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 2018 年搬來台灣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怪事：一家當地雜誌社報導了我的到來，並將之視作台灣對於像我這樣的「世界人才」的吸引力。我的台灣朋友把這篇報導 po 上了臉書，分享、按讚加評論，讓低調的我感覺怪不好意思。
接著我得以和台灣最為國際熟知的數位政委唐鳳會面，我們談到了 AI 投資、台灣新創、我是多麼興奮來到這裡，而台灣對我的到來又是多麼興奮等等。這個會面不算短，我很榮幸能受到如此高層級官員的注意。
這些年來作為一間新創公司的創辦人，我學著不把發生在自己或公司身上的壞事──像是被投資人拒絕、失去想要雇用的明星員工，或者一個點子沒能實現──都歸咎於自己。這些事情難免發生，而你能做的只有繼續前進。
同樣道理，我也不會把台灣對我的溫暖款待視作自己的功勞，我確實以自己在科技業的工作為傲，但是我得澄清：當我在 2016 年搬到東京時候，可沒有任何媒體派記者過來；我也沒在 2017 年去到首爾的時候，被任何內閣成員拜訪。而這不只是因為那些城市比較大，或者人們有比追蹤當地科技新聞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來到台灣（至少對部分的人而言）之所以有趣，並不是因為我個人，而是因為這件事本身對台灣的意義。更精準地說，它意味著台灣在成為全球人才中心的路上，處在一個多麼好的位置；以及台灣在下一波的新全球經濟中，扮演著怎樣的關鍵要角。
台灣新創的根本問題：沒人想投資「非常非常初期」的公司
「我想，當你唯一擁有的工具是一把鎚子，把任何其他東西都當成釘子，是很誘人的。」──亞伯拉罕・馬斯洛
當政府談及要讓一個地方對新創公司具有吸引力，他們通常會談到建設創新中心、號召大型創投公司、展開具規模的加速器、贊助創業聚會，從事任何你想得到能對成功的全球新創公司有幫助的事，藉以說服他們來此駐點。
他們比較少談到的是支持新創企業的初期階段，而當他們這麼做的時候，他們談的往往是「天使投資人」或者「新創補助」甚或是初期加速器等等──當然這些點子都不壞，作為台灣新創社群的一員，我沒理由對此不滿，也絕對無意批評台灣既有的新創社群，或者那些投注了大量心力和金錢，想要把台灣變成全球認可的「新創島」的人們。
然而，我想提出的主張是：所有政府贊助的努力未能直指問題核心，而問題在於，台灣在地新創之所以沒能蓬勃發展，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人在從事新創。而沒有足夠創業者的原因，是因為幾乎沒人會特別贊助那些並不光鮮亮麗卻至關重要的、新創旅程的初期階段，也就是在一間新創公司的構想還太蠢、不成氣候到根本還沒被當作一個商業構想仔細檢視的時候。
任何人都可以投資一間明顯有好點子、很棒的商業模式和吸引力的成功新創，但是當投資人和政府項目都只聚焦在這樣的新創時，便會錯失所有偉大的、逆勢而行，但在目前的生態中尚未達到這個階段，很可能也永遠沒有資源達到的創業者。
如果你問一個台灣新創者他該做什麼，很多人會告訴你：他們必須為提案做準備，和潛在投資人談話。在這裏，直到投資人用資金給予祝福之前，這間新創似乎都還不是「玩真的」。
通常前述的這些人都非常聰明，所以當然他們會成功找到願意和他們談話的投資人，而在談話中，他們會得到許多建議，關於現行的方法哪裡出了錯、該如何著眼於一個更有趣的市場、可能可以如何成長，或者哪些相關的點子會吸引到特定的投資人等等。在讓構想成為一門真正的生意方面，他們獲得了確切又實在的反饋。這聽起來都很棒，但是⋯⋯
這個方向至少會讓創辦人偏離寫程式以及和顧客對話，而這些或許才是其在當下階段更應該做的事。最糟的狀況是，它會傾向在一個構想還未成熟到對投資人具有吸引力的階段，改變構想本身，而其副作用在於，這可能會扼殺一個儘管格格不入，但有潛力在新創生態系中創造突破的潛力股。就在某天，我和一群「B2C」（企業對消費者）企業的創辦人們講電話，我很驚訝的聽到這麼多人在考慮把他們的構想改為「B2B」（企業對企業）──為什麼呢？因為潛在投資人這麼建議。
要解決現有問題，得從「文化轉變」做起
這些熱情的創辦人，我認為，並不需要那些建議。他們需要的是類似「文化轉變」（cultural shift）──這樣的轉變能夠支持那些還沒有太多經濟常識的點子，讓他們有辦法堅持構想更久一點，而無須接受一些不必要的審查，或者來自外界的壓力，導致他們把構想改成可以符合別人過去的成功模式。我們可以稱這樣的文化為「新創文化」，但它其實更是「創辦人文化」──一種「在新創非常非常初期的階段，創辦人就算有個壞主意也完全沒關係」的文化；而成為創辦人或者創辦一間公司不是那些「別人」做的事，而是「我們」做的事，或者最好的狀況是，「任何人」都會選擇做的事。
我遇到多數創辦者的共通點，在於他們都相信，如果他們可以用某種方式改變或影響世界，世界可以變得有點不同，而且一定比現在好得多。要對著那些說自己做新創不是為了賺大錢，而是想要「改變世界」的說詞翻白眼很容易。憤世嫉俗又非創業者的人，看著某些創業者想出來的點子心想，是喔，對啊，你那個愚蠢的冰淇淋外送 App 除了讓我最愛的本地冰淇淋店都做不下去之外還能幹嘛；你難道不能做些健保或貧窮或全球暖化議題嗎？
這些同志沒有搞清楚的是，「認為每週值得花數百小時做出冰淇淋外送 App」這種難以理解的心態，和你要想出 Google 或 Airbnb 所需要的心態是一樣的。有人曾說，新創公司創辦人住在和我們今日認知的世界中不一樣的未來──那當然會有點瘋狂，會帶來一堆令人發狂的副作用──導致老人家和非創業者覺得自己得好好輔導這個沒經驗的屁孩，把那些爛主意從他腦子裡剔除。這是一種高尚的本能，好比我這樣的老人家希望自己能幫上忙。
但事實就是我們根本幫不上忙。相反地，我們必須自問：如何創造文化轉變，讓台灣成為一個非常非常初期階段的新創公司和創業者都可以茁壯的地方？不，不是等到他們能吸引投資人的時候，比那更早──早到他們想出了一個點子，或許能夠藉此建立一些讓未來更不同一點、更好一點的東西。當這些人沒能擁有「真的工作」和「真的金援」的時候，我們如何支持擁有大量時間和想法的年輕企業家呢？
首先，你必須「可以」當一個創業者，即使你的公司還沒大放異彩，甚至沒有清晰的路徑，能把構想轉換為成功的事業時。意思就是說，得有一大群人在做新創，而這在文化上必須被視為相對值得尊敬的一件事，或者是剛從大學畢業的出類拔萃之輩會傾向去做的事情。
史丹佛大學在我畢業之後，出現了一個明顯的轉變：做新創從有點冒險、在瘋狂邊緣、不被了解，變成了「如果你夠優秀，就該去做的事」。這就產生了我說的效果：嘗試創業的學生數量多到爆炸；正因如此，由這些人想出來的高品質的創意也多到爆炸。
對台灣來說，這意味著台灣需要更多創業者，而那些台灣潛在創業者擁有的最大資源，就是台灣既有的人才。當然這並非二選一的問題──但如果我需要把精力放在吸引美國一流的創投公司在這裏設辦公室，對比我把力氣放在讓 10% 的高中畢業班級，讓他們可以先跳過大學，花至少一年的時間嘗試新創，我覺得後者會比較有影響力。相信我，如果這裡有數千人開始創業，其中有些成為很棒的公司，那麼海外知名的創投公司就會找上台灣。
第二，一個早期的創業者需要經濟支援。再一次地，我不是在說天使投資人。如我所說，多數舊金山和北京（或許還有特拉維夫）之外的天使，現在都在嘗試投資「公司」，他們試著選出好公司，「幫忙」他們，最終透過這樣的投資賺錢獲利──這類的天使投資人在新創生態系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但如果我們想打造類似舊金山那樣的新創環境，就得讓近乎「貧困」的創業者度過最初期──當他們的點子笨到無法吸引任何投資的時候，好比說：「我們何不提供設計會議的與會者充氣床墊和早餐呢？」（事實上，這正是 Airbnb 一開始的想法）而有些點子看來甚至更傻。
一旦文化扎根，新創生態系就會持續運轉
「不必靠親友關係拿到創業資金」是創辦人文化的關鍵特色。一旦這樣的文化扎根，將會有大量的人想要並有能力成為創辦人，而很多曾是創辦人的人會成為成功企業的僱員，那些僱員和老創業者變得非常有錢，然後開始能近乎無條件地回饋一些錢給年輕創業者，讓生態系得以循環。
這會讓很多人看不下去：一些提出爛點子的大學屁孩可以從他的有錢朋友那裏拿到 50 萬美金，而努力且擁有相同才華的人，卻在辦公室裡領著低得多的薪水。
但我得告訴你：永遠都會有冤大頭把錢投給差勁的創辦人，而總體來說這是好事，即使創辦人最後失去一切，那樣的投資仍有正面效益：投資回報的定義不僅限於你所想的錢，而是就新創文化而言所產生的文化資本，最後也會讓所有身處其中的人獲益，包括那些身在局外覺得這樣很蠢的人。
當然，如果你簽發支票的對象是下一個賈伯斯，你會賺很多錢，但是目標不應該是賺錢。目標應該是建立文化，而建立文化的一大重點，是給初創階段的創業者無條件的錢。如果夠多創業者，其中一些人會成功；如果有夠多人成功，就會有更多無條件的錢投入下一代的創辦人，齒輪也就會一直轉動下去。
所以，為你認識的創辦人買個三明治，或者簽張支票給他們吧。通常不用花太多錢──很多初期階段的公司聚焦在「拉麵盈利」（ramen profitable，指獲得能支持新創最低開銷的收益）（當創辦人每餐只吃拉麵，你需要帶進多少錢來支持這個企業？）──而一旦這些人熬過最難熬的前幾個月，會有一大批人準備好投入資源協助。
除了活下去之外，人們對於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想要尋求外部認可是人性使然──不論是來自外面的投資人、政府，還是某個項目的成員，又或者是⋯⋯你在他們剛起步時帶給他們的三明治，和你簽下的支票。
簽下支票吧！你所充實的生命或許正是自己！
備註：本文由作者授權《換日線》編輯部翻譯及編輯，欲閱讀英文原文請參考〈Postcards from Startup Island〉
執行、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