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離莫斯科 379 公里外的布良斯克（Bryansk），體態瘦弱的收容人們被拘禁於鐵門內的看守所，在一座詭譎的建築物前勞動。
這是《大檢察官》（Two Prosecutors）開場最強而有力的鏡頭。畫面中，看守所前築起了鷹架，構圖層層疊疊，木條複雜地相互交叉，宛若蘇聯共產黨縝密的官僚結構。建築物內部，則處處布滿鐵造欄杆，以對角線的形式穿越景框，瀰漫一股冰冷的暴力，令人不由得聯想邱吉爾所說的那道「鐵幕」。
正是在這樣封閉、不安，而且被體制「監控」的空間裡，一位收容人偷偷違背命令，將大牢裡一張陳情紙條送出看守所，後來輾轉來到年輕檢察官科涅夫（Kornyev）手上，開啟了本片驚心動魄的故事。
《大檢察官》入選去（2025）年坎城影展主競賽單元，改編自蘇聯作家德米多夫（Georgy Demidov）同名小說，由烏克蘭導演瑟蓋洛茲尼察（Sergei Loznitsa）執導。導演的作品多次入選坎城影展，他除了是劇情片的能手，也曾拍攝與蘇聯相關題材的紀錄片。
本片故事設定於 1937 年，正是史達林「大清洗」（Great Purge）如火如荼進行的時刻。根據史實，由於 1930 年代初期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失敗，史達林的權力逐漸動搖，他在 1936 至 1938 年間發動大清洗，以電影劇情中一再提及的「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作為秘密警察，透過刑求、監禁、羅織罪名等不正當手段，從中央到地方大規模整肅異己，以鞏固在黨內的權威。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檢察官科涅夫面臨的是一整個失控的政治官僚，然而年少輕狂的他有所不知，逐漸踏入龐大的黑洞裡⋯⋯。
透過這篇文章，我將拆解《大檢察官》的影像形式美學，如何與其歷史背景、劇情內涵相互呼應，同時進一步分析：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普丁權力一把抓的當代，這部電影能夠帶給觀眾怎樣的思考？
（小提醒：本文將提及部分電影劇情。）
導演如何藉「影像語言」訴說官僚政治？
《大檢察官》的第一幕，聚焦在科涅夫如何進入看守所，見到傳出紙條的收容人斯捷普尼亞克（Stepnyak）。導演對於視覺語言的設計很有一套，進門前需要經歷一次又一次的敲門、確認，再經過一通又一通談話內容詭譎的電話，展現出官僚系統的嚴密。
此外，攝影也刻意讓鐵門、厚重的牆壁占據畫面的極大比例，以襯托出科涅夫面對國家機器的渺小，根本無以撼動這套系統。
靠著過人的耐心，科涅夫最終還是見到了斯捷普尼亞克，得知他被毒打、刑求逼供的事證，並展開前往莫斯科的「告狀」之旅。然而，光是前面這段短短的第一幕，已經花掉片長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
觀眾在冗長而詭異的長鏡頭中，跟著科涅夫一起被晾在一旁，聽著背景時鐘的滴答聲，卻仍一無所獲。導演用剪輯、視覺、聽覺呈現出銀幕內角色的冗長等待，也成功營造出一種山雨欲來的氛圍，吊足我們的胃口。
對於官僚與冰冷國家制度的具象呈現，在電影的第二幕又更為進化。當科涅夫踏進莫斯科的辦公大樓裡，鏡頭刻意停留於長廊、樓梯等空間，捕捉背景角色魚貫穿梭、各行其事的官僚運行，但科涅夫卻格格不入，總是卡住流動的人群。
此外，整棟大樓更充滿「鬼屋式」的情節設計，讓科涅夫遇見自稱是「老同學」而無故認親的怪人，以及在樓梯間被嚇到找不到出口的男子。一切都令人不安，卻又說不出個所以然。
在這樣的空間裡，編導也藉機說明了科涅夫為何無法融入國家體制。樓梯間裡，一位女士不慎將資料撒落一地，僅科涅夫主動協助她撿起資料，展現出正義感與助人之心；反觀旁人皆袖手旁觀，好似「不要管別人的事」正是蘇聯官僚下的生存法則──顯而易見，這位年輕的檢察官全然不諳此道。
一場已知結局的旅程，如何仍讓觀眾揪心？
第二幕當中，科涅夫終於見到了原文片名「兩個檢察官」裡的另一位──檢察總長維辛斯基（Vyshinsky）。
在這場對話當中，兩人都是檢察官的角色，但比起 Aleksandr Kuznetsov 飾演那稚氣未脫、時不時會顫抖的科涅夫，俄羅斯演員 Anatoliy Beliy 所演出的檢察總長，對話時表情不動如山，更令人不寒而慄，可謂片中最精采的表演之一。
然而，不少看到這段劇情的觀眾，應該可以馬上推斷：科涅夫的旅程終將失敗。
維辛斯基是實際存在歷史當中的人物，也是蘇聯重要的領導階層。在大清洗期間，他領導檢察機關配合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運作，協助整肅了許多異議人士或無辜的知識分子。換言之，若是對蘇聯歷史有基本認識的觀眾，看到這位角色出場，大概就已得知「大事不妙」。
事實上，第一幕的看守所典獄長，早就問過科涅夫：「知不知道你的前任後來去了哪裡？」還意有所指地提醒：「有些傳染病是肥皂洗不掉的」，通通都在預示危險的到來。電影不到一半，典獄長甚至早就打電話給遠方的某人，告訴他「他（科涅夫）很快就會去找你」，顯示一切都在國家機器的掌控之下，也預示了第三幕的發展──這是一場註定要失敗的旅程。
明明定會失敗，卻令觀眾揪心，箇中精妙就在於前文提及的影像語言：導演要我們與科涅夫「共感」。我們就像是第一幕監獄外，那些若有所思、圍觀科涅夫的群眾，彷彿在為他的勇敢正直而憂心。從戲裡到戲外，局外人看得比局內人還清楚。
《大檢察官》以古諷今，對當代有何意義？
《大檢察官》用形式美學、視覺語言來表現共產黨的體制，並以長鏡頭再現無盡的等待，無非是要體現官僚制度下殘存的良知，以及角色獨力難以回天之感。或許，良知本來就不可能在獨裁官僚中生存，這也是為何科涅夫在莫斯科的大樓裡如此格格不入。
這樣的主題，肯定會讓台灣觀眾產生共鳴，能夠同感正直的小卒，如何在暴政之下被折磨、定罪。極權政府的伎倆總是大同小異，用祕密警察控制社會，用國家機器壓垮奮力抵抗的人民。
從坎城影展到台灣上映，兩度看過《大檢察官》之後，我的心得還是那句：人類以史為鏡，偏偏歷史總是重演。
本片由烏克蘭導演執導，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火尚未平息的此刻，顯得格外沉重──片中時不時提及烏克蘭民族運動如何被打壓，也呈現烏克蘭人對蘇聯時期的記憶是多麼地不堪回首。
更重要的是，身處 2026 年的我們，看向普丁領導下的俄羅斯，跟 1937 年相比有多少不同、又有多少雷同？從權力高度集中、異議人士「被失蹤」，到強人政治、管控言論，這些仍是此刻俄羅斯的現況。
「誠實的專家被無知的騙子取代了」，這是片中意有所指、意味深遠的台詞。導演瑟蓋洛茲尼察提醒著我們：在近 90 年後的現代，透過官僚打壓任何「清醒」的人，仍在世界上持續發生。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孫雅為
