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6 屆奧斯卡金像獎將於台灣時間 3 月 11 日揭曉，本屆入圍名單亮點除了萬眾矚目的「芭本海默」對決外，兩部殺入最佳影片十強、入圍 5 項大獎的外語電影《墜惡真相》、《夢想集中營》，也表現出影藝學院近年來對非英語作品愈來愈歡迎的態勢，可說是外語電影表現最亮眼的一年，也象徵著「英語字幕門檻」不再構成美國觀眾與電影間的高牆。
而因為《墜惡真相》並非法國派出的國際電影代表，使得該片無法角逐最佳國際影片獎，因此在《夢想集中營》外，有另外 4 部作品闖入了最佳國際影片五強。
在一年之中的眾多非英語佳作裡，為何是這 6 部電影脫穎而出？它們分別展現了什麼受好萊塢青睞的優點？本文將這 6 部非英語電影代表分為 3 類，除了逐一討論它們的優缺點、可能的入圍理由，也將於文末進一步分析在這股對國際電影更加友善的風氣背後，這 6 部電影的突圍，可能代表著什麼樣的影展政治，以及「國際影片獎」未來將面對的獎項定位問題。
困境逃生類型，展現成熟商業敘事：《絕地盟約》、《少年的漂浪旅程》
串流平台對於將外語電影介紹給美國觀眾，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最佳國際影片項目，能在串流上推播至全球觀眾家中的電影，也往往較為吃香。
由 Netflix 出品的《絕地盟約》（Society of the Snow），即可以作為今年 Netflix 跨國製作的代表。這部由《浩劫奇蹟》導演胡安安東尼奧巴亞納執導的災難電影，改編自多次登上大銀幕的 1972 年「安地斯空難」事件，描述墜機於安地斯山脈中的生還者們，怎麼撐過 72 日的天寒地凍並尋求救援。
不同於多數災難電影由倖存者的視角出發，《絕地盟約》刻意選擇以最終無法逃過一劫的當事人作為敘述者，不僅讓罹難者的觀點免於被冰雪覆蓋，更使得旁白口吻更像是一種對活下來的人們的祝福，同時也提醒著觀眾：生存往往是建立在他人的死亡之上（在倖存者最終選擇食同伴屍體充飢的安地斯空難事件中更是如此）。
另外，本片在技術層面的出色表現，也展現了導演巴亞納對於描繪災難所帶來的物理衝擊的功力（或狂熱），降到最低的 CGI 電腦特效為妝髮、美術、特技等組別騰出了舞台，讓我們宛如親身體會墜機與雪崩瞬間的驚悚和痛苦。搭配飛機中大量廣角鏡頭的使用，眾人受困於飛機中的哭嚎、掙扎，被寫實地捕捉了下來，一方面臉部表情的扭曲被有效放大，另一方面又得以透過較短的攝影機距離製造出壓迫感。
可惜的是，在寫實與「一個都不能少」的創作訴求下，電影的節奏感與角色深度被犧牲，使得本片花了過長的篇幅，卻無法在事故發生前成功介紹主要角色出場，亦無法在空難發生後發展出立體的角色弧線，最終幾乎沒有一個人物成功讓人留下印象。原先力求真實的初衷，反過來成為了使角色臉譜化的原因。
另一部展現成熟商業敘事能力的作品《少年的漂浪旅程》（Io Capitano），也同樣拍出了「絕地逃生」的戲劇化過程，只是主角換成了試圖從西非塞內加爾偷渡到義大利的 16 歲難民，擋在他眼前的也不只是大自然，而是同樣無情、唯利是圖的人蛇集團。
儘管電影中對於利比亞牢房酷刑的刻畫也絲毫不手軟，但無論是大膽繽紛的色彩使用、帶有非洲傳統宗教色彩的奇幻段落，還是致力於角色成長而非社會現實的情節發展，都讓《少年的漂浪旅程》不像同類型電影那般殘酷、寫實，而更接近於一部青春冒險電影。
義大利導演馬泰歐賈洛尼不若其他關心難民議題的歐陸導演著眼於偷渡者「登陸歐洲後」的生存困境，而是將鏡頭朝向地中海彼端，他們「從家鄉到上岸」的艱辛過程，以不同策略召喚觀眾的同情。
可惜的是，一向擅長對社會做出犀利批判的馬泰歐賈洛尼，在本片顯得有些水土不服，使得電影中的衝突僅僅作為主角終將克服的外在困境，而無法更立體地反映非洲人身處的政治與社會現實。如此一來，當主角於片中與新認識的砌磚工人憑藉一己的勞動力逃出監禁，似乎也暗示著有能力者即有擁有自由的資格，而其他無能為力者則被排除於鏡頭之外，或僅僅作為增添故事戲劇張力的元素。
總結：《絕地盟約》與《少年的漂浪旅程》皆透過重重困境的描繪，表現出主角的求生意志，也展現製作層面的成熟技術，其商業敘事能力絲毫不輸給英語主流電影，是入圍名單中最為討喜的兩部作品。
劇本峰迴路轉，反映當代社會矛盾：《墜惡真相》、《失控教室》
2023 年坎城影展金棕櫚獎得主《墜惡真相》（Anatomy of a Fall），聲勢於年末獎季不斷攀升，儼然已成為今年度的《寄生上流》。然而，不同於後者明確的類型調性，也沒有奉俊昊在好萊塢打滾多年的聲望，由《寂寞診療室》潔絲汀楚特執導的《墜惡真相》，以冷靜沉著的筆觸，抽絲剝繭一場在自殺與他殺間搖擺不定的墜樓案件，而最大的嫌疑人正是死者的太太，由桑德拉惠勒飾演的德國作家。
但比起常見的法庭電影，在人證與物證間激辯出唯一真相；《墜惡真相》更希望呈現的，反而是透過模糊、相對、主觀的婚姻關係，來對照力求精確、絕對、客觀的司法審判過程。而當婚姻成了法庭上辯證的標的，則暴露了兩者間難以相容於同一判準的矛盾。
在片中，只有那些可以被具體記錄的「事實」能夠被端上檯面、視為證據，進而被「想像」為「真相」，例如誘發片中少數閃回段落的錄音檔，以及書籍上的文字、科學鑑定的錄影帶畫面；相對地，當事人的記憶、情感，則不斷被以「效力不足」為由駁回。然而，在這場缺乏直接證據的審判中，情緒與關係，反而才是一切結果的驅力來源──那是丈夫可能自殺的原因、是太太可能行兇的動機，更是最後弱視的兒子（暗示其不單拘泥於可見元素）做出價值判斷、左右司法判決（儘管他仍須透過一場實驗將信念轉化為證據）的關鍵。
但是，電影中觀點的選擇──無論在內容與形式上──大大降低了本片有機會開展的辯證空間。在情節上，本片因為對於真相的保留而乍看是以旁觀的角度進行敘事，實則仍大量透過女主角的情緒表達、檢方的反派形象刻畫、配角由猜疑到支持的轉變，來製造觀眾的同情，並且暗示較為可能的真相。這樣一來，上述對於關係的刻畫不再保持模糊，使得觀眾實際上有了預設的立場，以傾向女主角的視角與認知，體驗了司法體制的冷酷強硬（和檢察官在仰角鏡頭下的惱人嘴臉），而非更疏遠地體會兩種系統的不相容。
同一時間，潔絲汀楚特仍試圖透過紀錄片式的手持鏡頭、檢調拍攝的素材畫面，或者強調兒子觀點的想像段落，來打造一種疏離的假象，卻掩蓋不住電影已有預設立場的事實，同時讓電影的影像風格雜亂無章（例如那顆衝向垃圾桶的山姆雷米式瘋狂推軌，或很多顆刻意製造懸疑感的變焦鏡頭，都令人出戲）。
上述一冷一熱的交織，讓《墜惡真相》一方面捨棄了法庭類型中黑白對抗的戲劇張力，卻在另一方面無力打造跳脫二元對立的矛盾困境，而讓整個觀影體驗冗長而不著邊際。
同樣以小觀大、反映歐洲社會現況的《失控教室》（The Teacher’s Lounge），正好示範了如何既從單一角色觀點出發，卻又能同時細膩刻畫當事人無法鬆動的體制矛盾。本片的女主角卡拉是個年輕、開明的導師，彷彿是個看了《我的左派老師》、《春風化雨》而立志為師的進步派，但帶著滿腔熱血與理想面對年輕學子的她，最終將面對與樂觀的好萊塢電影截然不同的現實──每一次秉持理念的教學選擇，反而一步步引領她走向教育體系的崩壞，而不得不尋求外部強制力的介入。
《失控教室》與《墜惡真相》的相同之處在於，都圍繞在一起雙方「各說各話」的案件上。不過，身為該案件被害者（被偷錢）的卡拉，卻礙於無法公開自己偷錄下的直接證據，而讓同為教師的嫌犯有了操作空間，使堅守程序正義的卡拉反而身陷輿論危機；更糟的是，該嫌犯的兒子正是卡拉最喜歡的導生，天資聰穎的他在母親的影響下，反而逐漸成了帶頭起鬨的亂源。
儘管案件罪證確鑿，編導伊凱卡塔克、共同編劇約翰尼斯鄧克，卻力阻本片落入開明教師對抗保守學校的二元對立中，而是讓片中人人都堅信自己是為正義與真相而戰：校方的零容忍政策是為校園安全、卡拉以溝通代替懲罰是為了實踐教學理念、學生捕風捉影也只是為爭取公開透明。那麼，秩序每況愈下到底是誰的問題？編導打造了一個封閉的校園環境，是要以這則社會寓言劍指什麼樣的當代現象？
片中幾個乍看無關緊要的設定，似乎暗示了本片的宗旨。卡拉每次進到教室時，都會舉起雙手，以一個指揮家的姿態（導演也刻意將鏡頭放置於她身後，彷彿她正掌控著一眾學生），帶領學生一齊合唱早安歌，以讓他們進入狀況，最後學生卻在她逐漸失去威信後，選擇不再服從這個有點幼稚的習慣。
不同於卡拉平時因材施教、將學生視為成熟主體，這個由上而下的控制手段，暗喻了無論卡拉再怎麼開明，都依然需要依賴強硬的規範來掌控學生，畢竟當代社會不論再怎麼鼓吹全人教育、翻轉教室，教育的本質、老師與學生的關係，都依然是一種權力不對等的規訓。
總結：「真相不只一個」是《失控教室》與《墜惡真相》的共同核心。當卡拉在教室裡推導數學證明題、讚揚天文學推進的科學價值（甚至，校刊社裡掛著「追尋唯一真相」的標語），卻同時掩蓋了教育的本質是秩序而非邏輯的事實，到頭來仍得依賴沒收校刊、出動警察等強制力的介入；當女作家桑德拉的兒子面對著不夠充分的證據，他終須以信念取代論證，來為這場將私領域搬上公共審判桌的戰爭進行定奪。峰迴路轉是這兩部作品的偽裝，社會制度（教育與司法）本質上的矛盾，其實才是它們的主旨。
作者風格突出，粉飾暗潮洶湧日常：《夢想集中營》、《我的完美日常》
今年另一部殺入最佳影片與導演獎的外語電影《夢想集中營》（The Zone of Interest），亦是去年於坎城影展大放異彩的作品。有趣的是，不同於《墜惡真相》以縝密的劇本虜獲人心，《肌膚之侵》導演強納森葛雷澤在《夢想集中營》中延續他疏離的作者美學，儘管題材瞄準議題性強烈的猶太人集中營，然而其風格化的影像通常不會是主流會員的心頭好，顯見今年外語電影在奧斯卡獎的重大突破。
之所以強調其「疏離的影像美學」與「奧斯卡獎」之間的關係，正是因為《夢想集中營》即是對於刻板印象中的「奧斯卡熱愛的集中營電影」──如《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等作──的反向操作。比起將鏡頭瞄準受難猶太人以呈現他們在極端壓迫下的人性光輝，葛雷澤以近乎監視器畫面的疏遠鏡頭，描繪出奧斯威辛集中營旁的納粹軍官一家人，如何打造花草鮮美、落英繽紛的人間樂園，而一牆之隔的卻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屠殺。
葛雷澤善用景框內外的空間調度，讓幸福美滿的納粹家庭留在畫框內，而猶太人的哭嚎、焚化爐的濃煙，卻分別於畫外音和後景空間提醒著我們他們的存在；同一時間，軍官霍斯的夫人正試圖用她的綠手指，讓藤蔓爬滿圍牆、讓鮮花處處盛開，彷彿這樣就能掩蓋過從集中營傳來的火光和惡臭。將攝影機安置於房間四周、疏遠地旁觀納粹家庭的影像訴求，也讓他們的行徑只剩下在不同空間裡的遊走，進而展現他們毫無思考或同理的能力，以冷調影像精準表現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之惡」。
然而，葛雷澤的節制也使得本片無法再往前推進，進一步呈現平庸之惡背後的認知機制，或甚至讓觀者對納粹感到同理，以挑戰更加模糊的道德辯證。這使得整部電影終究只能是一場奇觀──觀眾隔著玻璃窗看著這些被去人性化而宛如野獸的納粹，正如當年納粹隔著圍牆、視猶太人為牲畜一般。就連片中欲立體化角色而賦予的設定──讓霍斯的女兒夢遊至牆外放置象徵善意的蘋果，都得用負片畫面來加以模糊其真實性，彷彿葛雷澤不容許我們對角色有任何一分的共情。
如果說《夢想集中營》的故事是關於角色如何以佯裝天下太平的日常來粉飾惡行，那麼《我的完美日常》（Perfect Days）可說是導演文溫德斯假裝訴說底層人物日常，卻仍得依賴大量刻意為之的妝點來吸引觀眾同理角色。
本片描述由役所廣司飾演的清潔工的日常生活，觀眾由他早起出門開始，跟著他在溫德斯大秀品味的歌單穿插下，踏入一間間設計感十足、潔白乾淨到不知為何還需要打掃的廁所，藉此表現出一種「廁所清潔工也把日常過得恬淡舒適」的生活步調。
但是，當溫德斯一方面以大量書籍、歌曲、攝影作品來塑造男主角的文青品味，另一方面又以一種奇觀式的白人資產階級凝視，拍下裝飾感強烈的東京風景，似乎在暗示只有懂聽 Lou Reed 的文青值得我們關心、只有不髒不臭的藍領階級值得攝影機的溫柔以待。而那些扁平、沒有品味、笑點奇差的配角，也只配在關鍵時刻獻上一吻，以表現出老文青出淤泥而不染、坐懷不亂的高尚操守。
電影行至後段，更是表現出了溫德斯對於如何描寫「日常」的猶疑不定。正因為電影中的日常本身，並不存在可深掘的空間與能夠細品的餘韻，溫德斯到了後段又必須加上各種突發事件來凸顯生活失控的倉惶失措，或者召喚主角的神秘背景來解釋其靦腆木訥的原因為何。這樣一來，電影已經背叛了原先試圖呈現重複日常中的細微變化（例如日復一日捕捉的「木漏」現象）的初衷，淪為用外在裝飾和外部衝突所砌成的，一面華美而空洞的東方主義風景。
總結：《夢想集中營》與《我的完美日常》都表現出以作者美學詮釋被攝者日常時，可能面臨的道德困境。兩部電影最後因為美學風格凌駕了角色本身，而淪為無法使觀眾共情的奇觀。它們的自我矛盾表現了在奧斯卡乍看對外語電影更加友善的氛圍之下，其實仍可能藉由讚揚那些外人透過攝影機的凝視，而強化對於其他種族與文化的刻板印象。
趨勢預測：多元背後的影展政治，以及國際影片獎的未來
本屆奧斯卡中，6 部本文所評析的國際電影展現了一種多元的傾向，涵蓋成熟的商業敘事、犀利的社會批判、搶眼的作者美學。然而，如果再進一步追究，則可以發現上述電影多在三大影展已有所斬獲，甚至半數作品皆為坎城影展獲獎電影。可見要進入影藝學院會員的眼簾，本身是否有「三金加持」仍是公關操作能否成功的一大關鍵。
另一個值得觀察之處，在於當奧斯卡獎逐漸從美國電影獎走向世界電影獎，則國際影片獎項的定位將面臨有些尷尬的處境。今年入圍奧斯卡的外語電影不單單闖入影片、導演等獎項，甚至連最佳妝髮（《絕地盟約》 ）、最佳音效（《夢想集中營》）、最佳視覺效果（《哥吉拉-1.0》）等過去被認為由好萊塢工業體系所壟斷的技術獎項，都有大量非英語電影的身影。不過比起解讀為奧斯卡對於國際電影更加開放，這樣的現象更是呈現出跨國製作已是常態的現況。
未來，勢必有更多非英語電影攻入奧斯卡，則國際影片獎作為一種對於非英語電影的保障名額，也不再那麼必要了。可能的解方，或許是效法英國電影學院獎（BAFTA Awards），將本地的最佳影片、國際的最佳影片，以及不分內外的最佳影片區分開來評比。如果這樣的改革能夠成真，亦是美國電影不再自居為世界電影龍頭的重要宣示。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