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月前，韓國教育圈掀起一波巨大爭議：先是多所頂尖大學同時宣布，從今（2025）年起，無論在學表現、入學考試成績如何，一律拒收曾受校園暴力處分的學生。
緊接著，韓國教育部宣佈，計畫在 2026 年將此一制度推廣至全國：自 2026 學年度起，全國所有大學、所有招生方式都將強制納入「校園霸凌扣分制度」，若學生曾被記錄為校園暴力加害者，將依照情節嚴重程度直接扣除（招生考試）分數──由於扣分程度高，在競爭激烈的韓國大學入學考試制度下，幾乎等同於斷絕錄取可能。
韓國教育部更強調，該國所有師範院校預計將採「零容忍」政策，不再接受任何有校園霸凌歷史的學生。
這場風暴的導火線，來自前檢察總長鄭順信（Chung Sun-sin）之子的醜聞事件：該名學生曾因霸凌同學被迫轉學，最終卻仍順利進入韓國頂尖名校首爾大學，激起社會的強烈不滿。
於是，韓國政府與各大公立大學在民意壓力下，決定調整方向：大學在招生時可查詢並排除有校園暴力紀錄的申請者，隨後並訂出前述種種條款，預計推行至全國。
對於這樣「雷厲風行」的鐵腕政策，韓國輿論反應兩極：支持者認為，這是對受害者最起碼的公義；反對者則質疑，把學生時期的錯誤變成終身懲罰，究竟還有沒有「教育」的意義？
在「公平正義」與「教育理念」之間
隨著韓國高教界最新「反霸政策」傳回臺灣，在媒體報導下，同樣的討論也開始在臺灣教育界、輿論場發酵：我們應該參考、甚至直接效法韓國政府，讓校園霸凌者在升學路上直接付出最慘痛的代價嗎？
長年服務於教育界的筆者，在此分享一些個人的觀察與評論：
首先，從「原則」上來看，韓國的選擇有其道理：校園霸凌留下的創傷，往往比外界想像中更深，受害者可能長期失眠、自傷，甚至選擇結束生命。若加害者未承擔嚴厲後果，不僅對受害者不公，也可能讓暴力行為延續到未來的職場與社會。
特別是在教師養成體系，若仍收進曾施暴的學生，制度本身等於陷入了自我矛盾──從這個角度看，「零容忍」也的確合理。
但另一方面，現實世界從來沒有那麼簡單：校園裡的權力關係錯綜複雜，霸凌的認定在實務上亦往往模糊不清。情節相同的事件，其處理方式與結果卻可能因家長背景、外界施壓程度或學校形象考量等等的不同，而出現南轅北轍的狀況。
若程序不透明、審議機制不健全，受害者甚至可能被錯判為加害者，而真正的施暴者卻因學業成績或背景獲豁免。
教育實務界向來頗具爭議的「校事會議」運作就是縮影：即使情節相同的衝突事件，卻經常因諸多人為因素，衍生出「小案大辦」或「大案小辦」的雙標疑慮。更不用說對青少年而言，這不僅是懲處公平性的問題，更涉及長期的社會信任與標籤等等問題。
更根本的疑問是：終身懲罰真的能讓人改變嗎？當暴力紀錄成為永久的負擔，學生是否可能反而失去反省與成長的機會？教育本應提供改過的機會，若制度只剩封殺與放棄，正義就容易變形為報復。
台灣《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的兩難
對此，臺灣《校園霸凌防制準則》去年修正時，納入了「修復式正義」的概念，亦即所謂「懲戒」的重點，在於彌補犯罪者與被害人或社群之間，因犯罪行為所造成之損害，而非單純對犯罪者進行制裁而已。
但這樣的模式，仍陷入與韓國社會近似的兩難：首先是升學制度仍與之脫節，換言之霸凌者即便有情節嚴重之紀錄，除非直接遭到退學、並不會影響其繼續升學之權利。教育部雖設下「防制機制」，卻缺乏升學的制約環節，導致相關懲處的嚇阻力薄弱。
多年來，民間屢次呼籲將校園暴力紀錄納入高等教育入學評估體系，但教育部始終觀望；然而同時間，若完全照搬韓國模式，基於前述「實務面的種種弊端、標準不一」現況，恐怕也難以服眾。
因此筆者認為：台灣真正需要的，是能兼顧正義與改過機會的一套制度：
首先，調查與審議流程必須透明公正，並提供「嫌疑犯」的救濟管道，避免權力不對等下的誤判。
其次，應明確區分情節輕重，對輕微衝突採輔導取向，而對嚴重暴力加重處分。師資培育體系可採嚴格標準，一般大學則保留柔性空間。
關鍵在於，教育仍應鼓勵「修復」而非單純「懲罰」。若學生完成輔導、與受害者和解、取得改過紀錄，也不應被終身剝奪升學機會。建議教育主管機關應公開處理案例與申訴結果，以透明監督取代人為操作，讓社會看到制度的公正。
韓國正用行動重新定義東亞教育的責任；台灣的挑戰，則是如何在尊重受害者、追究責任與給予改過機會之間，找到平衡點。
教育的終極目標，不該只是篩出「問題學生」，而是在正義能被彰顯的前提下，也給每個年輕人重生的機會。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