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圈內人看《中文怪物》:為什麼台灣的電視台「就是做不來」?

《中文怪物》之所以讓人眼睛一亮,正是因為它再度告訴我們:網路內容和電視節目,本來就不該走同一條路。只是電視台的那條創新之路,到底什麼時候能夠開始大刀闊斧地走,目前還不知道。
影視圈內人看《中文怪物》:為什麼台灣的電視台「就是做不來」?

台灣 YouTuber 酷(右一)製作的《中文怪物》目前已播出到第四集。

Photo Credit:截自 aiko@738、kudream@Instagram

來自法國、目前定居於台灣的 YouTuber「酷」(Richard Quentin Paul Camille),近期斥資新台幣 500 萬元預算、邀請上百位各國來賓,在其擁有 220 萬追蹤的個人頻道「Ku's dream 酷的夢」推出《中文怪物》實境秀後,系列節目累計已創造近千萬瀏覽量,相關話題與效應更延燒至今。

很多人的第一個反應是:「這種節目,為什麼台灣的電視台做不出來?」

以下是筆者身為「半個」業內人士的一些觀察與想法,跟大家交流分享:

一、電視台欠缺「創作者個人品牌」

首先,《中文怪物》的節目本質:「外國人的中文競賽實境秀」,並非全然獨一無二的構想,但這類企劃其實很挑人來做,當發起者是外國人時,企劃的價值才會被更好的凸顯出來。

因為台灣觀眾會很容易把焦點放在「讚賞外國人學中文的熱情」上,甚至當感覺到他們比某些台灣人更投入的時候,就產生了更高的娛樂性。

而「酷」本身就是 KOL,自帶粉絲與話題流量。觀眾買單的不只是節目,更包括「酷敢於(花大成本)做這種題材」。反觀同樣的企劃若由電視台推出,可能就缺乏這份個人風格,容易顯得平淡、不夠吸睛。

同時,因為這是酷自己的頻道,他能保有完全的控制權與自由,不受體制或規範限制。這也是我們接下來會陸續談到,電視台或串流平台自製節目難以複製的關鍵。

台灣觀眾容易把焦點放在「讚賞外國人學中文的熱情」上。圖/SeventyFour@Shutterstock

二、載體的差異,造成思維落差

傳統電視台最在意的,仍是收視率和廣告主。因此題材往往傾向選擇「安全牌」,像是唱歌比賽、談話綜藝、旅遊美食等等。《中文怪物》這種「外國人考中文」的企劃在電視台眼中屬於高風險、小眾題材,很可能在提案初期就被否決。

在體制內要推動這樣的節目,得先回答一連串問題:為什麼要做?在台灣的外國人有多少?有名的外國人是誰?節目的定位和市場又在哪裡?

如果放在國際串流平台,觀眾可能期待看到金高銀、潤娥這樣的明星;但若是電視台企劃,主管往往會認為核心受眾是年輕人,而這群人已經不看電視,甚至有些主管會連「酷」是誰都不知道。

換句話說,老闆可能會直接反問:「為什麼要做外國人中文測試?誰會想看?」即便做出來了,觀眾也可能質疑:「這些題目是誰出的?怎麼這麼沒水準?」

這不只是單純電視結構老化的問題,可能還包括「中文」這個題材本身就帶有文化和政治的敏感性(例如:標準中文的定義、口音判斷、語言多樣性等)。簡言之,《中文怪物》發起人本身是「外國人+YouTuber」時,觀眾相對更容易以娛樂和欣賞的角度來接受;若由電視台來做,這層緩衝反而會消失。

三、資源投入的差異

很多人會直覺認為,傳統電視台的資源一定比網紅或 YouTuber 豐富,但事實上並不完全如此。

先以製作《中文怪物》這個節目需要的「各國人脈」資源來說,酷本身是知名 YouTube、又是在台外國人,反而比許多電視節目的企劃更有管道。

尤其,台灣電視節目通常外包給製作單位,而製作單位實際執行的企劃往往是年輕人,能掌握的資源和話語權十分有限,更不一定能直接和電視台的資源整合。換句話說,電視台的資源其實是分散的,並不是一個完整集中、隨時可用的體系。

早期如三立《國光幫幫忙》、中天《康熙來了》等節目,還能靠大牌製作人或主持人的「面子」邀約知名藝人上節目,但現在面對網紅族群、年輕觀眾,電視台的吸引力就明顯小得多。因為網紅的主要曝光管道並不在電視,上節目對他們來說也不一定是「加分」。

另一個關鍵資源是時間成本:《中文怪物》光是處理 100 位外國來賓的工作證與資料,就需要相當冗長的行政作業。而酷所自行公開的 500 萬預算,很可能只計算到節目製作本身,並未涵蓋他個人與工作室的薪資──如果以 4 人團隊(含酷本人),每人月薪 4 萬來算,一年下來或許就有近 200 萬人事成本被忽略(如果有計算進去,我只能說這樣的人力運用方式、更是電視台無法複製的)。

《中文怪物》近百位外國來賓的資料處理相當複雜、瑣碎。圖/截自 Ku's dream酷的夢-@YouTube

再來是節目製作費用本身,若從 500 萬的絕對數字來看,電視台當然也能承擔這樣的支出,但問題會回到根本:這樣的投資是否符合電視台的需求?當一年多出 200 萬的人事成本,主管更可能質疑:「這個企劃能不能達到損益平衡?」

最後還有一個無形的資源:熱情。我認為「酷」團隊的每個人,都有相當高的工作覺悟及熱情在燃燒,畢竟這個大型實境節目中極其繁重的工作、無數細節的確認、複雜流程的安排⋯⋯都不可能是一個編制極簡的團隊,能夠以「我只是在工作」的心情完成的。

四、單位預算的落差

酷的夢在《中文怪物》上投入約新台幣 500 萬元,對 YouTube 節目來說已經是大手筆。而台灣電視節目的單集預算,目前大多落在新台幣 20 萬元左右(因節目類型會有所差異),但電視台本身擁有攝影棚、器材、人員等自有資源,實際成本可以稍微降低。

以近年實境節目為例:2022–2023 年在串流平台與電視播出的旅行實境節目,一季十集的總成本約在新台幣 800–1,200 萬元之間(換算單集約 80-120萬),已經是業內非常高的了。

且這次《中文怪物》共動員了 100 位來賓,電視台如要進行類似規模的企劃,光是來賓酬勞支出就極為可觀。不同於 YouTuber 之間常見的「互惠曝光」或「友情參與」,電視台邀請來賓多半需要正式支出,若以保守估算,每位來賓每天 5,000 元出席費(尚不含梳化費用),光這一項就會讓成本大幅增加。

此外,如果《中文怪物》要在電視台播出,還必須投入額外的設備與技術升級,也會使預算更難控制。

簡言之,對電視台而言,這樣的製作成本很難在損益上成立。

五、成本回收結構的差異

更重要的是,網路節目的「大成本」,大多會讓觀眾感受到製作者(網紅本人)的投入與壓力,進而產生情感上的共鳴,並轉化為「抖內支持」或「訂閱追看」等等行動;反觀在電視體制內,觀眾通常不會因為製作規模大,就產生這樣的共鳴。這是結構上的差異。

在內容呈現上,YouTube 的節奏、剪輯、場景安排與口語互動,也往往更貼近網路實境節目的風格,加上自由度高、不必顧慮電視台的規範與尺度。反之,電視若要投入大成本,不僅要確保觀眾持續收看,還必須維持品牌與節目的長期經營。因為這樣的投資如果沒有獲得廣告或版權收益支持,損失風險就很大。

傳統電視廣告依賴的是「收視率」保障,節目會保留 30 秒或 60 秒的廣告時段;YouTuber 則除了流量帶來廣告分潤外,還能以「深度置入」的方式呈現,例如《中文怪物》中的道具與場景布置就可以結合品牌。韓國的《Running Man》甚至能讓整集節目圍繞某款飲料或零食。但在台灣電視上,相對受限於具體的法規限制,目前較少看到這樣的方式。

綜合上述差異,我們會發現台灣電視節目的廣告空間,可能反比網路節目還少,所以回收的計算上也會越來越困難。

YouTube 往往自由度高,不必顧慮電視台的規範與尺度。圖/截自 Ku's dream酷的夢-@YouTube

六、觀眾習慣轉移:傳統電視與年輕觀眾漸行漸遠

最後,從企劃本質來看,《中文怪物》面向的是(電視台多數高管眼中)相對年輕的「小眾市場」,這類受眾本來就不以收看電視為主。因此即使節目製作出來,收視率可能也不會太高,自然難以吸引廣告商或爭取到好的廣告收益。在國際版權上,目前全球市場並不樂觀,所以能計算的收入也偏低。整體在損益平衡的計算上,電視台通常不會選擇承擔這樣的風險。

因為電視台必須對股東、廣告主、甚至 NCC 負責。

而最可能對「語言比賽+綜藝娛樂」這類節目有興趣的年輕族群,在這樣中長期的趨勢(或者說惡性循環)下,自然也就不再以電視作為主要媒介。他們開始把越來越多時間花在 YouTube、抖音或 IG,透過短影音與社群來追內容。

對電視台來說,這就形成兩難:即使真的製作出《中文怪物》這類節目,主要受眾也不會守在電視機前收看。換句話說,觀眾群已經轉移,電視台投入再多資源,也很難在傳統收視數字上得到正面回報。

這也是為什麼同樣是「中文考驗」題材,公視的《一字千金》在中老年觀眾中有一定口碑,但年輕人幾乎不看;而《中文怪物》則能在網路上引發討論,直接對準 18–34 歲的核心族群。

電視台知道自己要轉型,但或許他們也認為這也絕對不會是一個《中文怪物》就能解決,基本上他們尋求的是「可複製的商業模式」,而這點也正是最矛盾的:畢竟若沒有創新的開始,又何來可以複製的新模式?

七、跨界導流困難

電視台的觀眾結構老化,主力觀眾多半是 35 歲以上;而 YouTube 的核心族群則是 18–34 歲。《中文怪物》的設定正好對準了後者,所以在網路上更容易引發共鳴。對比來看,公視的《一字千金》雖然口碑不錯,但觀眾多為中老年,年輕人幾乎不收看,這正好展現了同一題材在電視與網路的收視結構差異。

很多人會認為只要邀請 YouTuber 上電視,就能帶來流量與宣傳,事實上卻不是如此。在我之前製作節目的經驗中,基本上能導流的相當有限──因為觀眾喜歡這些 YouTuber,是喜歡他們的個人特質以及企劃。一旦搬到電視上按傳統形式的企劃呈現,就很容易出現兩種反應:來賓原本的粉絲覺得「失去特色」;不認識來賓的電視觀眾則會疑惑「這是誰啊?」導致最後兩邊都不討好。

因此,跨平台導流效果不佳,電視台也難以真正鞏固新的基本族群。除非該 YouTuber 本身具有專業背景,且其觀眾輪廓與節目設定高度重疊,才有可能成功。例如 Youtuber 江老師接棒黃韻玲主持《古典魔力客》,因為她本身具備專業音樂背景,加上其頻道內容也能吸引兒童觀眾,所以在節目中反而更能發揮。

 Youtuber 江老師接棒黃韻玲主持《古典魔力客》。圖/截自 小公視@YouTube

此外,網路節目可以靠後續切片、二創與社群討論持續發酵;電視節目播完通常就結束,即使上架 OTT(如 MyVideo、公視+),觸及效果和收入也有限。

大嘻哈時代》就是典型案例:在電視上的收視表現雖然普通,但切片放上 YouTube 後卻能累積上百萬觀看,真正的影響力仍來自網路。即便如此,因為節目首播平台是電視台,相關銷售也會以「電視收視」作主要依據。換句話說,在一開始的評估邏輯上,還是會回到傳統電視的框架裡。

另一方面,還有版權的考量。有些節目若在網路平台上公開,可能會影響到後續的國際版權銷售,這也是電視台在決策時特別在意的地方。這些結構性限制,讓電視台在操作時往往更加保守,即使看得到網路的優勢,也未必敢完全依循網路邏輯來做。

結語:與其問「為什麼不行」,不如多想「怎麼做才可以」?

《中文怪物》確實相當精彩,也是一個很「屬於酷的夢風格」的內容。從本質上來看,它的排他性很高,同樣的預算下其實不容易被複製。

而且絕對要稱讚這檔網路節目的剪輯:節目分工按製作方資料,從順剪到定剪都是兩人作業,且考量到酷本身的忙碌,或許很大一部分就是一人獨扛。在如此龐大的資料及畫面中選擇,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後呈現的結果卻相當好,我個人覺得非常了不起,台灣還是有許多很有才華、擅長掌握節奏的剪輯師。

當然,台灣電視台也還是有不少優質的節目,只是娛樂性上相對有限。像我自己很喜歡小公視的《換個爸媽過幾天》,這個企劃執行難度也不小,節目的敘事方式卻能兼顧中立與完整性。又例如《綜藝大集合》,雖然形式偏老梗(走跳宮廟玩遊戲),但就是有吸引力、且適合闔家觀賞,阿公阿嬤可以跟孫子一起看,其娛樂感並不特殊,但沒有排他性。

台灣電視台有不少優質的節目,只是娛樂性上相對有限。圖/Kitreel@Shutterstock

在現在這個時代,節目之所以精彩多元,正是因為市場已經高度分眾。觀眾在收看時,很快就會自己幫節目定位。所以,我覺得倒也不必太執著在「為什麼台灣電視台不做做不出來」這個問題上。

這樣想,更只會讓眾多從業者感到痛苦:因為電視台永遠有一百個理由告訴你「這樣不行」,卻不會告訴你「那要怎麼做才可以」。他們多半只希望員工把企劃修到「可以過關」的程度,而這條路通常就是安全、熟悉、走過的老路。於是我們看到的內容就顯得越來越保守、重複。這正是目前的產業現況。

或許,對目前第一線的節目製作人員來說,更接近的真相是:「我當然敢做,但公司不會讓我做。」

而《中文怪物》之所以讓人眼睛一亮,正是因為它再度告訴我們:網路內容和電視節目,本來就不該走同一條路。只是電視台的那條路,到底什麼時候能夠開始大刀闊斧地走,目前還不知道。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編按:主圖截自 aiko@738kudream@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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