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院長陳建仁於 2024 年 2 月底以「兼顧加強延攬優秀外國人才與維護國家安全」為前提，將原高級專業人才申請歸化之居留年限，從 3 年或 5 年之規定，放寬為連續居留 2 年或曾有 5 年居留事實。目前，該法也已送至立法院審議。
無獨有偶，台灣在 2 月底亞洲盃資格賽接連以 20 分、53 分之差，分別輸給紐西蘭及菲律賓，再次讓「全本土」及「歸化補強」成為社群媒體上的關鍵字，也令大眾重新檢視台灣籃壇兩位授勳歸化球員戴維斯、阿提諾的狀況。
姑且不論台灣籃球國家隊能否透過修法，趕在年底成功補進適合台灣球風的歸化籃球選手；本文將關注的是，政府基於延攬人才、國家安全而修法的兩大方針，能否成為台灣運動審慎平衡「歸化運動員」與「本土發展」的依據？
基於前述，筆者將淺談世界體壇如何面對稀鬆平常的人口移動，運動員又是為了什麼選擇移籍，以及，他們又該在運動發展中扮演何種角色。
人才流動，在運動世界早已不是新鮮事
早在 30 年前，相關學術作品（如英國運動社會學家馬奎爾之於英美歐洲職業運動場域的觀察）、法律爭議（如博斯曼裁決之於球員跨國轉隊相關權益）、仲裁爭議（獨木舟選手佩雷茲入籍美國參與雪梨奧運）等，皆已討論過運動人才如何在移動、移籍過程，牽動職業運動和國際運動發展，這些議題也一直延伸到國家內外社會、文化、經濟及政治層面的交流與衝突。
此外，運動選手並非完成歸化就可以參賽，還得符合各國際單項運動協會及大型國際賽事的相關歸化選手參賽規範。不過，現行各國際單項運動協會對於國籍認定大不相同，分別採納屬人（血緣）、屬地（出生地）、居住事實（居留地）等判斷基準。
例如，世界橄欖球協會不以選手所屬國籍為判斷依據，而是依據前述 3 項客觀事實，判斷選手是否有資格代表特定國家出賽。另一例是今年的六國橄欖球錦標賽，蘇格蘭國家隊登錄的 39 人名單內，就有高達 23 名球員出生在國外。
類似的情境也發生在你我熟悉的棒球界。2023 年 3 月的世界棒球經典賽。當時，代表中國的韓裔選手朱權、代表韓國的美裔選手艾德曼、代表日本的美裔選手努特巴爾，同樣受到媒體高度關注。台灣當時也曾邀請卡洛爾、費柴德兩位加入國家隊，但遭到婉拒。截至今日，台灣棒球在國際運動賽場上，仍未有海外台裔選手登場獻技。
其他大型賽會，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依其憲章第 2 章第 41 條保障選手變更國籍後的參賽權利，但其相關規定也載明「歸化需滿 3 年年限」才可代表新國家參賽。簡言之，選手歸化，即便各有不同判準，仍是被現行制度所保障的權利。
但是，選手們為何會選擇離鄉背井，行使歸化權利呢？
難念的經，還是另有原因？那些歸化運動員們的聲音
2022 年紅極一時的韓國電視劇《二十五，二十一》，劇中才華洋溢的韓國擊劍選手高宥琳（金知妍 飾）遭逢家庭巨變，為改善家裡經濟狀況，透過經紀人與教練牽線，最後歸化俄羅斯籍，成為媒體及大眾口中的「賣國賊」──看似搏收視率的戲劇化橋段，卻真實地反映出現實中選手選擇歸化的背後，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故事。
2017 年，首位歸化日本的美國籃球選手布朗（Ira Brown）在訪談中多次提到他的高風險原生家庭，如何堅定他決心以運動改變現狀，並支撐著他在海外延續籃球生涯。他也談到在日本建立自己的家庭、選擇入籍日本的心路歷程。
2019 年，同為美國籃球選手的費澤卡斯（Nick Fazekas），在《富比士》的訪談中談到歸化日本，不僅助其延續了職業生涯，也是家人認為更好的生活選項。因此，費澤卡斯才毅然決然歸化日本。
韓國在 2010 年修法《國籍法》承認雙重國籍，各單項運動領域也陸續歸化不少國外運動員，最為人熟知的案例，包括因歸屬感選擇在 2018 年歸化韓國的首位美籍藍球員羅健兒（Ricardo Ratliffe）。不同於前，兩屆冬奧 1,500 公尺競速滑冰銅牌好手金敏錫，受酒駕事件停權影響自身訓練及生涯發展，目前已經接受匈牙利韓裔教練的建議，選擇歸化匈牙利延續滑冰生涯。
中國當然也不會缺席這股歸化熱潮，為了主宰國際各大單項運動賽事，也正以「特殊待遇」同意績優運動員擁有雙重國籍，如 2022 年在北京冬奧嶄露風采的美裔華人谷愛凌；或以「重金禮遇」方式聘請外國球員，如預期幫助中國足球代表隊進軍 2022 世界盃足球賽的巴西足球員艾克森（Elkeson）；甚至下修「歸化年齡」，透過管道從中南美洲或非洲引進 200 名青少年足球員，引發眾議。
歸化選手的原因百百種，當然也體現在其國家體育發展路線。聽見選手的心聲、看見他們的故事，或許能提供「特權、金錢」等觀點外的詮釋路徑，同時瞭解他們被媒體、網路社群建構「社會認同」的背後，不斷與「自我認同」交鋒的事實。
為此，我們都應當承認，歸化的確實是「運動員」，但他們更是活生生的「人」，他們所在意的不單只是運動生涯，更多的是社會包容與國家軟實力的認同。因此，歸化運動員或許並非你我所想只有單一樣貌，也絕非只是被國家利用的「工具」，而是由多元且異質個體組成的社群。
未定之數：歸化運動員的發展位置
歸化運動員在運動發展中的定位，最常見的論調屬「公平性的破壞」。
原因是，歸化運動員雖增加部分層級賽事的精彩度，卻也打破該賽會的平衡。像是東南亞運動會（SEA Games）參賽國便疾呼該賽事應從「量」限制規劃運動員數目；更激進的言論如安哥拉國家男子籃球隊主帥克拉魯斯、伊朗國家男子籃球隊主帥迪米爾都曾呼籲國際籃協應禁止歸化籃球員上場。
不過，歸化運動員現今在各國職業聯賽及社會，或多或少都遭遇到不公平的對待，剝奪他們成為「公民」的權利更是事實。近期最為人熟知的案例想必是出生美國加州的「新台灣人」戴維斯（Quincy Davis）。
再者，歸化運動員之於運動發展的「必要性」，也同樣備受爭議。東南亞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足協都曾討論「海外歸化」作為足球發展捷徑的主軸線，不過，他們最後選擇與「強化本土」路線並行，而非孤注一擲在歸化足球員的策略上，認為這樣才不會罔顧深化本土足球文化的足球未來。
換言之，鄰近的東南亞國家早已體悟到「運動與社會發展並行」的重要性，轉而檢討本土運動發展策略，並實施長期的體育發展計畫。如菲律賓國家體育計畫「黃金豐收（Gintong Alay）」前計畫主持人基翁認為，過度依賴歸化運動員將無從深耕基層運動發展，尤其當本土運動員必須仰賴從事體育而根本性地脫離貧困、改善生活。
歸化運動員如今也陷入這場「搶奪資源戰」之中，如何看待歸化運動員於社會、運動發展之間的「正當性」，顯然也是個難題。更何況在資訊爆炸的現在，歸化運動員們不免被媒體渲染成主宰運動賽場的角色，而成為社群媒體「攻擊」的最前線。例如，羅健兒就曾因在國家隊表現不佳而被網路仇恨言論攻擊，叫他帶著家人回美國。
因此，運動員歸化只是第一步，要真正成為「自己人」恐怕還需要更多努力，正如同 2019 年入籍日本的韓國橄欖球選手具智元將以欖球為志，致力化解日韓雙方過度被媒體激化的仇恨。
若從公平性、必要性和正當性談台灣即將改制的《國籍法》，或許政府應當換位思考：
- 第一步：延攬國際人才
- 第二步：促進社會對話與和諧發展
- 第三步：全面檢討從基層到國家隊的運動發展策略，是否能促進「擴大」參與、「深耕」文化、「共融」發展
- 第四步：將歸化或早已在台灣耕耘運動發展的外籍人士，真正納入運動發展版圖
如此一來，最終才有助於「以人為本」，達到「延攬國外人才，兼顧本土人才培育，以及維護台灣國家人才安全」的終極目標。
結語：必然卻不應然的多元化運動賽場
老生常談的全球化，或許是造成現今運動賽場多元族裔與身份認同的必然因素。但是，我們不應將之視作理所當然的結果，而是該重新檢視歸化運動員在運動、社會、國家發展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難與衝突。
諸如前文所示，「歸化」在運動發展層面，可能導致資源搶奪、剝奪本土人才的機會；在社會發展上，可能造成誤解與仇恨；在國家發展上，則可能無從確保台灣未來在國際賽場上的競爭性。不同領域的發展思考，應當由政府及相關利害關係人共同合作，在最大化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出適當的發展模式。
筆者認為，以「延攬人才」與「國家安全」兩大方針，或許短期內能提升國家代表隊參加國際賽事的表現，並快速因應世界運動人才在全球化下跨國移動的現象；但卻無從回應「歸化運動員」作為一名「臺灣人」，如何融入社會、運動、國家的發展方針，及其作為「協力者」的可能助益。
換言之，「歸化與否」或許從來都不是關鍵議題。該戒慎恐懼的，是當眼中只看得見歸化運動員的好處，卻不見其與外部社會的關係時，這不單單只會影響運動發展，也將全方面重挫台灣社會與國家繼續向前的動力。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