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小在溫哥華長大。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台灣工作之後，偶爾能去溫哥華出差見見老朋友，就是最大的幸福。一次在溫哥華，剛好到高中同學鮑里斯的辦公室附近買東西，他提早下班來找我。
看到他的時候，我了嚇一跳：跟我印象中「高高在上」的他，怎麼不太一樣呢？全身的衣服都皺巴巴的、頭髮亂亂的，看起來不像剛下班，反而像是在路邊睡了一晚上。我知道在建築公司上班，他常常需要跑工地，渾身髒兮兮是很正常的。但剎那的視覺衝擊，還是讓我忍不住疑惑了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呢？
後來反思了一下，這可能是因為，我在無形中也受到從小耳濡目染的「華人社會鄙視鏈」影響了吧。
學生時代：以英語能力劃分
剛到溫哥華的時候，其實我的英文並不差。只是我以為自己很差，對自己沒信心，不敢正常地社交，只能躲在我的中文（普通話）舒適圈裡。我的學生時代，是香港人主宰（dominate）加國華人社會的年代。出去餐廳吃飯，若不會講英文或廣東話，你就別想點菜了──服務生叫也叫不來，來了聽你講普通話又會直接不耐煩地走開⋯⋯所以老移民即使沒有香港背景，都聽得懂跟說得上幾句廣東話，是很正常的。
在學校裡，更佩服說著流暢英文的亞洲臉孔，羨慕「CBC」（Canadian born Chinese）完全不比別人差的英文能力。對於我這種當時的「新移民」來說，他們簡直是無法望其項背的存在。
在那時的「華人社會鄙視鏈」當中，只說英文的 CBC 是第一等人，再來是香港人，接著是台灣人，最後是大陸人。但其實說到底，與其說是按「地域背景」分，不如說是以各族群的「平均英文能力」來劃分。
同學裡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馬丁，他是白人跟香港人的混血，理論上是「第一等人」，但他並沒有那種顯而易見的優越感，和我這種「中等人」說話的時候一樣耐心、溫柔。之前聽同學們提過馬丁跟一個來打工度假的女生在一起，先上了車才補票，現在孩子已經一歲多了。鮑里斯說，他們上次聯絡的時候，馬丁一直想要賣東西給他。打聽之後才知道他在做直銷，希望吸收鮑里斯當他的下線，嚇得鮑里斯從此不敢跟他聯絡。
職業不分貴賤，只是我以為，九年級（相當於台灣國三）時以背景與英文能力來分等級時的「第一等人」，會比其他人有更好的出路。畢竟要進入主流社會的第一要素，就是語言能力。
單用英文一項來將人劃分成三六九等聽起來很匪夷所思，但這是無數在地華人無法否認的現實。從近年移入大量華人新移民的 BC（英屬哥倫比亞、港稱卑詩） 省公立中學排名，可以看出一些端倪：University Hill 中學，位在加拿大西岸最好的大學 UBC 校園內，是過去許多華人子弟的首選之一。2015 年它排名全省第 19 名，2016 年第 28 名，2018 年第 30 名，但 2019 年摔至全省第 120 名。
背後原因，正是大部分亞洲父母對學區的執著：要去排名高的學校才有「好的老師」，才有「素質高的同學」，他們就像孟母三遷一般，希望孩子能有「最好的環境」。
而新移民由於英語能力往往有限，需要先讀 ESL（English as Second Language）的課程。有些來得晚的移民，因為語言能力不足，便無法照著自己原來的年級上課。比如說，加國中學要考到 ESL 四級才能上十年級（相當於台灣高二）的課，假如九年級結束前沒有考到四級，別的同學上十年級的課的時候，就只能先上 ESL 的課，無法修十年級的學分。學分修不完的情況下，一旦滿 19 歲就不能繼續在高中上課，而是要去成人學校將學分修完才能申請大學。
於是，這些近年大量新移入，但單純因為語言能力不足而無法升學的移民學生，拉低了整體「升學率」，也造成過去的「名校」如今排名暴跌。
出社會後：以工作、生活地點劃分
長大以後我回流台灣，大部分的人都覺得「一定是英文不好」、「一定是國外混不下去才回來」──甚至有人很失禮地直接當著我的面這麼說。
但聽了馬丁的故事之後，我不禁開始質疑起，為什麼大家會這麼想？為什麼一定要留在溫哥華，才是「成功」呢？
像馬丁做直銷，或是像他太太打零工，這些在我們的原生地並不算體面的工作，只因為「過了水」，就能夠被定義為成功了嗎？現在我有一份不錯的機師工作，每天面對不同的挑戰，這樣的人生，是失敗的嗎？我認為這都只是選擇不同而已──我不能理解馬丁夫婦的幸福，不代表他們不幸福；我很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許把別人代入我的人生，他也可能過得很痛苦。既然如此，又怎麼能夠定義誰是比較「優秀」、「成功」的呢？
再說一個在加國華人社會定義中「由黑翻紅」的真實案例：我的高中同學凱瑟琳，父母都來自北京，因此在學生時期屬於當地華人圈所謂的「最底層」。但她小時候住在漢堡，所以最有自信的語言其實是德語──後來到了加拿大，她在學校努力用英語，還學了法語跟西語。我們說中文她也聽得懂，但對於口說沒有自信，所以總是用英文回答。
高中的時候，每個學年末都有頒獎典禮，上台最多次的總是她：不但成績全Ａ，而且總是學年第一名──高中五年，沒有一年例外。大學她去了加拿大最好的商學院，畢業後進入世界前幾名的會計師事務所，又外派到歐洲。到後來，她有什麼成就都不奇怪了，最後我們聽說她進了 Google。
在加拿大華人圈的定義中，能去美國，幾乎就是人生勝利組，尤其是世界知名的大城市。（當然，加拿大的華人很少去美國的「鄉下」，因為⋯⋯要去「鄉下」，留在加拿大就好了，不用去美國）
還有一些被認為是「勝利組」的人，是到歐洲生活的人。加拿大因為有雙國語，即使我們處在英語區，當地也有法語授課的學校，我的高中就是英法雙語的。有許多去得早的華人，英文能力無虞，也就順理成章地就讀法語部。進了大學之後，去法國交換學生的人也不在少數。當然也有選擇去魁北克的，但是對於大學生來說，既然都要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那就去遠一點吧！所以我身邊大部份學法語的朋友，都是去法國。有些人畢業之後又到法國繼續進修，還有一個朋友可琳娜軌跡跟別人相反──她是商學院畢業的，一開始工作先進了一個加拿大的小公司，後來派駐在英國，又透過獵頭公司，進入全球知名的 Spotify 工作。幾年之後又重回校園，到牛津大學進修。
即使留在加拿大本地，也是有地域迷思的：溫哥華由於氣候溫和，又連年獲選「世界最宜居」城市，是大部份人移民加拿大的首選。相反的，東岸的首都渥太華與第一大城市多倫多，每年冬天都會下雪，許多人在選擇居住地時，就直接排除了這個選項。 2007 年，高中畢業的那一年，許多同學沒有申請上加西的大學，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東岸唸書。
但其實有時候選對專業，比選「大城名校」更為吃香──舉例來說位於加拿大多倫多近郊小城的「滑鐵盧大學」（University of Waterloo），其實是一間很好的大學。但西岸華人大部份都會覺得那是「鄉下學校」、還會聯想到「拿破崙慘遭滑鐵盧」，因而不樂意就讀。那時候一位高中同學因為英文成績不夠好，滑鐵盧是他唯一的選擇，沒想到在「滑大」四年，再加上一年實習，畢業的時候，他的出路是最廣的。
畢業數年後：以專業能力劃分
如今同學們紛紛來到而立之年，世界也越來越緊密──不再是國與國之間的「國際」時代，而是國境模糊的「跨境」時代（transnational era）。一部手機，可能是美國設計、零件來自世界各地，然後在中國組裝，最後透過層層的經銷商來到消費者手中。
如今的世界性人才，許多人也都擁有著「無法一言以蔽之」的背景：比如說上文提到的凱瑟琳與可琳娜，還有我最愛提的安雅都是如此：她在俄羅斯出生， 5 歲移居美國德州，到溫哥華念大學，到亞洲工作居住了數年，又到了魁北克工作。
由於移民背景，現在我和朋友們遇到「你從哪裡來？」這個問題時都覺得很頭痛，因為這代表我們要把 30 年的人生濃縮過後，成為一個過於簡短的介紹語──為什麼不單純說自己在哪裡出生就好？因為這等於抹去了我們過往這麼多年來的學經歷和認同感。
剛畢業的時候，多數人最羨慕的是一位精品店工作的同學，因為她總是身著各大歐洲奢華品牌，坐著帥哥開的豪車或超跑出現。我們羨慕她的社群媒體上有成千上萬的追蹤者，而我們的交友圈只是自己生活中認識的人。
但工作了幾年，我開始仰望那些靠著自己優異的工作能力，一點一點掙到金錢與尊重的專業工作者：唸醫學院的同學終於畢業、在醫院站穩腳步，當律師的朋友在行業當中找到自己的立足點，開始成為小有名氣的律師，決定成為學者、研究者的朋友們，終於快要走完博士班的旅程，開始在一些學校教課⋯⋯。
反思所謂的「鄙視鏈」
看著這每一個令人感到驕傲的朋友們，在邁入 30 歲之後，現在我突然覺得，自小到大一直困擾著我的鄙視鏈，如今好像不再重要。
不是因為鄙視鏈不復存在，而是自然而然，你只會跟與你差不多的朋友們，保持著斷斷續續的聯絡；你不再會因為對方沒有回覆訊息而受傷，見面時也覺得大家依然是原來單純的大家。國境漸漸模糊的時代，不管身在何方，如果真的是朋友，想要聯絡總有方法聯絡上；至於沒有聯絡的朋友，也就自然慢慢淡出彼此的生活。
很幸運地，現在很多朋友們來台灣的時候，還是會傳個訊息給我，問問有沒有空見個面。離開學校，不再身處相同的生活圈，沒有利害關係，反而更純粹。
我依舊景仰著那些事業有成的同窗們，但不再感覺自己相形之下顯得渺小。看著他們光鮮亮麗的新動態，我還是會不時驚呼一下或按讚祝賀──但那就像在社群媒體上追蹤名人的心情而已。
執行編輯：邱佑寧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