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加護理師看台灣照護「被遺忘角落」:精神障礙者真的能回歸社會?我們該如何協助?

一趟回台探訪,讓旅居加拿大的護理師走進彰化芳苑的精神障礙照護現場。從喜願家園的日常、年輕住民的生命故事,對照加拿大社區照護經驗,帶我們看見精神障礙者回歸社會的可能與現實限制。
旅加護理師看台灣照護「被遺忘角落」:精神障礙者真的能回歸社會?我們該如何協助?

彰化芳苑的喜願家園。

Photo Credit:圖/Phoebe 提供

「我現在在彰化縣芳苑鄉的喜願家園,你要不要過來走走?」2025 年夏天,我回台灣時,林茂安院長的這句邀請,開啟了我這趟震撼之旅。

「是水牛耶!」前往機構的路上,車窗外我看到了一頭水牛正馱著板車,農人牽引牠走在路上。路上經過的田野彷彿在訴說──我們正駛向一個,被社會主流視線忽略、漸漸遺忘的角落。

圖/Phoebe 提供

這條通往喜願家園的路,就這樣一路帶領我進入一個鮮少被關注的世界,揭開精神障礙者的生活。

被社會忽略的他們,在這裡找到屬於自己的故事

根據衛生服務部統計處資料,截至 2025 年第二季,全台身心障礙者占總人口 5.3%,其中逾 38 萬人屬於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障礙者。這組冰冷數字背後,是數十萬長期承受壓力、孤立及無力感的家庭,也映照出社會對「精神疾病」的疏離及誤解。

宏恩社福基金會附設的「喜願家園」,便是默默承擔照護責任的機構之一。位在彰化芳苑的邊陲地帶,這裡收容的是被社會標籤為「神經病」或「秀逗」的精神障礙者,及家人無力照顧的智能障礙者。對他們而言,這裡不是暫時的安置空間,而是人生被迫中斷後,少數仍願意接住他們的地方。

圖/Phoebe 提供

其中有一位年僅 18 歲的女孩──小慧(化名),她的故事,或許能讓我們更貼近這片被忽略的土地。

參訪那天,隨著副院長用鑰匙依序開啟一道又一道的門鎖,我們走進了住民的生活區域。此時,一陣熟悉的下課鐘聲響起,身穿家居服的居民陸續出現,來到了貼滿名字的水杯推車前。

「你是新來的老師嗎?」 「老師你好漂亮喔!」在這群緩緩走近的人群中,我的目光停在一個小小的身影上。

我好奇地小聲問副院長:「她也住這裡嗎?怎麼看起來這麼年輕?」副院長輕嘆了一口氣說:「小慧是這裡最年輕的居民,只有 18 歲。」經過他的轉述,我才知道,小慧沒有家人,加上成年後無法繼續留在孤兒院,最終被安置到這裡。

對談間,院長坦言,這裡不少居民是當年龍發堂關閉後無處可去的病人。他轉述,部分家屬表示,自己早已花費數百萬將親人「賣斷」,因此不願再承擔後續的照護責任。

此刻,我不禁想起 18 歲的小慧。對多數人而言,18 歲是踏入大學、準備闖蕩人生的起點;但對她來說,卻是在身障機構中,重新學習生活的「新起點」。她的故事只是冰山一角,機構的日常照護背後,其實承載著更多專業與無奈。

機構照護背後的現實考驗

走過護理站的窗口,我注意到上頭擺滿密密麻麻的龍貓及小娃娃。護理人員告訴我,這些小玩偶是他們在極高壓及高風險的工作中,為自己留下的自我療癒小角落。

圖/Phoebe 提供

除了照護人員的心理支持外,內部專業設施一應俱全:從柔軟白色躺椅擺設的「多感官教室」、多樣化運動器材的「體適能室」,到貼滿每日使用紀錄的「職能治療室」,無不展現出機構對住民「功能重建」的專業承諾。

公佈欄上貼著詳盡的「職訓班作息表」,目標是讓住民能一步步走向社區,重建自立生活的能力。

我們隨後在一個堆滿愛心捐贈物品的儲藏室角落坐下,我問副院長,扣掉食宿後,住民的住宿費是否足以涵蓋其它日常用品、看病、藥品等費用?他回答,除了主管機關會依身分別給予補助,其它則主要仰賴各種募款。

這讓我想起一位加拿大長者的分享,他在養護機構(Supportive Living)一個月的花費,含藥物及日常用品等,至少要加幣 3,500 元(約為新台幣 78,000 元),顯示即使是醫療穩定者,相關費用就十分高昂,更不用說支持所有住戶的精神障礙機構,實際成本究竟有多高。

面對有限的財務支持與高離職率雙重挑戰,機構要如何永續經營,並實現協助住民「回歸社區」,仍是一道艱鉅難題。

加拿大精神疾病照護經驗:我們該如何因應與支持?

在台灣資源較少與複雜照護挑戰的背景外,我回想起在加拿大照護精神疾病患者的日子,那段經驗讓我深刻體會照護現場的酸甜苦辣。

大多數按時服藥的人,可以過著相對正常的生活。圖/Art_Photo@Shutterstock

大衛是位身材高壯、比我稍長幾歲的精神疾病患者。當時,助理們都不敢單獨進去他的房間,所以我請他們兩人一組,在提供照顧時儘量留一個門縫,確保安全。

一次我替大衛換藥時,因需要解開大衛褲子的鈕扣,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可能是我的肚子太大了,坐著時,必須把褲子的鈕扣打開,不然就太緊了。」我半開玩笑地說,或許他該換一條新褲子,結果他露出一臉受傷的表情,決定減肥。

隔天午餐時,他在走廊上閒晃,我問他怎麼不去吃午餐,他語帶不滿地回答:「你知道為什麼!」頓時,我警覺自己前一天真的傷了他的心,心裡滿是愧疚。

有次我加班將近 12 小時後,大衛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並說:「工作這麼久,精神還好嗎?我有點擔心你。」那一刻,他的關心穿越疲倦,讓我真切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溫度。這些日常的小互動,讓我一度忘了大衛是名精神科病人。

後來我陸續照顧過不少有精神疾病的病人,發現大多數按時服藥的人,其實可以過著相對正常的生活。但不可否認的是,精神疾病的「複雜性」,也是我們需要時刻注意的因素。

有年我從台灣回來後,得知大衛因偷偷將藥品藏在嘴裡、引發情緒失控,最終被送到醫院的精神病房。他的故事,體現了精神障礙者潛能與極限的縮影。

在歌聲中找回精神障礙者的社會連結

面對精神障礙者潛能與限制共存的現實,我們究竟如何創造一個既安全又能維護病人尊嚴的環境,讓功能性較高(意指能正常溝通、理解他人)的住民得以逐步回歸社區?

我和副院長討論到可以如何借鏡加拿大經驗,打造更完善的支持系統時,他的電話響起──「合唱團練唱準備開始囉!」我們隨即前往教室準備加入練唱。

一位比我略顯削瘦,看起來不到 30 歲的女孩走向我。她拉著我的手,用英文溫柔地說:「老師,你好漂亮,我的名字是小晴(化名),很高興認識你。」

我想,如果是在街道偶然遇到這位女孩,我或許完全不會察覺她是中度以上的精神障礙者。她眼中那份純真和主動,正是院長親自擔任合唱團指揮,試圖透過音樂,打破精神障礙者與外界隔閡的努力縮影。

要讓這群精神障礙與智能障礙者完整合唱一首歌,甚至讓聽者辨識出歌名,想必相當不易。

喜願家園合唱團。圖/Phoebe 提供

我站在他們中間,感受著他們手足舞蹈唱著〈天公疼憨人〉,那份純粹的快樂彷彿感染了整個空間。我看著他們唱起〈那雙看不見的手〉時,每個人聚精會神,彷彿有什麼力量在支持著他們,爾後唱到〈感恩的心〉時,他們投入的表情又讓人心頭一暖。

那一刻,音樂不只是歌聲,而是連結彼此的橋樑,也是他們向外界展現自己的方式。

精神障礙者融入社區的希望及挑戰

近年來,台灣政府逐漸看見這群人的需求,陸續推動各項補助與服務,包括精障會所、社區調適、社區居住等計畫,顯示政府也正努力推動精神障礙者融入社區。

但對喜願家園來說,這些不只是政府政策的體現,更是他們對住民的承諾。

院長分享,教保員過去數個月來,持續協助兩位女性住民培養生活自理能力及職業訓練,機構正準備在提供適當的協助下,讓她們走出機構,嘗試進入社區生活與工作。

他也進一步提及機構的未來規劃,包括開設咖啡廳、餐廳、烘焙坊等工作場所,讓功能性較高的住民逐漸邁入職場。同時,他們也預計重新規劃員工宿舍,藉由社區居住的模式,讓住民逐步適應群體生活,並增設家庭連結空間,讓居民的家人能夠定期來訪,維繫親情連結。

未來,院方預計開設咖啡廳,讓住民能練習走入職場。圖/buritora@Shutterstock

然而,這樣的目標並不容易達成。

功能性較高的居民(如大衛),雖大多能正常溝通,但疾病發作時機難以預測。一旦發作,他們可能突然說話變小聲、瞪人,或將自己隔離於人群。這時,沒有相關訓練的人往往感到害怕,不知如何應對,就像面對不定時炸彈。

精神障礙者融入社會的前置成本也極高:需要專業團隊兩年以上陪伴訓練、有經驗醫師開立個人化精準劑量的藥物(劑量不足無效、過量則昏睡),以及住民能定期服藥等。這樣的目標,自然難以輕易達成。

放眼國際,在精神健康支援方面,加拿大亞伯達省採用「康復為導向」(Recovery-Oriented Care)模式,透過多學科社區外展服務、社區治療(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和多元日照服務,協助精神障礙者在社區中生活、工作並接受治療。

此外,政府也提供多項經濟與生活支持福利,如嚴重身心障礙者收入保障(AISH,Assured Income for the Severely Handicapped)、發展障礙者服務(PDD,Persons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及支持性庇護工作(Employment Supports)等。

院長的計畫雖具願景,但未來要如何結合政策、社區資源與社會理解,讓更多精神障礙者真正走入台灣社會,仍是一道需要時間、耐心與更多關注的課題。

從「看見」到「改變」:我們可以做什麼?

在我離開前,院長請我一起為小晴禱告。小晴用幾近耳語的聲音,希望我為她的家人禱告,她說:「我好想他們喔。」禱告結束後,她淚流滿面,我握著她的手,輕聲說:「上帝會聽見我們的祈禱,願祂祝福你。」她回應:「也願神祝福你在加拿大的一切。我會想妳的,我們還會再見面嗎?」

我們離開朋友時常說的「再見」,此時卻卡在喉嚨裡,難以出口。離開時,我的腳步逐漸沉重,不僅是因為每段故事的重量,更因為我明白,在這個被社會遺忘的角落裡,每個生命都在努力活著。

圖/Phoebe 提供

院長送我回家的路上,我問:「他們有可能回家嗎?」院長深深嘆了口氣:「你今天看到的住民,不管現在幾歲,這裡應該就是他們最後的家了。」聽到這,我也不自覺沉默。

但不論執行上有多困難,我仍相信,我們還是能為他們做些什麼。

我不認為加拿大的制度完美無缺,畢竟社會上仍時有耳聞,精神障礙者因病情失控引發衝突的事件。但從他們的經驗中,我們看見身心障礙機構依然不可或缺,因為不是所有患者都能成功回歸社區。像文中的大衛,我們曾嘗試讓他循序漸進地融入社區,但最終仍因行為問題重返精神科病房──他的故事,讓我們看見努力與限制並存的現實。

台灣身心障礙機構,或許也可聚焦在協助那些雖然「大腦生病」,但可經由學習、輔導及身邊人的支持,逐步重建社會連結。釋出的床位,也能照顧更多急需幫助的服務對象。這類機構的存在,不只是照顧身心障礙者,更替無數身心俱疲的家人分擔壓力、減輕社會的負擔。

這條路雖然還很長,也不容易,但只要有你我同行,就不孤單。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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