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少年犯,比「懲罰」更重要──從《教出殺人犯》看見犯罪背後的根源

在標籤與輿論的交織中,我們是否忘了,少年犯背後往往是無人理解的求救訊號?本文將從岡本茂樹的觀點出發,帶你重新思考「教化」與「更生」的真正意義。
「理解」少年犯,比「懲罰」更重要──從《教出殺人犯》看見犯罪背後的根源

過去那些令人反感的「壞同學」,或許正是社會集體虧待的對象。

Photo Credit:Ground Picture@Shutterstock

辭世已近 10 年的岡本茂樹(Shigeki Okamoto)是日本的社會學教授,也是當地重刑監獄的教誨師(編按:負責在監所內教化受刑人的職位)與外部協助者。長期投身於協助犯罪者更生的他,在生命最後階段寫下《教出殺人犯》一系列 3 部著作,透過真摯文字剖析該如何覺察犯罪根源,及呼籲社會以正確方式對待少年與犯罪者。

筆者始終認為,少年犯罪並非單一個體的問題,而是社會共同促成的結果,甚至你我都可能成為無形推手。當我們對教化與更生缺乏深度理解,並一味地貼標籤、劃清群己界線,不僅將「更生」視為空談,更在輿論激化中對悲劇「宣判死刑」,而從未真正理解如何阻止悲劇重演。

國中生割頸案震驚社會,頻傳的校園案件更令人悲傷與氣餒。本文將以岡本茂樹《教出殺人犯》的觀點為基礎,探討社會對犯罪者態度的修正可能,並結合筆者的經驗,反思犯罪與日常的距離,及我們該如何以同理與責任感伸出援手。

少年犯罪並非單一個體的問題,而是社會共同促成的結果。圖/SOLOVEVA ANASTASIIA@Shutterstock

犯罪的根源及更生的關鍵

進而覺察到「愛」的重要性,這就是踏上通往更生道路的第一步。

──岡本茂樹,《教出殺人犯Ⅰ》

「為何人會犯罪?」對岡本茂樹而言,這是多數人未曾直視內心深處的問題,也因此難以理解犯罪根源、預防悲劇,更遑論協助更生。

犯罪的種子,往往深藏於長期的孤寂與壓抑。這些痛苦多源自高壓管教、肢體暴力、扭曲價值觀的灌輸及惡劣的生存環境,使人陷入「惡性忍耐」的循環。當壓抑持續堆疊,人會逐漸麻痺,對生命、人際關係、行為準則與道德判斷失去感知力,如法國文學經典《異鄉人》書中主角般疏離冷漠,最終可能傷害自己(自殘)或他人(犯罪),即便未犯下罪行,餘生也將活在痛苦中。

因此,在更生教育與少年教養中,岡本茂樹主張首要任務是讓犯罪者或問題少年敞開心扉,覺察自身的情感與行為模式,唯有在此基礎上,懺悔與改變才可能真正發生。這與傳統強調懲罰與道德譴責的方式截然不同,甚至挑戰社會常識。

透過長期監獄觀察,岡本茂樹指出──壓抑管理與強迫反省無法讓受刑人真正理解自己的犯罪動機,反而會使其陷入負面情緒或自我厭惡的循環。即便下定決心不再犯錯,壓抑的心與不穩固的人際關係,亦將使受刑人未來重返社會時無所適從,最終重蹈覆轍。

「受刑人小時的家庭環境百分之百不美滿」並非合理化犯罪的藉口。圖/san4ezz@Shutterstock

他更直言,「受刑人小時的家庭環境百分之百不美滿」並非合理化犯罪的藉口,而是揭開壓抑與馴化的根源。當寂寞超出負荷,這些孩子為了獲得關注、尋求依賴,逐步走入歧途,最終鑄成無法挽回的錯誤。

因此,更生與矯正教育的第一步,是引導他們重新珍視自己的生命。唯有感受過悲傷及痛苦,並與他人建立信賴關係,他們才能體會剝奪他人生命的嚴重性。而要讓迷失者重新珍視自己,社會必須先學會珍視他們。

面對問題少年,我們總在推卸責任

試想當自己無依無靠,而且長期如此,還能若無其事地活下去嗎?

──岡本茂樹,《教出殺人犯Ⅱ》

若要真正意識到犯罪的根源,我們就必須重新思考預防犯罪、更生與教養所面臨的挑戰。岡本茂樹提醒我們,孩子需要「無條件」的愛,同時警示「過度努力」的教養方式,只會讓孩子封閉心房。當內心痛苦得不到理解,或被要求強顏歡笑,壓抑只會更加深。

當孩子出現問題行為時,我們應將其視為「求救訊號」,而非單純的叛逆或錯誤。這些行為對他們而言,可能是「必要的」自我防衛。此時,適當的輔導及理解內心需求,遠比立即斥責與壓制更為有效,也更能直指問題核心。錯誤的應對,不僅無法解決問題,甚至可能讓孩子一步步走向犯罪。

要實踐上述的教養理念,父母必須先自我察覺、理解孩子,並擁有足夠的耐心與時間,而這些條件往往也仰賴一定的物質基礎。

我們不妨回頭看看社會新聞中的少年犯罪案件。那些被學校當成麻煩的孩子,真的來自充滿愛與耐心的家庭嗎?他們的童年往往缺乏陪伴與關懷,無法正常發展情感與人際關係。當學校與社會仍停留在傳統的管束思維,只把問題少年視為需要「分類、打壓、轉送」的對象,他們的歸屬感便只能寄託於物質或危險的友誼。內心的空洞、傷痛與不滿,最終可能被負面情緒填滿,甚至走向傷害他人或自我毀滅的道路。

誰該為少年犯罪負責?社會的集體責任

如果我們無法同理,就永遠無法正確理解並重視少年罪犯的問題。圖/Kiselev Andrey Valerevich@Shutterstock

那麼,誰該為這些少年的命運負責?在回答這個問題前,不妨先看看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孩子,彼此間擁有的不平等成長條件。

耶魯法學教授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在《菁英體制的陷阱》一書中指出,富裕且高知識的家庭往往擁有更低的離婚率與婚外生子率,產婦壓力較小,孩子則獲得更多閱讀、情感支持與互動機會,情緒管理與人格發展也更為健全。顯然,並非每個人都能擁有這樣理想的生活條件。即便不論貧富,也未必人人都能享有健全的家庭、父母的陪伴與支持。

因此,回到岡本茂樹的觀點,誰該為少年犯罪負起責任?答案呼之欲出,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

當父母無法負起責任,給予小孩必要的愛與關懷,甚至無法提供小孩一個完整的家時,我們更應將小孩視為悲劇下的受害者,而非單純的加害者。社會除了該負起對這些孩子的義務,更應進一步地伸出援手,因為問題少年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我們也沒有資格要求其為自己渴望被愛與依賴的需求負責。

若我們不願對這些孩子伸出援手,使犯罪在他們的生活中萌芽,那麼這份責任與罪惡,其實屬於那些生活在幸福家庭、卻對此視而不見的人。

問題少年在原生家庭中得不到珍視與依靠,當問題行為爆發後,社會卻往往選擇與他們切割、斥責,甚至時不時傳來「少年案件重刑化」的訴求,有人更主張應該處死少年犯。這種現象反映出人們對悲劇本質的誤解──受害者固然令人同情,但有些悲劇其實早已發生。

如果我們不了解犯罪的心理根源,無法同理問題少年的無助與不幸,就永遠無法正確理解並重視少年罪犯的問題。當這些孩子從未被珍視,他們也不會珍視自己,更不會珍視他人。我們始終未能真正理解、不願負責,也無力阻止下一件悲劇的發生。

寫回自己:我也可能誤入歧途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

──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在上大學前的那個暑假,筆者收到一則噩耗,一位國小同學在雨中自撞身亡。這位同學曾被師長視為頭痛人物,與她為伍的校外人士或許也是社會眼中的「問題人物」,未來或許注定走向宮廟或街頭,但她卻是畢業後最常返校探望老師的學生。爾後幾次同學會,筆者也聽聞數位同學因毒品等案入獄,最刺心的莫過於聽到同學轉述:「他(犯罪的同學)抱怨母親連回信都不願意」。

這些生命軌跡讓筆者感到不忍與惋惜,過去那些讓人側目的「壞同學」,或許真誤入歧途,但他們卻始終記得當年苦口婆心的師長。當她驟然殞落,當他們身陷囹圄也得不到家人諒解,這些被社會視為「麻煩」的靈魂,內心該有多麼痛苦與不滿?若始終缺乏家庭關愛與正向人際連結,誰又能保證他們不會再度墜落?

在尚未深究犯罪的根源時,筆者從未意識到自己成長於岡本茂樹理想中的教養環境──受到良善價值觀的薰陶、能被傾聽與理解,實屬難得的機運。如果成長於截然不同的家庭,無依無靠外,也缺乏包容及友善的人際關係,筆者也很可能成為問題少年,甚至走上犯罪之路。即便未傷害他人,終生也將困在痛苦、壓抑與孤獨中。

修補傷痕,是我們的義務與贖罪之路

我們對犯罪義憤填膺,卻未見加害者本身也是受害者。圖/Melinda Nagy@Shutterstock

如此思考,過去那些令人反感的「壞同學」,或許正是社會集體虧待的對象。這些孩子在悲劇中掙扎,我們卻未能見著或視而不見。我們對犯罪義憤填膺,卻未見加害者本身也是受害者;我們希望他們懺悔和贖罪,卻一味地要求反省與壓抑,而非平等正視他們內心的傷痕。正如岡本茂樹警示:「治好心理的傷,才是真正的教育」,每個人的心都可能會受傷,幸運的人得以被溫柔修補,不幸的人卻在深淵墜落。

唯有我們這些「心」強壯、能自由追尋抱負的人,願意傾聽他們在深谷傳來的吶喊,並伸出援手接住搖搖欲墜的生命,理解他們的痛苦,讓迷失者相信自己能夠「更新生命」,我們才能真正修補每件犯罪背後的悲劇,最終建立起更強韌、富有同理心,並讓人得以解脫於苦難的社會。

執行編輯:洪翊芳
和稿編輯:羅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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