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好一陣子了。關於 AI 會怎麼影響我們的生活這件事情，在大小社交場合、私人聚會、媒體平台或正式會議上，總能聽到各式各樣的討論。
在我身處的內容產業中，更有許多人關心，AI 對文化創意產業的衝擊到底是什麼？
老實說，這不會有絕對的答案，畢竟沒有任何人能預知未來的事情。
但我可以很確定地說：一直以來，所有內容創作者都活在各種焦慮之中，最終仍然會有一部分的人找到相對最佳的解方。
因此要更準確地判斷 AI 帶來的變局與因應之道，從過去的產業鉅變中對照相似與不同之處，是相對可靠的方式：
每個時代都說「內容已死」
記得當年 MP3 出現的時候，唱片公司說「音樂產業要完蛋」。YouTube 崛起的時候，電視台說「廣告已死」。Netflix 全球擴張的時候，電影院說「觀影體驗要被全面取代」。
但後來呢？
Taylor Swift 的 Eras Tour 在 2023 至 2024 年間創下史上最高演唱會票房紀錄，全球票房突破十億美元。實體黑膠唱片在數位串流時代反而復甦，連續多年銷量成長。電影院在疫情後的 2023 年全球票房回升，《奧本海默》和《芭比》同檔競爭製造的社會熱度，更是任何演算法都無法完整複製的集體體驗。
所以，或許內容從來沒有死，死掉的只是舊的分配機制。
每一次媒介的革命，真正改變的並不是「人們是否需要內容」，而是該怎麼把自己的內容推薦給需要的人看到。例如以往我們相信「好的內容自然會被看到」，但隨著時代演進，慢慢被改變的是：「好的內容經過設計之後才能被看到」。
而 AI 的進場，則是這條路徑上的最新一步，只是這一步改變的，是創作者的入場門檻。
從每個時代的「門檻變化」說起
因此，要理解 AI 正在改變什麼，我們必須先理解台灣文創產業在過去 30 年裡，門檻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被改寫。
無紙化與撥接時代（1990s）：工具與資本是門檻
在這個階段，創作本身就需要「入場資格」。
寫作出書，需要出版社認可；創作歌曲，需要唱片公司發行；做影片做節目，需要電視台給時段──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有效率的大眾傳播方式。分眾與線下體驗當時仍明顯停留在「在地宣傳」的範疇，影響力極難跨出地域。
工具、資金、通路三位一體，均掌握在少數機構手上。
這個時期的台灣文創，出版社、唱片公司、電視台是絕對的守門人。當時少數能夠通過這些機構發行的作品，幾乎等於擁有一定程度的市場保證。如果能拿到金鐘、金曲、金馬等獎項之一，更幾乎等同於自動獲得媒體報導與市場能見度、認可度，甚至與銷售量緊密扣合。
這條產業邏輯鏈，在當時對某些「業界大咖」來說運作得極有效率，對多數「未達標準」的創作者來說，卻是難以企及的高門檻。
Web 2.0 與社群時代（2004–2012）：流量與人脈是門檻
接著，隨無名小站、PTT、部落格⋯⋯陸續出現，台灣市場第一次讓素人創作者有了高效進行大眾傳播的機會。內容發行的門檻也從「有沒有資本」，變成「有沒有流量」。
這個轉變看起來「民主」，但其實只是換了一種稀缺性：
在「部落格時代」，需要的是文字能力與持續更新的意志，也因為讀者是主動來找你的，因此口碑與轉貼極為重要──這個階段的創作者，更像在經營一個「小型媒體」，受眾雖有限，但黏著度高，互動是真實的。PTT 的「鄉民文化」也在此時期成形，集體討論與爆文機制，讓素人第一次有機會在沒有機構背書的情況下，能夠製造與引導輿論話題。
接著到了 YouTube 世代，整個邏輯再次翻轉。光是「會寫」已經不夠，你還需要能拍、能剪、能說話，甚至需要懂得如何設計縮圖、下標題、抓住前三秒。從這個角度來看，創作的技術門檻反而變高了，只是這個門檻不再由機構控制，而是由平台的演算法說了算。
台灣這個時期的代表性創作者，如蔡阿嘎、這群人、理科太太等等，他們的成功不只是因內容與人設本身，亦建立在長期摸索平台邏輯的基礎上。
也是在此時，個人品牌慢慢開始能與機構對抗，甚至用單一頻道建立起過去只有電視台才有的受眾規模──但這條路需要的是持續更新的技術能力、對演算法節奏的高度敏感，以及能在高度分眾的環境裡找到自己的定位。
這個時期真正改變的，不只是「誰可以創作」，更是「什麼樣的人才能持續被看見」。
行動化與串流時代（2013–2022）：IP 規模是門檻
到了 2010 年代之後，社群媒體如 Facebook、Instagram，串流平台如 Netflix、Spotify 等，則進一步重組了大眾的內容消費方式。
它不只跳過了機構發行的限制，更讓跨國界的傳播變得更加可能，例如台灣的周興哲、魏如萱靠 Spotify 打進東南亞市場，過去必須依賴唱片公司海外發行的複雜流程，如今變成平台上的一次上架。
但這個時期也讓另一件事變得清晰：跨國平台完全拿走了「守門人」的位置。
誰能上推薦清單、誰能被演算法推送，決定了誰能「被看見」。台灣業界曾經習慣的行銷邏輯也開始快速失效，獎項不再自動等於曝光，首刷即決勝負成為業界共識。
而緊隨其後的現在，AI 進場了：
生成式 AI 時代（2022-）：徹底翻轉「創作者門檻」
如今，生成式 AI 讓「製作一個作品」的成本趨近於零。Sora、Runway 讓任何人都能生成影片；AI 寫作工具則讓一個人的產出量等於過去一個編輯部；Adobe Firefly 讓沒有設計背景的人，也能產出商業級視覺素材⋯⋯。
這件事的規模，比過去任何一次工具革命都更加劇烈。而且它改變的，是內容生產端的門檻。
過去每一次技術革命，改變的是媒材與載體，從紙本到數位、從電視到串流、從圖文到影音。那些變革衝擊的是通路與分配方式，創作者的專業本身還在。
但生成式 AI 這次直接進入的是創作行為本身：它能寫、能畫、能剪、能配音。被挑戰的不再是「你的作品放在哪裡被看見」，而是「你的專業是否仍然必要」。
這是一種本質上與過去完全不同的威脅感──以前是市場在變，現在是創作者專業性的基礎正在被動搖。
在簡要回顧過去 30 年來台灣文創產業面臨的變化後，接著我們就來據此判斷接下來會發生哪些事：
一、「好內容」持續有價，但定義可能改變
首先，生產門檻降低，意味著市場上的內容數量會爆炸性增長。
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數量增加從來不會讓「好內容」變得更不值錢，只會讓它更稀缺。當所有人都能生成一篇文章、一支影片、一張圖，真正有觀點、有積累、有信任感的內容，反而會更加凸顯。
只是稀缺性的來源換了位置：過去稀缺的是技術、工具或通路的「入場資格」；現在稀缺的是判斷力、品味、敘事結構，以及那種難以被複製的，「讓人願意持續回來的理由」。
例如日本的實體演唱會市場，在串流音樂讓「聽歌免費」成為常態之後，票房反而逆勢成長。2023 至 2024 年全球演唱會市場規模亦創歷史新高，Live Nation 財報顯示現場娛樂需求持續上升，即便串流讓聽歌成本趨近於零。
這顯示儘管音樂可以被無限複製，但「在場的體驗」無法被取代，也就是說內容的「情感價值」，從來不等於它的「生產成本」。
台灣的 Podcast 市場也提供了另一個角度：頭部節目的訂閱持續成長，但集中度也越來越高。這顯示現在聽眾願意付費的不是「資訊本身」，而是「這個人整理世界的方式」。
這件事在 AI 時代變得更加清晰。
過去一篇有份量的深度報導、一篇資料紮實的長文，光是「蒐集整理」這件事本身就已經構成價值。但當 AI 能在幾秒內彙整資訊、生成摘要，純粹靠資料堆砌的內容，護城河就消失了。
反而被凸顯出來的，是「觀點」：你如何詮釋這件事、你站在哪裡看這個世界、你願意說出什麼別人不敢說或沒想到的話──這種東西，AI 沒有立場，生成不了。
新聞業正在經歷的困境與分化，其實就是這個邏輯的現場：純資訊型的報導持續萎縮，但有鮮明立場與深度分析的媒體，反而找到了願意付費的受眾。內容並沒有死，但沒有觀點的內容，正在快速失去它的位置。
二、M 型化正在加速發生
當創作門檻全面降低，還會發生另一件事：產業加速 M 型化。
這個現象並不限於文化創意產業。從法律、金融、教育到醫療，AI 工具同樣在壓縮中間層的生存空間，能做判斷的人被放大，純粹執行的工作被替代，夾在中間的熟練者則最先承受壓力。文創產業只是因為「內容生產」本身就是 AI 最擅長模仿的領域，所以感受到的衝擊來得更早、也更直接：
頂端：判斷力價值放大
目前 AI 真正降低成本的，主要發生在自媒體與小型製作端，腳本初稿、素材生成、字幕、配音、基礎剪輯。對大型製作而言，成本大頭在選角、拍攝、後期與發行，這些環節 AI 目前幾乎無法實質介入，就算在後期處理上使用，準備的時間、素材整理等，也依然需要許多準備以及調修，整體預算與準備時間因此並未真正大幅下降。
也就是說，AI 目前降低的是執行門檻，但仍無法降低判斷門檻。那些本來就以判斷力與策略視野為核心競爭力的人與組織，在這波浪潮裡反而能走得更快。
韓國的 HYBE 是最清楚的案例：它不只是唱片公司，也是同時運作 IP、遊戲、Webtoon、演唱會、粉絲平台的「內容架構師」。這類組織的核心競爭力不在執行，而在能整合不同媒介、判斷 IP 生命週期的戰略視野。AI 工具只會讓這樣的人和組織，做得更快、更大。
A24 是另一個面向的例子：小成本製作公司，但每一部片都有極清晰的品味主張，他們依靠的是選題判斷與敘事立場，而不是製作規模。A24 的護城河從來不在製作成本，所以 AI 工具目前能降低的那些成本，對他們而言影響也有限。
底層：執行工作加速消失
而無論是個人或企業，只要一項工作可以被清楚描述、可以被拆解成步驟，AI 就有機會介入與取代。
門檻越低的執行工作，替代速度越快。
例如個人工作者這端， ElevenLabs 等語音生成工具直接衝擊基礎配音員的生計，翻譯產業也一樣，高度專業的法律、醫療與文學翻譯仍有價值，但中間那一大層「夠用級別」的工作，正在被快速替代。
企業這端，信號同樣清楚。Ubisoft、EA 等大型遊戲製作發行公司，在 2023 至 2024 年間大規模裁員，同時宣布加大 AI 工具投入。
大家都希望能用更少的人，做同樣甚至更多的事。
中間層：最危險的位置
2023 年好萊塢編劇大罷工，核心訴求之一是防止 AI 替代初階編劇工作。當時很多人把這件事當成遠方的警報，但這個警報，也已經在台灣發生。
台灣廣告產業的變化最直接：文案、美術助理的職缺在近兩年明顯萎縮。不是因為廣告量減少，而是因為過去需要 3 個人完成的工作，現在一個人搭配 AI 工具就能做到。台灣影視與出版產業也是如此：執行製作、剪接助理、基礎編輯工作，這些過去是新人進場的入口職位，正在被 AI 工具一個一個取代。
問題不只是這些職位消失，而是這些職位原本承擔著一件更重要的事：養成。
一個資深編輯、一個成熟的製作人，從來不是憑空出現的。他們是從校對、從執行、從反覆犯錯與修正的過程裡成長的。當入口職位消失，新人失去了進場的機會，中階熟練者面對結構性的需求萎縮，整個產業的養成路徑就會出現斷裂。
這才是 M 型化真正令人憂慮的地方。它不只是收入的兩極分化，也是當頂端的人越來越強、底層的執行被大量替代，中間這一層的空洞化，會讓整個產業的能力傳承慢慢失去基礎。
當然，有人會說：既然 AI 讓一個人的產出等於過去一個小組，新一代創作者大可跳過傳統路徑，直接用 AI 工具在家完成自己的微型 IP、自我養成──這條路確實存在，而且也已經有人走出來了。
但自我養成能解決的，是「個人」創作能力的問題。它解決不了的，是產業需要的另一種能力，如何在真實的協作裡做判斷、如何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取捨、如何與人談判、如何在機構的摩擦中理解產業的運作邏輯。這些能力，不是用 AI 工具反覆練習就能長出來的，它需要真實的場景、真實的失敗，以及有人帶著你走過這個過程。
個人可以自我養成，但產業養不出足夠的製作人型人才──這才是產業斷裂真正發生的地方。
三、人才斷層：AI 時代，產業真正面對的危機
AI 時代，現在市場開始迫切需要的，是「製作人型人才」：懂內容節奏、懂平台邏輯、懂版權結構、懂談判語言。但這類人才在台灣長期稀缺，且目前的訓練體系還沒有跟上這個需求。
另一邊，執行型人才面對的不只是「被取代」，更包括「被壓價」。因為 AI 把替代成本降到最低，同樣的輸出，市場願意支付的費用正在下降。
日本出版社的變化提供了一個可參照的座標：大量中階編輯工作正在被 AI 輔助工具壓縮，但能做選題決策、能與作者建立長期信任關係的資深編輯，需求反而在上升。這個分裂，也在台灣緩慢但確實地複製。
而台灣文創產業面對這個浪潮，還有一個結構性的脆弱點：資源本來就少、行銷預算低、跨域能力不足，這些在 AI 時代之前就存在的問題，不會因為工具變便宜就自動解決，反而可能因為競爭者都擁有同樣的低成本工具，讓差異化更難維持。
更深層的問題是，當入口職位消失、中間層萎縮，產業也同時失去了培育下一代判斷力的土壤。頂端的人才不會憑空出現，他們都是從執行、從犯錯、從被帶領的過程裡長出來的。如果這條養成路徑持續斷裂，台灣文創產業面對的將不只是當下的人力結構問題，而是十年後，根本找不到足夠的人來承接那些需要判斷力的位置。
因此我認為，AI 進場之後，台灣文創產業的危機來源，可能從來就不是「人 vs. AI」。而是：擁有判斷力的人與沒有判斷力的人，距離會被 AI 工具加速拉開。而中間那條本來應該讓人往上走的路，正在快速消失。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