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是一個在台灣相對少被提及的名詞，但在西方國家卻是一個相當被重視的概念。尤其數位科技已無孔不入地滲透了每個人的生活，因此包含個資與隱私在內的科技倫理是如今最常被討論的面向之一；甚至許多如 Facebook、Google 與 Microsoft 一類的大型科技公司都聘有倫理顧問。
然而，有鑒於當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更迫切的倫理問題待解決。德國社會早在今年初便展開了醫學與哲學的跨領域討論；首先是旅行與社交方面的自由限制問題，如今則是疫苗接種的強制性與優先性問題。
我有不接種疫苗的「身體自主權」嗎？
我們從小到大接種過的疫苗數量與種類，相信大部份民眾都不記得了。父母們多會依照政府機關的指示，帶孩子去接受注射；而上小學後，孩子也會乖乖地聽老師的指示，到保健室前排隊「打針」。我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兒童之法定代理人，應使兒童按期接受預防接種，並妥善保存預防接種紀錄。」但這種「理所當然」的背後，隱藏了一個常被忽略的重要議題，亦即政府究竟有無權力要求民眾施打疫苗。這涉及了「身體自主權」的界定，並隨著新冠肺炎疫苗的問世成了當務之急。
僅管對於嬰幼兒疫苗的接種，大部分民眾的直覺反應多是肯定的，但面對新冠肺炎疫苗又是不同的態度。原因明顯在於，時間已證明了嬰幼兒接種疫苗的優點，因此民眾對於政府的規範較不排斥；反觀新冠肺炎疫苗是新的東西，因此有較高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問題來了：一旦政府與民眾對疫苗的見解出現分歧，要由誰來決定？是政府說了算，還是民眾有話語權？即使接種疫苗確實有優點，但自己的身體自己負責，難道不接受不行嗎？
畢竟不是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值得信任，或真正會為人民著想，因此對於政府所做的決定，尤其是可能會侵犯人民權利的決定，都該以批判的角度檢視。換個角度想，在相似的議題上，從施打疫苗變成植入晶片，爭議性又更大了，畢竟政府所謂的「立意良善」可能並非如此。退一步說，就算政府真的立意良善，也不代表其決定都能盡善盡美，如何防止政府在資訊不足的情況下做出傷害人民權益的決定，仍然具有討論空間。這裡需強調的是，批判不代表否定，只是要釐清背後的動機與適當性，以避免非理性的判斷，而不同事件往往得以個案分別討論。
疫苗議題的癥結在於「集體免疫」與「身體自主」；一個是群體層面，一個是個人層面。然而，若沒有充足的人口接受疫苗接種，便無法達到集體免疫的效果；例如鄰國瑞士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半數的瑞士民眾傾向不施打疫苗。面對此情況，德國知名哲學教授馬庫斯‧加百列（Markus Gabriel）直白地表示，政府可以考慮將接種疫苗規定為義務。他認為，民眾除了身體自主權，對集體免疫也有道德義務，而就現況而言，應優先考慮後者。
屆時一定會有人搬出「侵犯權利」與「侵犯自由」的大旗抗議，但哲學家沙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獄」便說明了，一個人的自由會侵犯到另一個人的自由，只是程度的問題。換句話說，自由的限制與侵犯是無可避免的，重點是尺度的拿捏。對此，加百列也舉了個簡單的例子：「我們不能隨意上街打人吧？但這種限制稱得上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嗎？」顯然在他眼中，散播病毒與隨意打人都是同樣具有侵略性的行為，並該加以限制。然而他也強調，不要將他的話誤解成，為了防疫能夠無所不用其極，或對民眾權利的侵犯能無限上綱。
誰的命更「重要」，有權優先施打？
除了「身體自主權」的問題以外，由於初期的疫苗數量有限，顯然不可能讓全國甚至全世界的民眾同時施打，因此制定優先順序的標準也是個難題。畢竟有人優先，就有人暴露在危險之中；輕則生病、重則喪命。換句話說，這決定了哪些人的命較為重要。
既然涉及了生命的價值，這顯然已不是單純的醫學與策略性問題。加百列因此認為，新冠肺炎疫情突顯了人文科學的重要性，證明自然科學並不是萬靈丹，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他並表明了自己對於疫苗接種的立場：「我詢問過的醫學專家，沒有任何人對疫苗接種有疑慮。即使有副作用，也不會比感染新冠肺炎來得嚴重⋯⋯對於那些堅持不施打疫苗的人，我唯一能夠理解的原因，是他們獲得的資訊不夠完整。」
倫理委員會建議
針對這些問題，德國倫理委員會在 12 月提出的最新建議中表示，政府不應強制所有民眾施打疫苗，但可以考慮框定部分行業的從業人員。至於自願施打疫苗的民眾，先後順序應以降低死亡率為目標，因此該優先考慮重症患者，再來才是高風險族群（如年長者）。除此之外，醫護人員與會影響國家運作的對象（如總理）也不容忽略。最後，委員會成員奧格斯堡（Steffen Augsberg）建議，政府應盡速制定法律規範，以確保行政與執法機關日後的工作能順利進行。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