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者：林欣誼
我的日本緣分始於大學時的一次海外交流計畫。那時，我有幸前往茨城縣的學校、醫院和機構進行短期參訪。雖然當時我對日本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福利充滿興趣，但回到臺灣後，我專注於醫院實習、準備國考，並成功成為一名兒童職能治療師。
畢業後，我選擇加入一間「發展遲緩兒童專科」的診所工作。由於診所知名度較高，我們與周邊的幼稚園建立了穩固的合作關係，開設了發展篩檢和各類課程，工作因此變得相當忙碌。
然而，由於健保課的團體人數逐漸增加，我經常得匆忙地與家長討論孩子的情況，甚至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這讓我曾多次罹患膀胱炎。儘管如此，我依然熱愛這份工作，因為我能夠與家長共同見證孩子的成長，並與孩子一起進步。
幾年後，經歷了健保體制下高強度工作的我，與日本男友的遠距離關係也來到了轉折點。雖然我在工作之餘曾參加日文補習班，但從未想過有一天會決定前往日本生活，更沒想到我才學到《大家的日本語》（みんなの日本語）第 26 課，便能申請到打工度假簽證。
當時，我心想：「反正治療師的工作應該可以做到 60 歲，拿到證照就不怕失業，回來再繼續做就好！」於是，我決定給自己一個 Gap Year，來體驗日本生活。就在 3 個月內，我辭掉了工作，飛往日本，開始了為期一年的打工度假。
打工度假的轉折點──日本職能治療師之路
到日本後，為了能每天都欣賞到雪景，我決定前往長野的滑雪場飯店打工。每天一開門，眼前就是一片白雪皚皚的世界。愛上滑雪板的我，也經常摔得鼻青臉腫。
雖然無法流利地用日文與老闆和客人交流，心中常因未事先學好日文而懊悔，但我仍然非常享受我的第一份服務業工作，並且每天都沉浸在前往滑雪或剛結束滑雪的日子中。
雪季結束後，我回到東京，開始思考後半年的打工度假計畫。當時，我的日文口語已能應付日常生活會話，但仍不足以與家長溝通專業術語，以及治療師工作中的評估和衛教。
「但是，我真的很想繼續我的專業。」抱著這個信念，我開始在「住日臺灣家長社群」中分享有關兒童發展的知識，也因此認識了許多在日本有早期療育需求，卻不知道如何尋求資源的臺灣家長們。
這些家庭有的是因為工作而全家外派到日本，完全不會說日文，也有的是日本與美國組成，家庭語言主要是英文。我發現自己並不孤單，原來大家在語言上，都面臨著同樣的困難。
作為一位尚未在日本成為治療師的外國人，我開始體會到新住民家長在融入主場國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尤其是在尋求資源時語言上的障礙，以及文化理解上的各種困難。
這讓我決定用中文舉辦多場有關兒童發展的講座，同時也考取了不需要 N1 日語能力考試即可報考的日本國家資格──保育士資格。
透過與母語中文的家長分享育兒與兒童發展的知識，我至今已經支持了 200 多名雙語、三語孩子的發展。我也跑訪了日本的保育園、幼稚園和國際學校，親自觀察孩子在學校的表現，並與老師溝通、調整環境，幫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外國人家庭的情況。
當然，除了幫助家長和孩子融入外，我自己也要融入日本社會，因此資格和學歷仍然十分重要。
在通過 N1 考試後，我參加了日本的國家資格考試，並成功取得了日本職能治療師（日語：作業療法士）的資格。此外，我還進入了早稻田大學的教育臨床心理所，從事有關「中日雙語孩子發展篩檢實證化」的研究。
目前，我在日本以自費方式提供育兒諮詢及各項發展評估，例如大小動作、中日文語言發展、認知、情緒、社交能力。
如何正確看待孩子的發展？
簡單來說，職能治療師的工作內容就是成為兒童各項發展的專業引導者。我們透過「玩」，促進孩子各方面能力的發展，幫助他們更好地適應生活。
有家長曾經這樣形容我們：「職能治療師就像是能幫助孩子全面發展的老師！」這樣的話讓我深感自豪，特別是我在臺灣工作的時候。
在臺灣的工作經驗讓我發現，家長對早療和兒童發展的了解度高，且接受度強，通常不會排斥讓孩子上早療課程──當然，臺灣也存在診斷標籤化（註）、城鄉資源差距等問題。
不過，由於健保便宜，且課程由專業治療師提供，家長常認為「不上白不上」。甚至，我曾聽過家長說，一些幼稚園的孩子會在放學後「組團」來上課。
另一方面，在日本，我發現來找我諮詢的家長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對兒童發展有一定了解，認為早療應越早越好，通常在孩子 1 歲半健檢後至 2 歲之間就會來詢問。另一類則是長期擔心孩子發展狀況，但因為周圍缺乏同齡孩子做比較，且認為雙語孩子發展稍慢屬正常，通常等到孩子 3、4 歲才來諮詢。
具體來說，家長常見的問題包括：「我的孩子已經兩歲了，卻還不會說話，是不是因為雙語環境導致語言混亂？還是有發展遲緩的問題？」或是「孩子在保育園無法跟上團體活動，老師建議在家只說日文，這樣對嗎？」
在日本的育兒過程中，雙語環境常被視為影響因素。許多家長擔心多語環境會導致孩子發展變慢，但大多數研究顯示，答案是「不會」。孩子不會因為雙語環境而語言混亂，也不會因此發展遲緩。
我自己的經驗是，若孩子的主要照顧者母語為中文，且日常溝通使用中文，孩子的中文理解與表達能力應與同齡的單語中文孩子相當。然而，有些孩子即便到兩歲半，不論是中文或日文，都只會說幾個單詞。在這種情況下，孩子語言發展遲緩的可能性較高。
進一步觀察這些孩子的其他發展，通常會發現他們在動作、認知和社交等方面也落後於同齡孩子。因此，這些孩子發展較慢的原因，並非來自於雙語環境，而是因為孩子本身的發展進度較遲緩。
當專業建議成為「障礙」？雙語孩子的挑戰
日本是全球少數以單語為主的國家。雖然近年來提倡「多樣化、多文化、多語言」，但實際上，不會日語的人在日本的生活依然充滿限制。
尤其在有了孩子之後，無論是適應保育園、融入家長社交圈，還是與老師溝通等等，這些幾乎「只能用日文」的情境，對外國家庭來說都是極大的挑戰。
換個角度來看，類似的情形其實在臺灣也存在。我在臺灣工作時接觸過許多新住民家庭。當時，當新住民孩子在我的課堂上無法遵守規則，或對指令沒有反應時，我總是先懷疑「孩子是否聽得懂中文」，而忽略了他們可能有自閉特徵或其他動作、認知發展問題。
舉例來說，孩子在人際互動上的問題，可能源於缺乏眼神接觸，而不是語言障礙。但當時我簡單地認為，孩子必須先學好中文，才能融入幼稚園生活，聽懂老師說的話。
那時，我沒有深入考慮新住民家長的母語、孩子的第二母語發展，或他們的文化背景和對早療的理解。我以「外國人」的視角看待這些孩子，卻忽略了作為職能治療師，我的職責應是關注孩子的全面發展。
來到日本後，我的角色轉換為陪伴家長和孩子，一起尋求當地醫療資源，進行發展評估。有時，日本的專業醫師會建議家長「不要再跟孩子講中文了」，或表示「雙語孩子發展本來就比較慢，沒關係」。這樣的建議讓我彷彿回到過去，深刻理解為何日本專家會這麼說，因為我也曾經說過類似的話。
這樣的經驗讓我開始反思：這些建議是否真的有根據？實證的基礎在哪裡？語言能力固然重要，但如果過度聚焦於語言，是否會忽略孩子和家長真正需要解決的問題？
外國人的優勢：以不同視角看待孩子的需求
在臺灣工作時，我常常專注於設計有趣的治療活動、感覺統合的運動遊戲關卡，並關注他們是否達成各項發展里程碑。
如今在日本，我的關注點轉向每個孩子的個性特質，以及家長和學校老師對孩子的理解。同時，我思考如何調整環境，協助孩子更好地適應生活。
起初，我將「讓孩子融入團體、不顯得突兀，並與日本孩子同步行動」作為目標，努力學習日本文化、理解保育士的思維、試圖配合家長們的期待，也曾擔心自己對當地「常識」的理解是否正確，以及與日本老師的溝通是否足夠精準──畢竟，日本活躍的小兒職能治療師本就不多，能提供家長諮詢的更是寥寥無幾。
然而，我逐漸發現，「外國人」這個標籤反而成為了我的優勢。它讓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建議，並且更加自信地與老師溝通。
「雖然這樣可能不太符合日本的文化習慣，但畢竟我是外國人，不妨試試看！」這些嘗試和互動，或許正是突破語言障礙、促進彼此理解的關鍵所在。
如果家長對早療或育兒發展有疑問，歡迎關注我的 Instagram，了解更多雙語兒童發展和日本育兒的資訊。
我希望在不久的未來，能幫助更多在日本的外國家庭解決育兒和發展問題，讓他們更輕鬆地找到適合的協助。我也會繼續以兒童職能治療師的身分，努力開拓日本早療的新道路！
註：診斷標籤化是指將行為或特徵過度簡化為某一特定的診斷標籤，忽視了個體差異或潛在的深層原因。這樣的標籤化可能會導致孩子過早被定義，並限制其發展潛力。
（本文由《換日線》合作夥伴 WorklifeInJapan 授權編修與刊載）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李旻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