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2024）年 10 月 4 日──接近以哈戰爭一週年的這天──我從曼哈頓上城的哥倫比亞校園搭上地鐵，前往布魯克林的一處演講廳。場地雖然樸實，卻容納了我生命中最震撼的一場演講。講者是巴勒斯坦攝影記者莫塔茲・阿扎伊扎（Motaz Azaiza），他自以哈戰爭開始便成為加薩的眼睛。
這場名為「我鏡頭裡的加薩」（Gaza Through My Lens）的巡迴講座，由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的美國分部（UNRWA USA）籌劃，旨在募款 80 萬美元（約 2,600 萬新臺幣）支援巴勒斯坦難民。
從旅遊攝影師到戰地記者
去年 10 月 7 日戰爭爆發時，24 歲的阿扎伊扎剛從大學畢業，原本是一名旅遊攝影師，卻在一夜之間被迫攬下「加薩之眼」的重擔。
他的鏡頭不再捕捉笑靨與鮮花，而是對焦於血跡斑斑的屠殺畫面。他赤裸的報導激起全球觀眾的悲憤與憐憫，Instagram 追蹤人數從 2.5 萬暴增至 1,700 多萬。世人湧入他的社群媒體，透過他的鏡頭，直面以色列的暴行。
「神創造巴勒斯坦人，不是為了讓他們赴死。」
阿扎伊扎在採訪中多次重申，巴勒斯坦人同樣是「人」。戰前的他也與任何 20 出頭的年輕人一樣，喜歡去咖啡館、享受美食、在海邊放鬆。就和你、我一樣，他也曾擁有那些普通且平凡的小煩惱。
在分享時，阿扎伊扎背後的螢幕播放著他所拍攝的加薩影像。在戰爭前，他在 UNRWA 的工作是記錄加薩生機勃勃的一面，透過影像向世界展現加薩的美麗──婦女的笑靨、孩童的校園日常、彩虹，以及振翅飛翔的鳥群。這些是他原本想讓世界看見的加薩，然而世界終究看到的，卻是屍體與瓦礫遍佈的廢墟。
去年 10 月，以色列開始轟炸他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家園，而他被迫選擇留下。曾經夢想成為旅遊攝影師的阿扎伊扎，如今，他的名字卻將與殘破的瓦礫和血淚緊緊相繫。
「人生是不公平的。」他說。
自 1948 年的「災難日」（Nakba Day）以來，砲火與流亡如鬼魅般籠罩著加薩。西方媒體的渲染，使加薩成為動亂和火光四起的代名詞，甚至被貼上「恐怖主義」的標籤。這些冷漠的形容掩蓋了加薩人的真實面貌，他們也是有血有肉、有靈魂的「人」。
「加薩的悲劇不是媒體素材。」
截至目前，這場戰爭已奪去超過 4 萬名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一個人的死亡常被視為悲劇，而當死亡人數達到幾萬時，它往往淪為冷冰的統計數字。像莫塔茲這樣的記者，正以影像還原這 4 萬場悲劇的意義與重量。
他的鏡頭將每個受難者置於畫面焦點，讓世界看到一個個生命所承受的巨大且深沉的磨難。他用影像控訴那些冷眼旁觀者──當人道災難在眼前播放，你們無權視若無睹。
在接受《土耳其廣播電視公司》（TRT Ｗorld）採訪時，他強調：「發生在加薩的事不是社交媒體的『素材』。我們告訴你這些事，不是為了按讚或分享，而是為了要求行動。」
演講時，他神色凝重地描述自己如何抱著逝去的嬰孩、目睹數十位親友的死傷。即使當時還不會開車，面對孩子母親的懇求，他仍強迫自己堅強、開車將命危的孩子送往醫院。
在攝影記者的身分之前，他首先是一位來自加薩的人。比起攝影和敘事，更重要的是拯救生命。阿扎伊扎說，在他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他永遠會選擇救人：「有時候我能救人，有時候卻無能為力，因為以色列的飛彈比我更快。」
「我的人生就像是一場電影。」
阿扎伊扎的演講海報上是他穿著藍色記者背心的照片，這張照片由一位在加薩的志工夥伴拍攝。然而，那位志工在一次替阿扎伊扎代班的救護任務中不幸遇難，死於以色列飛彈的襲擊。阿扎伊扎甚至無法瞻仰遺容、好好地與他道別，因為這位志工夥伴「只剩下血肉」。
40,000 名加薩人、2,000 名黎巴嫩人、2,000 名嬰兒、900 名醫護人員（截至截稿日）──新聞報導中冷冰的統計數字，其實是一條條無辜的生命。我們每天早上仍會查看最新的死亡統計、看看哪個遙遠的城市又遭轟炸，然後收拾自己，塗上口紅、買一杯咖啡，繼續過著不被死亡干擾的日常。
然而，當我們把這場戰爭攤開來看時，我們會意識到「一個人死亡了」這件事，實際上在一年內發生了 4 萬次──上一秒還和你說笑、為你拍照的人，下一秒可能就被炸死在救護車上。這樣的悲劇，在一年內發生了 4 萬次。
阿扎伊扎在演講中屢次提到「想像」這個詞。他描述完斷垣殘壁、家破人亡的情景後，會說：「想像你過這樣的生活」、「想像你要背負這種感受過日子」──我按照他的話「想像」了，但我明白自己無論多努力、再怎麼懇切，終究無法感同身受他萬分之一的苦痛。
戰爭爆發的第 108 天，阿扎伊扎和家人一同撤離加薩。他錄下自己卸下藍色記者背心的時刻——在家人、朋友和同事的簇擁中脫下防彈背心，向戰地記者的身分告別。
「（離開加薩）很困難，但我不想失去我的生命。」曾經被以色列士兵舉槍攻擊的阿扎伊扎在演講中這麼說。穿上背心，就意味著成為以色列的靶子，這也讓他在加薩人中變得難以接近。
接著，他提到自己敬重的記者前輩：「這件背心無法保護我，就像它也未能保護夏琳・阿克利赫（Shireen Abu Akleh）。」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的統計，截至 10 月 4 日，至少 188 名記者在以色列的砲火下喪命。
我眼裡的莫塔茲・阿扎伊扎
和阿扎伊扎一樣，我也喜歡旅行、喜歡穿漂亮的衣服、去漂亮的咖啡廳；和莫塔茲一樣，我有一臺相機，也喜歡用影像講述故事。甚至，我和他一樣，在大學期間主修英美文學。
然而，我們的命運卻如此迥異。23 歲的我從臺北來到紐約就讀新聞學院，25 歲的他卻一夜長大，被迫「成為英雄」。
生命的分界是無數差異的總和──我沒有他的勇氣和才華，但最顯著的差異在於我們的族裔和出生地。這是我們無法選擇的命運，卻也讓他經歷了巴勒斯坦人的劫難與偉大。
這場戰爭是一場屬於巴勒斯坦人的離散與創傷。作為一個擁有東亞臉孔的異數，當我坐在滿是巴勒斯坦人的屋子裡，他們穿越文化與種族的差異，讓我感受到的是愛，而不是仇恨和悲傷。我看見的是，他們因為對文化、族群、對彼此的深刻愛，而凝聚在一起。敘述戰爭、記憶屠殺的目的，不是為了留下暴力的痕跡，而是為了清除創傷，尋找和平。
在阿扎伊扎的演講中，我時常聽見嬰兒在後方哭鬧。年幼的孩子們還無法理解，但我想，這場演講，正是為他們而舉行的。巴勒斯坦人作為一個族群的抗爭，終究是關乎延續與未來──此刻的高聲疾呼，是為了讓下一代能夠擁有自由，祈願有一天，他們的孩子們將不再重演「災難日」。
UNRWA 執行長瑪拉・克恩菲德（Mara Kronenfeld）在演講開頭分享了她的經歷：她選擇進入這份職業，是因為她的爺爺曾是納粹迫害的猶太倖存者。當他逃亡到美國時，曾發誓「永不再犯」（Never Again）。
然而，在這一年內，我看過無數次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以「永不再犯」為名行屠殺之事。如今，聽到納粹倖存者後代選擇為加薩的巴勒斯坦人站出來，我開始相信，人類仍能超越種族、信仰與文化的隔閡，互相理解。我們在更深層、更核心的層面是相通的。沒有孰優孰劣，所有的人皆生而平等，也該生而自由。
克恩菲德在演講開頭說道：「今天我們齊聚一堂，討論加薩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可能。」願加薩的未來能夠自由，願阿扎伊扎能夠再次拾起他的相機，回到家鄉，如願以償地拍下那些被世界遺忘的加薩之美。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李旻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