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橫行影壇已近半世紀。出生自獨裁者佛朗哥掌政時期的他，年輕時遇上極權政府垮台、自由風氣正盛，手持一台超 8 攝影機，一路拍到步上奧斯卡殿堂：《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我的母親》、《悄悄告訴她》、《玩美女人》⋯⋯一部部直指生活的悲歡離合。
阿莫多瓦擅長拆解通俗劇與類型片框架，拼貼西班牙、次文化藝術，把老電影搬上檯面，也藉女性與酷兒大膽展現異色，如他曾稱：
當我製作一部電影，我希望能觸動觀眾的頭腦、心臟和生殖器。
年過 70 的他，即便近年作品褪去過往的活色生香，加入更多沉澱後的肅穆省思，卻仍維持創作玩性、突破自我，這次更交出生涯首部英語長片《隔壁的房間》（The Room Next Door）。
本片改編自美國作家西格麗德努涅斯的小說《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阿莫多瓦化原著繁複的女性群像為銀幕上的兩張臉孔，讓當代最優秀的其中兩位演員──蒂妲史雲頓、茱莉安摩爾──飾演癌末病患瑪莎與其友人英格麗，演繹女人走上安樂死前，生命最終的漫漫長話。
導演藉由改編一本美國小說、找來多位英美演員參演，並引用大量英語電影及藝術，把主角拉進一座位處馬德里郊外的別墅。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看待：阿莫多瓦身為美國「隔壁」的西班牙導演，以哲學家西蒙韋伊口中的「你受了什麼苦？」關懷鄰居，不僅是一名「愛鄰之人」對美國的扣問，更面向整個極右派當道、氣候變遷席捲的當代，關注此刻人文與自然瀕死的世界。
阿莫多瓦用其純熟的電影技法，將一場本是「輓歌」的絕望對話，開展為對生命與藝術猶在的「慶賀」。片中暗藏許多電影、文學、繪畫與色彩密語，以下將逐一為讀者解析。
- 小提醒：本文將提及部分電影劇情
致敬英語電影──回應生死愛慾之主題
阿莫多瓦曾自述其所有作品，都有他所景仰的電影大師的影子，並多次在公開訪談中半開玩笑稱道：「我這麼做不只是為了致敬，反而更像是剽竊。」
舉例來說，早期的《我造了什麼孽》承繼義大利新寫實電影；《高跟鞋》是柏格曼《秋光奏鳴曲》的母女情變奏；《我的母親》直接向《彗星美人》、《首演之夜》等「關於電影的電影」致敬；《壞教慾》則把宛如《雙重賠償》的黑色電影，翻演成自己的酷兒故事。
《隔壁的房間》其中一個顯著的致敬對象，是美國 1940、50 年代通俗劇大師道格拉斯瑟克（Douglas Sirk），他也是阿莫多瓦喜愛的導演之一。阿莫多瓦曾透露自己曾看過瑟克的代表作《苦雨戀春風》超過千次，若你仔細觀察《隔壁的房間》中兩位主人翁居住的別墅，架上甚至有偶像瑟克的名作《春風秋雨》的 DVD。
本片不僅與瑟克在主題（關注女性）、影像風格（大膽用色）上相似，更善用現場陳設、攝影光影進行場面調度，例如：瑪莎與英格麗初至近郊別墅預備安樂死時，她們站在窗邊，綠意樹林透過窗光映射在彼此臉龐，猶如為兩人的人生別開生面；但隨即因瑪莎遺忘帶藥，兩人再返回其紐約家中，這次紫紅暮色伴隨冰冷高樓映照在她們身上，瑪莎也看著倒影稱：「彷彿我死了還在世」，點醒死亡陰影猶在。
阿莫多瓦的電影中，角色觀看電影也幾乎是「定番橋段」──片中兩人觀賞了幾部經典電影：巴斯特基頓的默片喜劇《七次機會》、經典愛情悲劇《一封陌生女子的來信》，前者描述去世祖父留下鉅額遺產，但規定破產孫子必須在生日前夕成婚，引發一場荒誕求愛記；後者則描繪一名平凡女子在死前，將懺情信寄給愛慕一生的鋼琴家，對方卻始終未重視她的存在。兩者皆回應了《隔壁的房間》生死與愛慾的主題。
更重要的是，瑪莎請求英格麗協助安樂死前，兩人欲在戲院觀賞的是《義大利之旅》，這部片也曾出現在阿莫多瓦的舊作《破碎的擁抱》中。《義大利之旅》是義大利電影巨匠羅貝托羅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英語作品，由他當時的愛人、演員英格麗褒曼（Ingrid Bergman）主演，描繪一對英國夫婦前往義大利的痛苦旅程。夫妻兩人迫於面對同床異夢的婚姻，卻在龐貝遺跡中目睹相擁數千年的人骨，也在聖母遊行裡歷經出乎意料的失散，最終在悠久古城找回亙古的情愛。
瞄向喬伊斯、吳爾芙──文本跨時代連結人類苦悶
巧妙的是，《隔壁的房間》亦引用愛爾蘭作家詹姆士喬伊斯（James Joyce）的經典短篇小說〈死者〉，書中描繪主人翁妻子回憶起初戀，曾在生病時冒著冬季風雪前來拜訪她，因此造成初戀死亡。而《義大利之旅》中，英格麗褒曼飾演的女主角，也曾重述幾乎相同的經歷，被認為是向〈死者〉致敬，皆象徵死亡賦予生者的深刻情意，顯示超越肉體限制、精神猶留於人心之意。
因此，當瑪莎在目睹窗外粉紅大雪，或看著翻拍成電影的《死者》DVD 時，誦唸著〈死者〉原著中的文句：「當他聽著雪花微微地，微微地飄落宇宙間，如同他們最終的結局那樣，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之上」──仿若承載著喬伊斯筆下，愛爾蘭政治動盪中的匱乏人心，以及羅塞里尼眼中，龐貝城火山滅絕至二戰後義大利的破敗光景。回應到《隔壁的房間》，小至瑪莎面對癌症的無盡痛苦，大至當代戰火交迫、氣候萬變的發炎狀態，顯得別富重量。
除卻喬伊斯的〈死者〉外，由於《隔壁的房間》改編自西格麗德努涅斯的《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原著中本就大量引用各式古今藝術家、名人的論述。例如，電影沿用小說提及 20 世紀初的畫家朵拉卡靈頓（Dora Carrington）之「奇戀」──她戀上男同志作家利頓斯特雷奇後，竟選擇與對方單戀的異性戀男子成婚，最終因利頓斯特雷奇胃癌而死後，選擇朝向胃部開槍，訴盡女性與酷兒受時代的禁錮。
阿莫多瓦再進一步，將朵拉卡靈頓與其好友維吉尼亞吳爾芙（Virginia Woolf）連結，兩人皆屬於當時英國布魯姆斯伯里派的文人社群，也同因女性身分致使才華與情感無法自由伸展，最終選擇自我了結生命。片中瑪莎認為「她們是映照出自我的鏡像」，鏡頭同時瞄向瑪莎、英格麗的臉龐，暗示這對歷經病痛的戰地記者、畏懼死亡的小說家，亦是彼此的鏡像。
有趣的是，戲外演員蒂妲史雲頓的成名作，即是改編自吳爾芙小說的《美麗佳人歐蘭朵》，詮釋性別何以受制時代，等待被解放束縛；茱莉安摩爾則是因《時時刻刻》演繹 50 年代家庭主婦之苦悶，獲得柏林影后的殊榮，她的角色正是因閱讀吳爾芙的小說《戴洛維夫人》而開啟思考。
蒂妲史雲頓、茱莉安摩爾，兩位皆是與吳爾芙交錯過的女演員，曾不遺餘力地演繹或傳遞其筆下的性別困境，這回首度於《隔壁的房間》中合作，也成為古今對照、戲內戲外的趣味「鏡像」。
畫作、攝影另有玄機──暗指家庭關係與女性關懷
阿莫多瓦電影中的構圖、色彩，常被指出受到許多藝術家影響，包含：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英國畫家大衛霍克尼、普普大師安迪沃荷、新造型主義的蒙德里安等人。《隔壁的房間》中，更直接置入美國畫家愛德華霍普的《People in the Sun》，該畫作的靈感，源自愛德華霍普於紐約觀察到在公園曬日光浴的都市人，但他將背景改為西部荒原，創造出文明社會與自然景致的衝突感。這也與片中兩人逃離紐約市中心，前往郊外尋求寧靜、執行安樂死的情節有所呼應。
此外，阿莫多瓦曾在舊作《切膚慾謀》中，讓角色觀看藝術家路易絲布爾喬亞的書籍、紀錄片，還出現大量仿造其風格的雕塑與畫作，藉以暗指人物心境同樣壓抑且扭曲；在《隔壁的房間》中，瑪莎家裡亦擺著布爾喬亞的針織仿製品，上頭寫著：
我在地獄走了一遭，我可以告訴你，這真是太美好了。
（I have been to hell and back. And let me tell you, it was wonderful.）
這不僅對應片中的死亡主題，也反映瑪莎作為戰地記者，曾經出生入死的生活；更回應了瑪莎與女兒破碎的家庭關係──事實上，布爾喬亞對藝術的興趣，即源於其作為壁毯編織工的母親，她讓布爾喬亞參與修復掛毯的家業，引發她創作出巨大的蜘蛛雕塑《媽媽》，強調母親如蜘蛛織網般守護自己的童年，不受父親外遇與羞辱的負面影響。
對照瑪莎，即便她在片中自承「不是稱職的母親」，但仍極力在丈夫缺席下，保全女兒長大成人，就算生前未獲女兒諒解，卻在死後透過英格麗讓女兒更了解自己。這便是阿莫多瓦透過本片力求傳達的主題：藉由藝術表達展開對話，人們得以敞開心胸，迎向生命的傷悲消亡與美好璀璨。
另一幅同樣掛在瑪莎家中的攝影作品《Duelo Canosa di Puglia Italia》，出自與阿莫多瓦同鄉的西班牙攝影師 Cristina García Rodero 之手，捕捉了蒙面婦女挽手唱誦聖歌的場面——這是在義大利普利亞舉行的「La Desolata」，一個為紀念聖母瑪麗亞喪子舉辦的宗教遊行。這不僅極佳地回應了《隔壁的房間》中，女性攜手共度苦難的情節；導演也同攝影師 Rodero 一樣，以外國人（局外人）的身分，關注這群身處地球鄰村的女性，何以面對死亡這項艱困的課題。
莫忘「本色」──不惜成本也要在西班牙取景
深受國際影迷喜愛的阿莫多瓦，曾以無法掌握英語、對好萊塢體系的不信任，放棄執導《修女也瘋狂》、《斷背山》等英語片的機會；其實《沉默茱麗葉》也本是由梅莉史翠普主演的英語作品，但卻被他在開拍前夕改回西班牙製作。
不僅如此，他還曾婉拒與凱特布蘭琪合作，導致原先可能成為自己首部英語片的《A Manual for Cleaning Women》製作停擺。他解釋道：「我不了解美國社會，不了解日常生活的小細節，這就是我對其他人說『不！』的原因。」
歷經《人聲》、《荒漠斷背情》兩部英語短片製作後，阿莫多瓦終於卸下設防，完成首部英語長片《隔壁的房間》──當然，這仍是一部「莫忘西班牙本色」的作品。
尤其是他不惜預算，除了少量外景仍在紐約拍攝之外，將片中最重要的場景──瑪莎選擇執行安樂死的度假小屋，選定在位於馬德里郊外山莊的設計小屋（Szoke House），而非於片中設定的紐約州胡士托。阿莫多瓦表示：「如果《齊瓦哥醫生》的俄國大草原都能在別的國家拍，一部當代電影在這裡拍也沒什麼大不了！」
Szoke House 由西班牙 Aranguren & Gallegos 建築工作室設計，靈感起源於現代主義建築大師 Le Corbusier 的風格，強調建築的幾何美學及實用功能。為了適應所在的山坡地及四季光照，有著隨地形不斷疊高的梯形設計，以及大片落地窗，不僅讓光線能隨時映照，也使居住者能與周圍森林景觀親近。如阿莫多瓦所言：「彷彿大自然會保護住在小屋裡的兩位主角一般。」
這個建築物既現代主義，卻又講求與自然貼近，不僅象徵著主人翁將由人間迎向死後世界、自人造社會回歸自然，同時也完美體現《隔壁的房間》兩位角色的雙重性：一位是現代書卷氣頗重，恐懼生命消亡的作家；一位是更「接地氣」，準備迎向來生的戰地記者。兩人之間的角力，正如建築尖銳的邊角（阿莫多瓦曾形容，這是一間有點像恐怖片會出現的房子）一樣，但彼此的親密亦如窗外透進的陽光般溫煦。本片的藝術指導 Inbal Weinberg 也認為：
透過建築，我們製造出一種戲劇衝突感，突顯兩位角色間複雜的變化，以及她們留在此地的風險。
紅與綠的色彩交疊，演繹生與死之間的徘徊
「紅色」向來被認定是阿莫多瓦的代表色，尤以在早期《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中，即可看到房間牆壁、家具、電話、服裝，甚至屢次出現的「番茄冷湯」皆為紅色，無比展現其電影中的愛慾情狂。
阿莫多瓦也曾表示，紅色是最能代表「西班牙」的色調：「這是一種非常富有表現力的色調，在西班牙，紅色也代表生命、火焰、血液、激情和康乃馨──這是西班牙的國花。」
《隔壁的房間》維持其「紅色」傳統，從陳設到服裝的每顆鏡頭，幾乎都少不了紅色，但其在本片更象徵「死亡」與「情感」；作為對照的，則是其舊作中較少出現的「綠色」，在片中代表「生命力」與「自然萬物」，兩者幾乎都會一起出現。
如同瑪莎家、別墅的家具，幾乎是由這兩種顏色組成，別墅戶外的躺椅更是一紅一綠，兩位主角的服裝也總是有兩者元素，但並非一角色僅穿一色彩，反而可從服裝的紅綠比例變化，看出兩者之間的強弱對比。
紅、綠的色彩組合，也貼合至《隔壁的房間》的劇情走向，呈現出這是個生死交融的故事，情節由「價值衝突」走向「關係親密」，更回應瑪莎最終在友誼、藝術作品與自然風光下，迎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演出瑪莎的蒂妲史雲頓曾這麼說：「我一直認為友誼、藝術與大自然，這 3 件事能讓我們度過所有難關。瑪莎與它們共存，我們得到一個生命大獲全勝的故事，因此她能美好地死去。」
仔細觀察，瀕死的瑪莎在服裝上也有所變化：醫院戲中，多半以藍紫色系陰暗搭配；在自家或別墅中，通常以紅綠色為主，象徵其個性鮮明大膽，並在生死之間徘徊；最終吞藥前，更著上亮眼的黃套裝，藉以展現「死亡」的多種面向。對此，阿莫多瓦曾表示：
我希望死亡也充滿活力和生機，瑪莎決定將死亡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是她角色活力的一部分，我希望這種活力能透過色彩清晰可見。
以個人之死隱喻集體瀕死，西班牙大叔的疾聲呼告
從《沉默茱麗葉》、《痛苦與榮耀》、《平行母親》，足以觀察阿莫多瓦創作路線的變化，逐步減去早年通俗劇色彩，餘留的是對個人生衰，甚至是家國與世界的反思。
例如：《平行母親》巧妙運用兩位錯位的母親對話，掀開西班牙曾經錯置的極權歷史，以及仍然無視真相的鴕鳥心態；走向英語世界的《隔壁的房間》，兩位女性援引英語世界的藝術作品，置身於西班牙的設計與色彩妝點中，展開一場爭取生死自主的戰火，也歸納自越戰至新自由主義引燃的傷痕。
電影中，角色吐露出越戰、波士尼亞戰爭、伊拉克戰爭，到如今的極右派崛起，導致堆積更多的戰爭、難民與擱置的氣候變遷問題，猶如一再把世界拉進深淵黑洞；但正如藝術家路易絲布爾喬亞的縫紉巧手，阿莫多瓦藉由一場又一場對話，試圖縫起破碎的傷痕，淺焦鏡頭也令觀眾更專注在人物，我們與身為陪伴者的英格麗一樣，看向「人」的本來面目、凝視人類的千瘡百孔。
對照苦難與死亡的恐懼，阿莫多瓦以「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喚回希望，例如：戰地攝影師與聖衣會會士以性愛，抵抗戰爭的危險不安，即便違背天主教義也無所畏懼；英格麗伴隨瑪莎，走向生命的最終旅程；又或者最後，英格麗替代瑪莎，向其女兒闡釋她們家庭不幸、父親缺席的原因；也在片末不忘諷刺警察所象徵的權力結構。
阿莫多瓦以最簡約和肅穆的方式，重現舊作中的主題：同性之愛與宗教的雙面刃、女性相互扶持的情誼，及家庭難解的代際糾葛；讓觀眾重新意識到，通俗生活即是對抗苦難與死亡的良藥。而他早已在前半生的電影中，不斷驗證生命究竟為何存在。
片末，致敬《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結尾，當時兩位躺椅上的女人，迎來性解放與生育之喜悅；《隔壁的房間》再藉由兩個女人某程度上的重聚，讓悲歡離合、青春衰老、過去現在、消亡歸返⋯⋯全都同框而聚。
這或許即是這位年過 70 的西班牙大叔，用女性友誼、滿滿藝術與自然風光，獻給這個瀕死世界的呼告：即便在絕望之時，還是能如瑪莎優雅地做出選擇。如同他近日在訪談中，控訴極右派領袖對難民的排擠：
他們不是入侵者，只是絕望的人，他們有權掌握自己的生活，就像我在《隔壁的房間》表明的一樣，人有權擁有自己的死亡。
正如片中開的玩笑，瑪莎請求英格麗待在「隔壁房間」陪伴她執行安樂死，但實際上英格麗選擇在「樓下房間」陪伴；阿莫多瓦重新改造原著，以自己的美學與視角參透生死重量。他終究沒問出西蒙韋伊的那句：「告訴我，你受了什麼苦？」但藉由英格麗的身影，一次次走上階梯，飽有同情地探向紅門之後的世界，是否依然安好。
面對告別時刻不忘覆上雪泥，讓藝術在內心埋下，等待觀者離開「電影的房間」後，長出那朵力抗苦難的生命之花。猶如一頭紅髮、身穿綠色大衣的英格麗說著：「因為在悲劇中仍能盡情生活，必然會很痛苦，但我能承受，我努力活在她擁有的喜悅中，帶著同樣的感激。」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