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你要不要謙虛一點？有些人就是『生來犯罪人』，你要理解人的有限性。」金馬影展映後座談，觀眾的提問一拋出來，全場的觀眾先是驚呼，接著屏氣凝神。
「其實不管你我的立場是什麼，我們的目標都是一致的──希望讓這個社會變得更好。」導演這麼回答。
這是我看金馬影展這麼多年以來，聽過最精彩，卻也令人捏一把冷汗的靈魂碰撞。
這部片，就是在 2025 年金馬司法影展播映、近期在院線上映的紀錄片《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全片把鏡頭對準了三位被貼上「死刑犯子女」標籤的人，細緻描繪他們成為加害者家屬之後，最真實、最平凡，卻也最壓抑的日常生活與內心拉扯。
操刀這部作品的導演李家驊，自 2008 年受邀拍攝蘇建和案紀錄片起，便與司法及人權議題結下不解之緣。他坦言，在真正深入田野、研讀文獻之前，自己曾是「非常支持死刑的人」，卻在一次次看見制度缺陷之後，內心逐漸動搖。
2020 年，李家驊推出《我的兒子是死刑犯》；5 年後，他再次背負著自己所說的「任性的責任感」，帶來同主題作品《我的爸爸是死刑犯》。相較於前作試圖從法律與制度的角度「辯論」死刑，這一次，他則是抱著「彌補遺憾與自我修正」的心態重新出發。
在作品上映前夕，李家驊接受《換日線》專訪，以近乎自我剖白的方式，分享自己如何卸下昔日「憤怒倡議者」的鋒芒，轉而以更溫柔的傾聽，承接那些容易被社會遺忘的生命，也與台灣大眾共同思考：死刑究竟該走向何方？而一項刑罰的存在，又究竟意味著什麼？
父親隨時可能被槍決，他們卻連「害怕」都難以說出口
「死刑」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罰之一。在《漢摩拉比法典》中，它代表著「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正義；到了現代，死刑卻逐漸成為一場關於國家、生命與正義的漫長辯論。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裡，李家驊找到了三位死刑犯的子女。他們來自不同家庭，卻因為父親犯下的重罪，共同處在父親缺席、死刑待決，以及社會輿論所形成的陰影之下，艱難地生活著。
本片歷時 5 年拍攝完成，不僅橫跨疫情時期，製作前期甚至就碰上了死刑犯遭槍決的時刻。
李家驊透露，每當傳出「近期可能有人會被執行」的消息，主角們的情緒就會變得浮躁，「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是誰被執行」。往往要等到槍聲落下，他們才知道那個人是不是自己的家人。
「他們其實是提心吊膽地生活著」，而這份煎熬，往往還伴隨著另一層難以言說的顧慮。
「他們自己也知道，爸爸做的事情其實都非常、非常可惡。」李家驊透露，電影前期籌備時，部分主角對於受訪其實有很大的擔憂。但這份疑慮，並非只是害怕遭受社會輿論攻擊，而是擔心：如果過於高調地談論自己的故事，會不會再次打擾、傷害被害者家屬？
於是，他們選擇蓋上馬賽克、讓聲音變調，希望將可能帶來的衝擊降到最低。不過，這裡面有一個人很不一樣──身為加害人家屬，同時也是被害人家屬的鄭宜修。
當殺害母親的人，是自己的父親
在大眾印象中，死刑犯及其家屬似乎必須抱持著「沒有明天」的覺悟，被害者家屬則靜候「槍聲落下」的正義來臨。然而，鄭宜修卻必須痛苦地夾在兩者之間。
2002 年，他的父親鄭武松在離婚兩個多月後，懷疑前妻與主管曖昧而無法接受，在談判復合破裂後，持刀殺死前妻與其主管。2005 年死刑定讞後，至今已關押、等待執行超過 21 年。
鄭宜修一方面承受失去母親的悲痛，另一方面，也面對著父親死刑定讞後，長年懸而未決的心理煎熬。
理性上，他知道父親犯下滔天大罪，於法不容；情感上，卻被困在「希望殺母兇手伏法」與「不希望國家奪走父親生命」之間。對他而言，死刑既是一個無解的黑洞，也像一道終身揮之不去的詛咒。
然而，鄭宜修的故事並非完全孤立的個案。
2014 年，時任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張錦麗發現，當年 474 件的故意殺人案中，有 12% 到 14% 具有廣義家庭關係。這意味著，在部分重大暴力案件中，加害者與被害者並非存在於兩個截然分開的家庭；同一個人，也可能同時承受「加害人家屬」與「被害人家屬」的雙重身分。
在李家驊眼裡，鄭宜修擁有過人的勇氣。第一次在聚會中與鄭宜修相識時，他只覺得對方幽默、風趣，後來才知道他就是死囚鄭武松的孩子。「當我問他是否願意受訪的時候，他一口就答應了」──不過這種勇氣，並不代表他真的百毒不侵。
「沒有哭的立場，更沒有笑的資格」
在日本紀實文學《加害人家屬》中，作者鈴木伸元形容這群人「沒有哭的立場，更沒有笑的資格」，只能在自責與求生之間擺盪，背負著並非由自己犯下的罪，矛盾地生活下去。
鄭宜修的痛苦與壓力，早已在漫長歲月裡被徹底「內化」，成為生活的背景音。李家驊說，如果你問他會不會痛苦，他只會一臉沒事地回你：「沒有啊，哪有很痛苦。」
「今天手機有沒有壞？車子的冷氣還能不能用？」
李家驊感慨，這群活在死刑陰影下的子女，平日最在意、也最真實的煩惱，往往與普通人沒有太大不同。也正因為那股陰霾長年深埋心底，他們早已學會帶著這個重擔生活。
久而久之，痛苦不再是一個需要被特別指出的事件，而是被活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連他們自己，都未必察覺那份始終隱隱作痛的撕裂。
從「憤怒的倡議者」到學習「聽對方把話說完」
片中的三位受訪者雖然都支持死刑，但在面對自己的至親時，卻都會出現極為複雜的心理反應。「我不覺得我有立場、能力去告訴別人應該支持或反對死刑。」李家驊說，即使看完這部片，也很難用絕對的二元論述，替死刑的未來畫下一條簡單明確的答案。
那麼，這部片究竟希望把觀眾帶往什麼方向？
李家驊直言，電影背後真正想觸碰的，其實是「公共政策」如何被討論。「不管決定要廢除或留下死刑，整個社會必須要有『健康』的討論過程」，而不是讓討論停留在人身攻擊，或被單一、片段的情緒所主導。
這個過程需要時間醞釀，也映照著李家驊自己的創作歷程。2020 年《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上映後，引起不少討論，也讓大眾看見死刑背後複雜的人性。然而，回頭看那一連串的倡議，李家驊卻產生了一些後悔。
「我當時像是一個運動的倡議者，想要急切地告訴大家死刑的危害⋯⋯可是我當時太像在吵架了。」那時候的他，急著與立場相對的人交換意見，甚至帶著憤怒、挑釁的心態。「我當時都覺得：反廢死不聽我說。但後來我才發現，我其實也沒聽過他們好好說話。」
因此，這一次拍攝新作品，李家驊給自己的第一個要求，就是「先學習聽對方在說什麼」。他不再試圖透過電影給出標準答案，而是希望在一個日益極化的社會裡，讓人們先靜下來「聆聽」。
唯有願意聽見彼此，公民社會的公共思辨，才可能真正有來有往。
用一部電影，讓人開始願意對話
回到金馬映後座談上，那個關於「生來犯罪人」的尖銳提問。這樣截然不同的價值觀正面碰撞，究竟代表什麼？
「這代表公民社會開始願意對話」，李家驊說，他其實很感謝那場映後座談。因為那個提問，他第一次回頭認真研究了 19 世紀義大利犯罪學家切薩雷・龍勃羅梭（Cesare Lombroso）的犯罪學理論。
雖然他笑說自己「沒有被說服」，卻也坦言，他確實花了很長時間查資料，而對方的話也因此「留下了一些印記」。他相信，那位觀眾或許同樣會在生命裡記住這場相遇，記住這個世界上，曾經有一個人與自己的立場完全相反，卻拍出了一群如此真實的生命。
或許，這正是電影能夠做到的事。
在一個高度撕裂，甚至時常拒絕理解彼此的社會裡，我們依然可能透過電影這個媒介，在同一個黑暗的空間裡相遇。電影能做的，本來就不是替死刑找到一個非黑即白的答案，而是讓我們看見：在「支持」與「反對」之外，還有一群人，正真實地活在這項制度留下的餘波裡。
那天散場之後，死刑依然沒有答案。但或許，比找到答案更早一步的，是我們終於願意先聽彼此把話說完。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