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劇《國際橋牌社》，細細演繹 1990 年代台灣政治圈的風起雲湧。
或許由於重現當年政治環境，主要演員一字排開、還是以男性居多，但當中仍不乏有意思的女性角色。其中白色恐怖「政治犯」後代許芷伶這個角色，更可說是相當少見的設定。
在《國際橋牌社》中，許芷伶有著極大的矛盾：自己的父親因白色恐怖入獄，童年與家庭在一夕之間毀滅。即便兒時的她隱約感受到「憎恨的對象」，卻始終未曾真的知道父親的遭遇──直到她與愛人共同挖掘檔案，才得知了父親的過去。
在戲裡，除了淒涼的身世，許芷伶也得到面對過去、揭露真相的勇氣，最後選擇為自己信仰的政治價值付出。
每個「政治犯」背後的那群人
在談論台灣白色恐怖政治犯的文學或藝術作品中，經常聚焦在政治犯「本身」的故事。他／她們為了革命、為了自由、為了理想、為了親友，或僅是無辜受牽連而鋃鐺入獄。在國家進行補賠償或平反過程中，也多聚焦在政治犯及其思想與遭遇上。
這些受難歷程固然令人同情，但其實白色恐怖所傷害的，絕對不只是政治犯本人──事實上，所有政治犯所鑲嵌的網絡，都無一倖免地受到衝擊；其中，最常被低估與忽略的，就是每個政治犯所在的家庭。
部分政治犯或許知道自己的「罪狀」，知道自己去了何處、讀了什麼、有何種憤慨，但更多時候，政治犯家屬對這些卻一無所知。深夜親人被帶走，自己只能懷著未明真相卻不敢過問的忐忑，接受來自威權政府沒有緣由的暴力：信件被偷看、生活被騷擾、訊問、跟蹤突然成為生活常態，甚至突然飛來一紙「領屍通知書」，要求繳交「贖屍金」換取親人的屍體⋯⋯。
除了政治犯本人，他們的家屬也彷彿被宣判有罪。
「獄外之囚」，政治犯家屬難以承受之重
《國際橋牌社》中的許芷伶就是其中一種典型：政治犯的家庭突如其來地失去唯一的經濟支柱、家族中最被期待的讀書人，餘下的老弱婦孺只好自力更生，卻什麼也不敢過問。而對年幼的兒女而言，明明應該是最親近的親人，卻頓時感到距離遙遠。
此外，許多女性政治犯家屬曾在訪談中提及，多數時刻為了在惶恐中致力保護餘下的家人，必須一肩負起家計；又為了確保孩子安全不受打擾、不被牽連，不得不依賴曾上門來的警察、特務。部分政治犯妻子在這些考量下，選擇改嫁。
在國家人權博物館所出版的套書中，有著對政治犯家屬而言極度貼切但悲傷的描述：「獄外之囚」。即使肉身並未被關押於監牢，卻也被囚禁在失去至親的痛苦，以及來自國家與社會的污名──特別是當中的女性家屬，常因為親人作為政治犯，影響到自身經濟、職涯成就以及婚姻。
近日出版的紀錄片《派娜娜》，更深刻描述了政治犯高一生之女高菊花，其人生因父親是政治犯而受到多麼巨大的衝擊。高菊花不僅必須在年幼時扛起經濟重擔，擔任歌星時處處受挫，最後則被特務機關吸納──這些政治犯家屬，也是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
除了台劇之外，更多史料也值得細讀反思
在台灣，白色恐怖影響許許多多家庭，這些傷痛卻少被社會所認識。然而，隨著轉型正義的推動，白色恐怖也累積豐富的學術研究、政府出版品以及藝術作品。除了《國際橋牌社》的虛構故事外，國家人權博物館所出的訪談集《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促轉會過去拍攝的政治暴力創傷概念影片《無聲之傷》，以及《派娜娜》等，也都有與政治犯家屬相關的討論。
威權政府帶來的悲劇是多重且廣泛的，過去在某些人身上無法輕易過去。但如同《國際橋牌社》的沈建宇努力陪伴許芷伶一般，用心地了解過去、探索真相，可以讓我們對現存的許多事物有更多同理，並在關鍵時刻做出選擇。
執行編輯：張詠晴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