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世界一級影展，坎城今年已邁入第 74 屆，可說是在不斷的危機中破浪而行，除了去年因為疫情肆虐而毅然取消之外，當今更需直面性平運動與環境意識，構思坎城影展在女性、環保方面的可能實踐。
縱觀歷史，坎城可說在屢次重大危機中，探索其核心理念，透過組織改造，重獲新生契機，嘗試回應電影文化的挑戰議題──如何可能提攜新銳創作者？如何實踐「電影民主化」？電影又可以怎樣對抗極權，成為「自由世界影展」？
本文試圖爬梳坎城影展的創建初心與重大沿革，用以面對 5 大波驚濤駭浪的時代挑戰，如氣候變遷之下的環保意識，學運世代之文化革新，以及，如何可能以藝術自由，對抗國家機器暴力？
挑戰一：面對「極權」，浴火重生
依照官方正式說法，第一屆坎城影展於戰後 1946 年舉行，然而其真正的創始首屆，應是大戰爆發的 1939 年 9 月 1 日，當天納粹入侵波蘭，3 日法、英對德宣戰，坎城影展於隆重開幕後，隨即愕然取消。
坎城影展之所以於大戰爆發前草創，目的是為了對抗威尼斯影展。後者身為世界第一個國際影展，初始以開放自由的藝術理想，海納百川，匯集世界一流電影，如 30 年代極盛的法國詩意寫實，以及美國好萊塢經典，皆於威尼斯創始前幾屆，屢獲大獎。然而，面對大戰迫近，威尼斯影展逐漸露出其創立的原始目的──為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的無上意志服務。
當時的威尼斯影展最大獎並不是金獅獎，而是「墨索里尼盃」，一開始充滿理想，促進世界電影最新傑作頭角崢嶸，後來卻急轉成被納粹、法西斯政宣電影瓜分，成為法西斯的宣傳機器。
如法國詩意寫實──尚．雷諾瓦（Jean Renoir）巔峰神作──《大幻影》（La Grande Illusion, 1937），在威尼斯受到觀眾、評審瘋狂愛戴，最後卻因反戰題材處理大膽創新，若得到「墨索里尼盃」將宛如打法西斯一個巴掌，最後只獲安慰小獎，更於法西斯國家永遠禁演。更有趣的是，墨索里尼個人卻十分欣賞這部片，不僅於私下放映，還可能偷藏拷貝。
《大幻影》海報。圖／Wikipedia
如此法西斯機器宰制，讓法國、美國電影界感到憂心重重，若每年一同以往，以精銳盡出參加威尼斯影展，如今卻會因意識形態，不但陷於注定陪榜的局勢，更可能淪落成「為極權背書」、一個政宣背景的裝飾。
當時法國左派政府「人民陣線」（Front populaire），大膽以第三共和最年輕的閣員、第三帝國最痛恨的猶太人尚．傑伊（Jean Zay），作為教育與藝術部長，面對法西斯主義崛起的最後抵抗。
這位 30 出頭的年輕部長，決心以教育文化，對抗好戰極權，不但著力教育改革、文化普及，更於法、美電影業界之積極支持下，以短短一年的時間，奇蹟於南法坎城，創立「自由世界的影展」（festival du monde libre）；不料，戰爭爆發，影展被迫中止，尚．傑伊更以猶太人和左派反戰份子出身，深陷苦牢，最後更被謀殺遇害，棄之荒野。
於納粹、法西斯雙重入侵下，第三共和瞬間煙飛覆滅，法國陷入暗黑佔領時期（Occupation）與血腥反抗運動（Résistance）；戰後艱辛復國，臨時政府百廢待舉，其首要之務之一，卻為立即恢復影展，於 1946 年舉辦正式第一屆，坎城影展於是在大戰浩劫下，浴火重生；法國最終更將坎城影展創辦人尚．傑伊的遺骨，送進先賢祠（Panthéon），不忘其如何面對極權主義，追思其反抗精神，如何作為共和國建立和影展創辦的價值。
坎城影展於是不僅是衣香鬢影、世界媒體曝光度最高的國際影展，更是法國實踐其民主價值、發展藝術自由精神的試驗場。作為朝野文化盛事，以每年驚人的 2,000 萬歐元（約 7 億新台幣）預算（政府出資一半，民間籌資另一半），成為官方支持卻獨立自主的常年組織，數十年不斷發展、試煉其創辦理念。
2011 年，丹麥導演拉斯．馮．提爾（Lars von Trier）於坎城記者會上，嬉皮笑臉、不正經宣稱「我是納粹。」馬上就被逐出影展，列為「不受歡迎人物」（persona non grata）。然其參展電影《驚悚末日》（Melancholia）卻保留在競賽單元，最後還得到最佳女主角。影展將人與作品分開，並明確反對新納粹主義的有意、無意，或是無腦宣傳。
坎城影展面對中國政府，更是其創辦理念的長期挑戰，不但長期支持婁燁、王兵等被官方打壓的異議導演，更於 2021 年本屆影展，特別臨時宣布加映《幻愛》導演周冠威拍攝的反送中紀錄片《時代革命》（Revolution of Our Times），不惜挑動中共敏感神經，發展其反抗極權的民主價值。
挑戰二：面對「國家電檢」，擁抱異議電影
坎城影展原本如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遴選制度，是由各國政府內部挑選，官方指派電影參展。然而如此卻延伸出一個嚴重問題：國家電檢制度會篩選異議份子，某些異端電影永遠沒有機會進入影展大門。這個狀況尤其在當時共產國家更為明顯，如波蘭導演華伊達（Andrzej Wajda）的政治反抗電影，已在祖國被禁，代表國家參展，更難於登天。
不僅是國外電影，法國自身電影也在國內電檢要求，甚至外國強權政治壓力下，無法進入坎城影展。最重要的例子，應屬新浪潮導演亞倫．雷奈（Alain Resnais），曾經「三進三出」坎城。
第一次，是雷奈拍攝集中營人間條件的紀錄片：《夜與霧》（Nuit et Brouillard, 1955），因出現法國警察送猶太人至集中營的影像，被法國當局下令修剪，並將其剔除當年坎城影展正式競賽。第二次發生在他的第一部劇情長片：《廣島之戀》（Hiroshima mon amour, 1959），因觸及批評核彈禁忌，在美國政府的強大壓力下，再次被剔除坎城競賽名單。第三次，則是其講述於佛朗哥政權下，西班牙共黨抗爭的電影：《戰爭終了》（La guerre est finie, 1966），在西班牙政府強力抗議下，三度被踢出坎城正式競賽。
面對如此蠻橫的國家電檢機制與國際政治壓力，坎城影展終於在 1972 年，廢除國家代表選片機制，改革成所有電影都可自行報名參展，可說將電影藝術的自由表達，向前推進一步，進而對反抗國家機器的異議電影敞開大門。
坎城影展的選片機制至今已然成熟，每年由國外電影、國內（法國）電影兩個選片委員會，從 3,000 部以上的長片，精選不到 1%（約 20 部）作為正式競賽，然而必須經由影展藝術總監福茂（Thierry Frémaux）本人親自看過、做最後定奪（也就是所有官方選片，由總監負責），而影展主席雷斯考（Pierre Lescure）基本上不管選片，專注於影展行政方針。
挑戰三：面對「保守勢力」，朝向電影民主化
坎城影展於戰後和平時期，只停辦過兩次，除了去年因疫情取消，影展於 1968 年「五月學運」，本已風光開幕，卻受到新浪潮導演如高達、楚浮的抵制，而終於第一次安然入選競賽、沒被官方剔除的雷奈，也自行撤展。影展在眾多影人團結壓力下，決定中斷，正式取消。
「五月學運」可說是法國社會的分水嶺，顛覆傳統保守的天主教文化，翻轉至新潮開放的年輕次文化。回應學運風潮，法國導演工會特於 1969 年成立獨立於官方組織的平行單元──「導演雙週」（Quinzaine des réalisateurs），以「自由電影」（Cinéma en liberté）為名，專門放映被坎城選片人放棄的新銳導演前衛電影，特與官方競賽選定的經典大作，互別苗頭。
60 年代成立的另一個平行單元——「影評人週」（La Semaine de la critique），更特定只選導演第一部或第二部電影，用以分隔官方競賽長期「獨厚已成名的電影大師」。
面對「五月學運」世代交替的呼聲，坎城影展官方單位回應平行單元「導演雙週」，特別新創常設單元——「一種注目」（Un Certain Regard），用以吸收無緣進入正式競賽的年輕前衛或邊緣民族電影；坎城官方進一步又回應「影評人週」，創造「金攝影機獎」（Caméra d'or），成立獨立評審團，評選於坎城影展（不管於官方或平行單元）放映的所有第一部長片，如新加坡導演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即於評審團主席、新浪潮教母安妮．華達（Agnès Varda）手上，得到 2013 年「金攝影獎」。
為了培養新人，坎城影展特別成立「電影基石」（Cinéfondation），與柏林影展的「電影新秀營」（Talent Campus）互別苗頭，不僅於坎城影展期間，創辦世界學生電影競賽（La Sélection），增加新導短片的曝光度，更一年分兩梯次讓新銳影人至巴黎「駐村」（La Résidence），除了食宿外，更提供每月 800 歐元生活費、免費電影通行證，與相關業界會面。以充分的資源，幫助國際年輕影人專注發展第一部（或第二部）長片劇本。
21 世紀以來，「電影基石」已為世界影壇培養許多新血，如羅馬尼亞新浪潮的波蘭波宇（Corneliu Porumboiu）；以《索爾之子》（Saul fia）獲坎城評審團大獎、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現稱：最佳國際影片）的匈牙利導演：拉斯洛（Nemes László）；以及曾獲柏林金熊獎、今年坎城獲得評審獎的以色列導演，那達夫．拉匹（Nadav Lapid）等。
挑戰四：面對「環境議題」，創設氣候電影單元
坎城影展的環境議題，近年也受到民間團體批判。如此世界電影菁英每年齊聚盛會，產生大量汙染（如高達 1,700 次的飛機起降、遊艇、宴會）。坎城影展終於在 2021 年回應環保呼聲，具體提出 3 大方針──減少碳排量、使用再生資源、碳中和補償（compensation carbone）──目標讓影展達成「零排碳」。
不僅如此，坎城影展更於今年首創「氣候電影」單元（Le cinéma pour le climat），選擇 7 部氣候變遷議題影片，作為影展環境意識之實踐開端。
挑戰五：面對「性平浪潮」，正在進步中？
坎城影展選片於 2012 年曾引發爭議──正式競賽所有電影，竟沒有任何一位女導演——引起眾多民間進步團體的反彈。
坎城影展本屆之前，只有一位女導──珍康萍（Jane Campion），1993 年以《鋼琴師和她的情人》（The Piano）獲得最高榮譽金棕櫚。鑑此，法國影人成立「50/50 聯合運動」（Collectif 50/50），提倡影視產業的性別對等。2018 年，更在影展期間，82 位女性影人共同走在紅地毯，高呼「男女薪資平等」。
而今年第 74 屆坎城影展，雖正式競賽評審團 5 女 4 男，然正式競賽 23 部影片中，卻只有 4 位女導，也引發討論。最後頒獎大爆驚喜，導演茱莉亞．迪古何諾（Julia Ducournau）之恐怖肉體電影《鈦》（Titane）勇奪最大獎，成為坎城第二位獲得金棕櫚的女性導演，50/50 之理念，似開始發酵。
回顧坎城影展 70 多年來，不斷面對危機挑戰，以對抗極權作為創始精神，於歷史浪潮衝擊，實踐「電影民主化」。未來又會走向何方？無疑是全球影壇的焦點之一。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