會負擔與治安惡化。
為此，她要求各省廳全面檢討，在留資格制度與地方政府的支援體系。高市認為，日本過去的外國人政策「過於寬鬆卻缺乏管理」，導致部分地區出現非法滯留、勞動條件不均與社會衝突等問題。她主張強化出入國在留管理廳與地方自治體的合作，建立更嚴格的身分確認與在留監督體制，並重新檢討外國人土地取得、長期居留與社會保障適用範圍等議題。其政策核心在於，讓真正有意在日本工作與生活的外國人能安心留下，並防止制度被濫用。
在教育與社會融合方面，高市也提出，應積極推動外國人子女的就學支援、日語教育與地區共生政策。不過，部分在野黨與人權團體批評，高市的方針傾向保守，恐讓外國勞工處於更嚴格監控與不平等待遇的處境。對此她則回應，日本必須在開放與秩序之間取得平衡，「真正的共生，應建立在責任與規範之上」。
日本社會尋求「共生」的艱難時刻
從在地觀察的角度來看，高市指出的「管理過於寬鬆」並非毫無根據。過去十年間，隨著安倍內閣積極推動外國人才政策，在日外國人（包括留學生）數已增至約 395 萬人，約占日本總人口的 3.2％。
人流的增加也確實帶來各種社會課題──文化差異引發的摩擦、外國人涉入的刑事案件，以及外國旅客與居民積欠高達 13 億日圓的醫療費用等，都使重視秩序與制度的日本社會感到不安與壓力。
在日本生活超過十年的我，也明顯感受到這兩年排外氣氛的升高。某些情境下，當對方看到名字帶有華人色彩，態度往往會出現微妙改變。就連我在學生時期打工時，也曾遇過帶著鄙視的眼神。這些經驗顯示，日本雖在政策上積極吸收外國人才以彌補人力缺口，但民間對多元文化的理解與接納，仍存在不小落差，社會整體的意識更新尚未跟上政策腳步。
然而，日本並非缺乏友善與開放的人。我大學時期結識的一位日本朋友，因自小接觸多元文化，對外來者的理解格外寬容。我們相識已 14 年，她如今成為了地方議員，致力推動在日外國兒童的日語教育與共生政策。她的努力讓我看到另個日本，一個正努力在傳統與開放之間尋找平衡的社會。
在日本生活的這十年，我正好見證了日本對外國人政策的轉變期，而今日的日本，正站在「全球化與保守秩序的交界點」。高市政府的外國人政策或許著重管理與規範，但真正的「共生」，終究不只靠制度，更來自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尊重。
我認為，日本政府應帶頭創造更多讓日本人與外國人互動的機會，讓彼此有機會真正認識、理解，因為許多看似社會層面的矛盾，往往源於陌生與缺乏對話。一旦人與人之間願意面對面交流，就能發現對方其實並非那麼遙遠。
當制度日漸完善，社會學會以同理心相待，也許那時，日本才能成為一個真正「接納他者」的成熟社會。
執行、核稿編輯：羅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