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愛座變不能坐！ 『視障生』遭婦要求讓座」、「 博愛座爭議上演全武行！大媽惡狠扯髮叫囂：起來、滾」⋯⋯，相信大家多少都在電視上看過因博愛座而破口打罵、拳打腳踢的「搶位」新聞，近年來因為社群媒體的崛起，許多人遇到這類事件時，當下的第一反應就是錄影，事後再將影片 po 上網，讓網民們「公審」究竟孰是孰非。
長期以來，「讓座文化」被台灣社會所高度推崇，受到儒家思想影響的我們，從小就被灌輸「博愛精神」，即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要以博愛的心，關愛、關懷所有的人。父母師長常提醒我們，當你在公車、捷運上見到比自己更需要位置的陌生乘客，應該禮讓他人，表達關心，因為「讓座是美德」。
大眾運輸上的博愛座設立至今已有將近 40 年的歷史，而為了將政策實施得更徹底，歷年來除了設立法規保障座位數：《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3 條規定，「大眾運輸工具應規畫設置無障礙設施，未提供對號座則應設置博愛座，其比率不低於總座位數百分之十五」；還加上宣導字樣，印刷了各式識別貼紙，設計了分色的座椅，但很明顯地，光是這樣還不夠⋯⋯。
台北市公共運輸處日前宣布，仁愛幹線全線 28 輛公車將裝設「讓座鈴」，有座位需求又不好意思開口的乘客，只要按壓位於前後車門扶桿上的讓座鈴，車內就會響起讓座廣播：「親愛的乘客您好，請您讓座給有需要的人，謝謝您的配合」。公運處表示，希望能藉由讓座服務系統，替有需求的乘客發聲，不需開口，只需動手，避免尷尬的同時也期望能打造更友善的公車搭乘文化。
新聞一出，立刻引發許多反對聲浪：「什麼讓座鈴？根本就是情緒勒索鈴！」、「要讓座的本來就會讓，不讓的永遠不會讓」、「搭個公車好難，一定一堆人誤觸，以為是下車鈴」⋯⋯。
立意良善的讓座，可能如何因「按鈴」變調？
先姑且不論此政策實行後究竟是「便民」還是「擾民」，我想，「讓座鈴」的設計初衷應該是想替有「隱性需求」或是「不好意思開口」的民眾服務，公運處認為，「不需開口，只需動手」的「讓座鈴」可以避免尷尬，讓真正需要座位的乘客能安心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但是，自己說不出口的要求，透過廣播系統大聲而清楚的傳遞給整輛車的其他乘客，真的可以避免尷尬嗎？原本只是「需要座位者」與「讓座者」之間的事，但因為廣播加乘的效果，變成了全車乘客的事。以如此赤裸、暴力的廣播方式詢問他人讓座的意願，在無形中是不是造成了對方的壓力呢？
以司機的角度來說，有人按了「讓座鈴」，但沒有人起身讓座，司機要如何表達關切？是否需要介入詢問？就算沒有實際的行動，他的思緒也已經被干擾了，這一切和他的首要工作「專心駕駛」是存在著衝突的，嚴重一點來說，「讓座鈴」若是讓駕駛人員分心，使駕駛過程中產生了安全疑慮，誰能負責？
「讓座者」的感受肯定也不好，如果周圍都沒有人讓座，那麼看起來最「應該不需要座位」的乘客，例如穿著校服的學生，是不是承擔了全車的注視與壓力？如果他很不巧地，又有著需要座位的「隱性需求」，例如重感冒，或是腳扭傷，那他究竟該不該站起來？如果他決定不讓，其他的乘客會怎麼想？按鈴的人又該如何是好？
助人精神不該被化約為一個按鈕
「讓座鈴」的設計將「無私的幫助」添上新的標籤，將人性的道德制度化後，「讓座」成為一種義務，像是九年義務教育，你不能不讀，你必須得「履行」你的「義務」。這也是為什麼通勤的尖峰時刻，就算車廂像沙丁魚罐頭似的擠成一團，還是沒有人願意去坐空出來的博愛座，彷彿那空蕩蕩的博愛座有著一張血盆大口，除非外表看上去是老、是弱、是婦或是孺，否則一律生人勿近。害怕被誤會也好，擔心他人的異樣眼光也好，這一種莫名的擔心和愧疚感都是因為，我們正處於「道德焦慮」的狀態。
「讓座」本該出於自身意願，自己具同理心、並打從心底的希望能幫助他人，美意才存在意義。若是需要靠一個按鍵、一段廣播才能「喚起」助人的心，那助人的意義似乎就不復存在了。
或許我們應該思考的是，這樣內斂的社會是否缺乏溝通？是不是我們的社會內斂到，連將自身的座位需求講出來都會感到不好意思，所以才會催生出「讓座鈴」這樣一個「只需動手，不需動口」的設計？
這個社會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縮影，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小型社會，根本問題其實就出在你我的身上，面對這樣不善表達的大群體，我們能不能敞開心胸、彼此溝通？能不能要求自己變得更敏銳、更富有同理心？能不能保留一點溫柔和愛給眼前需要被照顧的過路人？我想，這些才是比「讓座鈴」更重要的事。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