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至今已兩年無法出國旅遊，而國旅隨著疫情趨緩則有復甦的跡象。去（2021）年 10 月中旬，正如火如荼準備兩週後，應維也納大學台灣研究中心之邀講授台灣戒嚴史的我，突然收到朋友分享在綠島拍的一系列照片。除了能見度極高、美不勝收的海底景緻外；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非國家人權博物館的「綠島白色恐怖紀念園區」莫屬！因為剛好呼應是次課程的主題，索性尋求朋友的許可，讓我分享一些照片在簡報上，順便央求友人下次再去綠島時一定要帶上我。
心裡正嘀咕著身為歷史研究者，沒有實地一窺究竟，實在無法切身想像及感受當初那些白恐受難者，究竟如何度過既漫長又煎熬的監禁歲月時；很快地，朋友計畫 10 月底，也就是我講完課的隔天再去一趟綠島。而出發前的週六夜晚與朋友聚餐時，正是立委罷免投票的開票日。當下我靈機一動，向我的編輯提出或許可以藉由綠島白恐人權紀念園區的參訪，試著向大家介紹一些戰後幾代台灣人在威權時代坐穿牢底、橫屍法場、犧牲奉獻下，爭取到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的血淚史，索性就有了《綠島紀行》的寫作動機。
相隔 10 年重讀《台灣紀行》
這趟為期一週的綠島行「有目的性地」帶上 8 月甫出版的新版司馬遼太郎《台灣紀行》。距離上一次讀《台灣紀行》已有 10 年之久，想必再次閱讀時會有更深的感觸吧。儘管此書──堪稱二戰後台日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本台灣專書──出版距今已超過 27 年（日文版 1994 年出版；中文版 1995 年出版），且書中提到的許多情景早已事過境遷，台灣社會在各方面的發展上也有長足的進步，但書中提到的許多觀察，如今依然有歷歷在目的既視感！
比如台灣「內外受困」的根本性問題──內部來自不同族群背景的人們持續尋求國族認同和國家定位上的共識；外部面臨中共極權日益壯大下，所帶來鋪天蓋地式的經濟、政治、外交、軍事上的步步進逼；比如兩岸發生戰端的危險性（1996 年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前後即發生了第三次台海危機）；比如民主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現（亂）象，以及相較於講求「公」的精神，台灣社會仍舊處處可見傳統儒家「私」的意識等狀況。
由此可見，當年司馬在行前作業、抵台後的觀察、與各界人士互動並交換心得等方面，下過相當嚴謹並仔細的功夫。而書裡提到的許多人事物，包括日本歷史人物坂本龍馬、西鄉隆盛、明治維新；或是與台灣息息相關的灣生、嘉農、八田與一、霧社事件，在過去十幾年間，皆透過紀錄片、電影、電視劇、學術研討會、講座、網路節目、Podcast、音樂和文字等不同形式，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喚起大眾的關注。
現今看起來理所當然的歷史知識，相信在台灣民主化剛起步不久的 90 年代初期就算不是禁忌話題，也是長期獨裁統治的國民黨政權所不樂見民眾談論和散播的資訊。當年與作者在台灣數度會面，並以「生為台灣人的悲哀」為題訪談的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也已在 2020 年以 98 歲高壽化作千風、永息主懷。但在李的主政下，與台灣民主化密切並行，為台灣民主自由的開拓及發展所留下的精神遺產，皆已留待後世好好珍惜、持續努力深化，同時引以為鑑。
終於，我沉浸在回想《台灣紀行》的思緒，隨著從台東出發的船沿途破浪靠岸綠島而暫時被拉回現實，航程中因浪大顛簸而此起彼落的嘔吐聲也總算平息。
綠洲山莊：時空凍結的威權象徵
想當然耳，到了綠島當然不能錯過潛水。建議前往潛水的最佳時期為 5 月初至 10 月中旬，10 月底開始的綠島因東北季風而常常下陣雨，海水溫度也比夏天時要下降不少，對夜潛來說是一項大挑戰，因此這個季節已經是潛水的最末期。
對於首次體驗 Scuba Diving（水肺潛水，即背著氣瓶下水）的我來說，雖然因為沒有開放水域潛水（Open Water）執照，而讓下潛深度不得超過 12 公尺，無緣一窺據說因颱風侵襲後而歪斜成狀似美國前總統川普的石朗大香菇；但在先後背了兩支氧氣瓶潛水後，覺得已看到超過預期的豐富海底世界，遂決定將接下來大部分的時間放在仔細參觀島上的紀念園區上。
然而身為極少數不以潛水為主要目的去到綠島的人，接下來一週，我看著遊客與潛客在紀念園區附近來來去去，嘻笑而過，好奇駐足者卻寥寥可數，多少替他們感到可惜。
首日即體驗完潛水的我，趁次日同行友人開始上進階開放水域潛水（Advanced Open Water）課程前，一起去了一趟紀念園區的綠洲山莊和新生訓導處。從位於綠島北部柴口的旅宿潛店順時針方向騎車經過人權紀念公園、將軍岩和三峰岩只需不到 5 分鐘。
綠洲山莊的正式名稱為「國防部綠島感訓監獄」，「泰源事件」後趕建而成，被用來關押思想犯與政治犯。翻開導覽手冊，最醒目的幾行印刷字體便是柏楊在綠島人權紀念碑上的詩句：「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通過入口，映入眼簾的就是一面漆上國徽的牆壁，上面出現威權時代常見標語：「精誠團結，擁護政府，自力更生，奮發圖強」。
進入到營區，每棟建築物的牆上皆寫著歌頌政權的愛國口號，如：「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國政府因國共戰爭全面潰敗而流亡至台灣的年代，依 1948 年頒布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 1949 年開始陸續以《台灣省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相關法令，「寧可錯殺一百也不放過一個」的肅殺氣氛下製造出許多冤、假、錯案。
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匪諜」和「台獨」是國民黨政權對政治異議人士所羅織的罪名中最常見的。而營區牆面上如「台獨即台毒，共產即共慘」等斑駁的字句也讓人聯想到喬治歐威爾的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中，大洋國四大政府機構建築物外邊，斗大的黨三大原則：「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讀起來格外諷刺。
台灣：何其不幸又何其有幸
回顧歷史，對照此刻，台灣的遭遇何其不幸又何其有幸！
一方面，不幸在於因地緣位置處於「帝國夾縫中」，而讓過往台灣人無法掌握自己的命運，此為李登輝口中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另一方面，幸運在於雖然過去自己的命運皆為他人主宰，卻每每陰錯陽差地間接透過外來統治者本身或是其盟友，將包括基礎建設、公衛、教育、交通系統等近代文明引進台灣，使其成為有規模的農業社會，並逐步轉型成工業社會。甚至 1949 年後因冷戰格局，而使台灣「被劃入」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或資本主義集團），使得台灣從 1895 年脫離中國的「歷史軌道」──因為撇除大量漢人移居開墾台灣的直接影響，清帝國的權力中心北京對於他們眼中的這塊「化外之地」並不重視。直到認清這塊島嶼在地緣戰略的重要性後，遲至 1885 年才在台建省，但不出 10 年即因甲午戰爭失利，而將其割讓給日本帝國。這樣的發展隨著過去 30 多年來的民主化，伴隨著本土意識抬頭，使得因國民黨政權來到台灣，而帶入的大中國意識形態和加諸在台灣本地住民身上的中國原鄉和國族情懷漸行漸遠。
新版《台灣紀行》推薦序裡指出：千島湖事件隔（1995）年，根據政大選研中心針對台灣民眾認同的調查中，台灣人認同的比例（25%）首度超越中國人認同（20.7%），從此差距一路擴大，並一去不復返。而 2020 年則是 64.3% 台灣人認同對上 3.2% 中國人認同的懸殊差異，這種明顯的差異也呼應了所謂「天然獨」世代的台灣認同。然而，從「天然獨」進展到「意識獨」之間還有多大的差距？
有些事總是那麼湊巧，封底內折頁直接引用了作者的一段話：
這個國家的前途，沒有不樂觀的道理。在這座小島上，眾多的人們勤奮工作，積起了世界多數的財富，如果還會遭遇不良的命運，那麼製造這種不良命運的根源者，無可置疑，必將遭到上天的懲罰。
但話說回來，如果真如作者所言，台灣在關鍵時刻被克萊歐（希臘神話中掌管歷史的女神）的微笑眷顧的話，這樣的好運能夠維持多久？面臨下一個關卡時是否還能一樣幸運？
你是「公民」還是「老百姓」？
換個角度來說，如果再次天賦奇運，排除了前述威脅，台灣人是否更有餘裕、也願意用心了解這片土地的過去，繼續深化、鞏固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呢？抑或者一直以來，除了客觀的環境因素外，製造不良命運的根源者之一，也有可能正是我們自己──這片土地的主人翁？
許多人抱怨政治黑暗、政黨和政治人物一般糟，總是期待著素質更好的領導者出現，帶領國家通往光明的未來；然而，我們往往忽略了：打造一個成熟民主國家的關鍵，也包括善盡公民義務、關心公共議題、認識屬於這片土地的歷史、願意思索國家發展方向，同時監督執政者的選民。如果只是被動地期待著英明的領導人或偉大的政府出現，帶領大家前進，終將淪為范疇所描述的──處處依賴政府的「老百姓」意識。
想起此行之前，友人們還在熱烈地討論立委罷免，對照著在綠島紀念園區的一景一物，不免感慨：今日的許多選舉中，還是會出現選民因意識型態或民粹操弄，在還未清楚認識候選人政見的願景和可行性時，即透過民主程序的一人一票，選出未必適任的候選人；緊接著再以「芒果乾」焦慮為由，花費額外的社會資源，來連署、罷免當初自己所選出的候選人。很不幸地，罷免似乎已淪為政黨惡鬥的政治手段，不管被罷免人是否真的是一位禁得起檢驗的政治人物。長此以往，我們如何能從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邁向成熟，並獲得真正的自由呢？
下篇：綠島紀行三部曲（二）不管你從何處來，台灣是命運的同歸所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