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被愛看功夫片的長老「收養」為家人、請吃螞蟻，與「另一個世界」相遇——澳洲「北漂」記（三）
歷史的共業：對照台灣與澳洲經驗
台灣與澳洲有很多歷史的共通點：都是大航海時代以來外來者的墾殖社會，人口都差不多 2,400 萬人，法律上的原住民統計也大致上是 2–3%，在社會上長期是被主流社會排擠到邊陲的人口。
歷史記憶不同之處，在於台灣有荷、清、日、國民政府等多重的殖民經驗，閩客主體在不同殖民政權體制下，比較少完全有自己當主人的機會，當然在主流社會體制下仍是既得利益者，但很多時候也是扮演著共同被殖民、被壓迫的角色。在澳洲，長期以來是「國家」殖民政府跟「墾殖者」主流社會重疊一體，這樣的殖民權力架構跟台灣比起來，確實還是有點不同。
澳洲原住民在 1967 才獲得完整的公民權，至今與主流社會的關係還是相對緊張，在族群和解過程中也敏感緊繃許多。因為世代被排擠在墾殖者定義的「文明」以及資本遊戲規則之外，現在原住民的社會情況，有很多被強制接受西方現代性的陣痛，跟主流社會還是有相當的距離。底層偏鄉的社會問題與傷害很難快速地解決，需要時間彌合。
澳洲社會每天都會有很多從程序正義角度，探討原住民正義的討論，因為近 20 年政治生態的變化，總讓人有種程序正義跑得比實質正義前面許多的現象。很多公共討論專注於形式正義上的改變，像是 Australia Day 的日期更改。現代的澳洲社會，在辦各種活動或是課程的時候，都會以「我們現在站在原住民的傳統領域上，我們尊重這原住民族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等類似的宣示來做開場，反省墾殖社會的歷史罪惡，也去承認原住民族對這塊土地的強烈連結。在澳洲，原住民議題政治性高，但相對來說，基層或偏鄉的原住民實質問題還是比較少人關注。只能盼望，在這個殖民國家，形式正義的追求也會加速實質正義的到來。
政大民族學教授官大偉曾表示：「以原住民觀點談論臺灣主權，指出臺灣作為墾殖者後代組成的國家社會，必須面對原住民受到的傷害與缺憾，才能決定臺灣未來的高度。」同是墾殖社會作為主流的台灣，跟現代澳洲不太一樣。雖然台灣的族群關係確實沒有像澳洲這麼緊張，但台灣主流社會似乎缺少了歷史記憶，也對於原住民正義沒有太多感覺，也比較少覺得追求族群正義跟台灣有任何關聯性，似乎完全遺忘了台灣墾殖社會建立過程中排擠土地主人的歷史。原住民轉型正義的追求，不是只是原住民的事情，實質的和解以及共榮，是需要不同歷史記憶的兩方，去一起達成的。原住民在土地權、文化權以及狩獵權等爭取，本應理所當然，卻反而還需要遭受到主流社會輿論的不理解。
在台灣，因為自己有了多重殖民的經驗，就好像可以把矛頭完全指向一個「他者」。抨擊不正義的過程中，常常忽略掉了台灣平地漢人祖先在三四百年來墾殖過程中，也是以不公義的方式侵占原住民土地，使得族群流離失所。原住民面對新的「主流」，只能不斷妥協。主流社會身為後來侵占者，喧賓奪主，卻沒有道義上的愧疚。
一直以來，主流社會以政治及文化的優勢逼迫原住民融入，使得原住民只能被迫著玩白浪（平地人）的遊戲，處於劣勢的情況去跟白浪競爭。到了現代，有特別福利卻好像是主流社會「施予」給原住民的，卻沒有想過原住民為了在主流白浪社會架構中生存競爭，從成長、求學、工作到教養小孩，被迫要面臨的劣勢以及挑戰。主流社會一直處於高姿態，對於族群沒有正確認識，偶爾需要的時候，卻拿原住民文化來消費，沒有思考原住民的社會現實情況，卻以自己的文化刻板印象期待原住民要有「原住民的樣子」。但是，每個個體的獨特現實經驗，都不應該需要去滿足任何群體的期待和想像。
這樣的不公義，是台灣在追求多元以及歷史正義的過程中，應該多思考的。檢討他者殖民的過程中，也得認真地從自我檢視開始。
你的邊疆，他的故鄉
部分人總會在不了解台灣歷史脈絡的情況下，以中國或是日本的帝國角度去理解台灣，所以我們總是在解殖台灣的過程中，很自然地去抗衡這種帝國邊陲的殖民者觀點，立足台灣，成為世界的台灣。
這一點，跟我們在思考或是接觸原住民社會的過程相當類似，我們這些生長於墾殖社會的主流受益者，不免會以一種自我本位的方式去理解我們所謂「邊疆」。但我們自己不喜歡被當成邊疆的時候，為什麼要將這樣的殖民視角強加在這土地的主人上面呢？
當澳洲青年每年在喊著 " Always was, always will be, aboriginal land "（過去一直是、未來也一直會是原住民的土地）的時候，台灣也可以思考怎麼落實民族自治以及對原住民族主權的尊重。
解殖自己需要從自我檢視做起，主流方式即便真的適合主流，也不見得是比較優越的，更不一定適合套用於原住民社會文化。你的「文明」不是別人的「文明」。身為主流，社會就有不斷反思自己的責任，不強加自己的價值觀在所有人身上，讓土地的主人的世界觀思考，平反過去歷史的不公義。
追求台灣社會的「多元共榮」，也不能去忽視世代以來持續發生的原住民歷史傷痛。需要大家正視過去，才有和解的可能。
道別
在最後一次出遊的時候，Ross 問我們是待到什麼時候，我們說我們再過一天就得回去跟指導教授會合，飛回去達爾文。這時候 Ross 在開車，他突然頭沉了下來，嘆了一大口氣。他誠心想要我們待下來，在部落生活一段時間，他不斷跟我們說，請我們叫 Mayh Mayh（Kunwinjku 語「鳥」的意思，指導教授姓「鳥」）讓我們留下來。說真的，看到我們的離去使得 Ross 感到落寞，我自己心也好像受到重擊一般。
對我們來說，雖然是以研究的名義進到這塊土地，再怎麼說，都還是一個旅程。而當他們這麼願意敞開心胸接納我們之後，我們卻得回去都市過我們自己的生活，我們就是過客。我再怎麼以尊重的心去和這塊土地的人們相處，終究還是受限於自己的世界與人生規劃，沒辦法一直在保留地待下去，心裡充滿了愧疚與掙扎。雖然希望可以重回這塊土地，卻無法預知下次能否有機會回到北領地，找到名義申請核准，回到這麼接納我的 Warddenken 保留區。
之前有一次，我找出我媽媽年輕時在蘭嶼的照片，她當時在蘭嶼待了一段時間，一整個暑假，就住在當地國小的教室裡頭。老照片裡，年輕的她和一個達悟族的小女孩在海上，燦爛的對著鏡頭笑著。我很興奮地給媽媽看我找到的照片，但這樣的圖像，似乎勾起了她什麼難過的回憶，她的眼眶開始濕潤。她說她那時候，答應了那個小女孩說會回去找她，但是人生轉盤不曾停止轉動，她最後都沒有找到適合的機會回去。
在回達爾文遙遠的路程上，我咀嚼著這份離開的情緒，想起了我媽那時候沮喪的畫面，有無限的感慨。
（全文完）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